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97年吳巖與第一次太空行走的航天員列昂諾夫一起主持科幻會議

1983年吳巖和葉永烈在一起

吳巖在芝加哥世界科幻大會波爾紀念會上

北京時間2020年6月30日，美國科幻研究協會（SFRA，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授予吳巖托馬斯·D·克拉里森獎（The Thomas D.Clareson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Service）。為此我們邀請姜振宇博士就相關問題對話了獲獎者。

視科幻為終生事業

姜振宇：首先祝賀您獲得托馬斯·D·克拉里森獎。這個獎項已經頒發了20多年，獲獎的都是在科幻研究領域擁有世界聲譽的研究者。最近幾年中國科幻好像正在獲得世界的關注，劉慈欣、郝景芳，然后是您。能跟我們分享一下您現在的心情嗎？這次獲獎的具體背景情況是怎樣的？

吳 巖：中國科幻確實正在引起世界的關注，這個過程是從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的，那時候葉永烈、吳定柏、郭建中等就開始做這方面的工作。但我一直以為這種趨勢發生在創作方面，與理論研究沒有關系。所以，得獎是一個意外。其實，我并不覺得這個獎勵應該給我。在中國，有太多從事科幻研究的人應該得獎。例如，葉永烈老師不但最先嚴肅地闡釋了科幻文學的特性，還發掘了中國科幻史中多數重要的資料。在外國科幻研究方面，除了剛才那些人，王逢振和孟慶樞等都應該提到，他們的研究讓我們熟悉了國外科幻作品的秉性。此外，許多天才的作家也對科幻文學給出過獨到的見解，童恩正、鄭文光、劉慈欣、王晉康、陳楸帆，他們對科幻的論述都非常精湛，我覺得他們才是應該獲獎的人。

姜振宇：在國內科幻界，在40多年時間里一直保持活躍并擁有較大影響、參與推動各種事件的科幻人物并不多。您從最初評論、創作開始，到后來涉及理論研究、組織教學、參與活動等各個方面，可以說是真正以科幻，特別是科幻理論為終生事業了。最初您是如何進入這個領域的？又是如何堅持下來的？

吳 巖：我是個科幻愛好者，從小喜歡讀，然后開始寫。1978年，陰錯陽差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關于葉永烈老師的書評，第一次走進文壇。然后就是寫科學小品和科幻小說。那時候只是中學生，所有的東西都只是愛好。但1980年中國科普作家協會科學文藝專業委員會和少兒專業委員會的年會邀請我參加他們在哈爾濱的研討會，我受到了鼓舞。在那時候就提交了一篇學術論文，是給科幻分類的。你也知道，科幻這種文類，100個人讀了之后99人都會好奇地想發現它的奧秘。這就是為什么說科幻是認知性的讀物，它不但啟發思考作品的內容，還會思考形式本身。每一個科幻迷都是科幻研究者。但是我還缺乏學術訓練。而且，我并不是想要成為科幻研究者的，是時代發生的各種問題，把我推到了這個方向。這其中有科幻在中國的起伏，有教育教學的需求，有好友的不斷慫恿和推薦，最后就拐來拐去走上了這個道路。

研究科幻的跨學科方法

姜振宇：您的學術背景非常豐富，處在多種學科交叉當中，這種狀況是如何發生的？對您的科幻理論研究有什么影響？

吳 巖：我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系，畢業之后分配到師大教育管理學院講授組織行為學。這兩個單位給我的影響非常深。上世紀80年代中國心理學百廢待興，張厚粲教授從美國回來后當上了系主任，提出中國心理學不要再追蘇聯追美國，而是要“迎頭”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她不但這么說，也這么做。在那個年代，用這樣的戰略面對學科的發展，無疑是超前太多了。我想當時所有在心理學系學習的學生，都無形中感受到這種影響。張老師身體力行，馬上開設了認知心理學、心理測量學等課程，還邀請了徐聯倉和凌文銓兩位在組織行為學領域占據領頭地位的學者來開管理心理學。同樣也是剛從國外回來的彭聃齡教授，革新了過去以哲學思辨為基礎的普通心理學教學，開始把腦科學、認知科學的思想注入其中。這些站在國際學術前沿的扎扎實實訓練，加上研討會等有意思的形式，讓我們受益匪淺。我明白了迎頭趕上不是完全另起爐灶，而是應該站在頂峰繼續攀登。

如果說心理學系給我發現世界的方法和框架，那么進入教育管理學院讓我有機會去自由探索世界。我們的學院當時是新建的，教師來自四面八方，大家都不是一個學科的人，有自由可以放開做。我感謝教育管理學院給我的這個自由。例如，當我1991年要開設科幻課的時候，院里的邸明杰書記不但不反對，還幫我印刷了教學參考資料。領導親自協助下屬“不務正業”，這事情讓我終生難忘。也是在管理學院期間，我有機會去美國訪問和講學，發現知識管理和戰略管理等許多東西都很適合我們的學科，于是回國后我就設計并親自拿下了北京教育科學規劃兩個知識管理課題。

多年以來，心理學和知識管理學形成了我研究各種問題的主要框架。這是個奇怪的事情，科幻應該是文學，但我的方法常常是非文學的。這點我一直拿不準，所以我一直不太敢參加文學方面的會議。我是個連字都認不全的人，對文學理論更是門外漢。倒是文學院的王富仁教授和王泉根教授總是鼓勵我說，你就這么做，文學研究需要創新，再說科幻本身也需要與之適應的方法。

夯實中國科幻的“基建”

姜振宇：這些年您的成果非常豐碩，既有評論也有理論，還組織了許多大部頭的譯著。在您走上學術道路之后，在哪些方向用力最多？獲得了哪些成就呢？

吳 巖：我不覺得有什么成就。這些年的研究多數是跟著國內科幻發展需求走的。80年代我主要研究科幻作為一個文類怎么能在中國生存，主要從知識構成上證明科幻小說的主要功能不是知識普及，隨后我就著意將想象力和創新能力移至文類功能的主位。我寫過《兒童科幻小說的功能》《文化傳統與科幻小說繁榮》等文章，都只是在相關會議上進行了宣讀。90年代，我主要從事科幻教學，系統化地整理了中西科幻史，寫了《西方科幻發展的四個階段》和對中國科幻發展的一些看法。到新世紀，我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嘗試用心理學方法來做文學研究。例如，探測中國讀者心中對科幻的內隱概念模式。此后，隨著中國科幻的蓬勃發展，我的工作分化成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是概念的繼續提純，例如，我寫了《中國科幻小說中的時間表象》和《論中國科幻小說中的想象》；另一個方向是跟當前的文化和產業發展融合的綜合考量，例如寫了《科幻與民族自主創新》《對中國特色科幻事業的一些思考》等。所有這些工作，多數有著很強的現實需求。在這個過程中我嘗試申報國家社科基金，后來成功了。我一共做了兩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后一個是重點項目。圍繞這些基金項目，我編輯過至少四套科幻理論叢書，如果說這些工作對夯實中國科幻研究的地基做了一些努力，我就已經很高興了。

姜振宇：這當中其實涉及很多非常根源性的問題，比如科幻究竟是什么，有什么用之類。很多時候這些近似本質性的話題，促使我們進行深層次思考，甚至有時也是走向學術、走向理論探索的一個強烈的推動力。但是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學術脈絡當中，科幻理論對同樣的問題常常有非常不同的解釋。

吳 巖：是的，我的大約三分之一的文章是跟“科幻這種文類到底是什么”相關的。在國內過去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里，通行的說法都是，科幻是關于未來科技的展望，它是普及科學知識的一種形式。科幻具有思想性、科學性、文學性和教育性。至少在1980年之前人們這么認為。即便爭論，也是說到底應該展望好的方面還是壞的方面。當1980年童恩正把這種文類的核心當成人生觀構建而不是科學普及之后，整個科幻界為之一震，作家們發現多年來束縛他們創作的桎梏被打破了。作為一種文學，預測和知識科普只是附加功能而已，科幻的強項在于發現完全不同的世界觀和生存方法。這樣的觀念革新也導致了保守的反彈。爭論加上各種無法言說的因素引發的政策傾斜，使本來繁榮的科幻事業進入低谷。在這樣的時期，似乎有一種責任感告訴我必須去解決科幻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我們開始從各種渠道尋找海外是怎么看這個問題的。這時候一篇達科·蘇恩文的文章進入我的眼簾，原來西方文學理論界已經對科幻做出了認知和疏離的闡釋。我詳細分析這些文章，發現它穩固地來源于文學傳統，是經過辨析獲得的新的共識。我很受鼓舞，畢竟國外有人已經在這個領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工作。當然，國外的觀念需要理解和消化，許多東西硬搬到中國不一定管用。比如烏托邦和反烏托邦，最近被用來形容中國作品挺多，我就覺得還是有差距。中國文化中不是沒有烏托邦思想，但不夠典型，常常在烏托邦中總是包含著一定的虛無甚至反烏托邦，而反烏托邦中又總是包含著一定的希冀。80年代被譽為中國第一個烏托邦科幻小說《訪問失蹤者》和近期韓松的一系列作品都是這樣。我覺得這種現象的文化根源可能跟道家固有的“反者道之動”觀念體系是有一定關系的。因此，更深入地面對本土文化是我近年來工作的一個重點。中國文化還有一個特點是崇尚動態而不是靜態，所以定義科幻也應該從簡單走向復雜，靜態走向動態，這就是我提出科幻是科學和未來雙重入侵現實的敘事文本概念的原因。科學和未來是現代性中兩個共軛的也是極端重要的元素，這些元素給每一個社會都會造成影響。講述這些觀念過程沖突與融合的邊界故事，就是科幻小說的核心。不同國家或文化，這些入侵過程并不相同，一個國家在不同時期差異也很大，這就導致科幻敘事經久不衰。

堅守本土色彩的研究

姜振宇：在您這里，從最開始對許多文學現象、作家觀念、理論立場的介紹，到后來對這些普遍的關于本質、根源的問題進行學理性的探索，其實有一個轉變的過程。我記得您常常說，科幻研究的目的不在科幻，而是要將這個領域中獲得的規律轉移到更廣泛的場域之中。

吳 巖：是的。從事科幻研究如果僅僅就盯住這么個小領域，那局限性就太大了。我覺得任何一個工作，都必須要從更高層次提取意義。只有在博大的照看之下才能精深。也只有精深之后，才能發現小中的大。有關科幻的特質問題的探索過程，就是這種從概念形成的認知模式、從現代性的大問題入手，從本土作品中細微的差異中歸納。一旦這么做了，就會看到其自身獨特的地方。舉個例子，蘇恩文提出的陌生化與認知性，考慮到中國文化中科學是晚近才出現的這一點，就能發現科學這種認知元素同時包含著陌生化，即對中國人來講，科學的內容、方法、精神內涵都是陌生化形成的重要條件，認知與陌生的關系，在中國科幻小說中跟在西方科幻小說中是以不同方式存在的。

姜振宇：從您的實際研究來看，您采取的方法其實很有個人風格和本土特征。像您的《科幻文學論綱》，有一種一般科幻文學理論里比較少見的、非常強烈的生命力在里頭。總體上看，大致上是一種自下而上，從作品、事件和文獻出發的狀態，特別是應用既有理論的時候，擁有一種本土化氣息。

吳 巖：這可能跟我多年從事管理學教學有關。管理學是實踐科學，我們不得不更多考察實際發生的情況而不是根據某個大框架去應對現實。久而久之，我發現從已經發生的事件、從已經創作的文本、從已經走過的道路中提取模式，更具有恰切性，也更具有創新性。這種做法被我轉移到科幻文學研究中覺得也大致適用。但我還是強調，多從各種國外的資源中吸取營養是必要的。多考慮當前學科的整體發展趨勢也是必須的。我的《科幻文學論綱》前后寫了三稿，怎么寫都不滿意，覺得老生常談，人云亦云。后來是飛氘給我一本書啟發了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基本的框架，那本書是站在權力的角度談文學的。我躲開了微觀和宏觀兩個被探索太多的立論空間，更多把注意力聚焦在中觀（或介觀）?！犊苹梦膶W論綱》對我來講是又寫了一個博士論文。

姜振宇：您是中國第一個科幻本科通識課、碩士和博士招生方向的創立者，對學生的要求，也非常強調實際歷史情況和文獻參考，包括各種第一手資料的搜集整理，還有對創作過程、事件現場的多角度訪談等等。作為科幻理論，感覺我們對其中想象的、假設的因素，甚至包括一些作家觀念、個人陳述的解讀和推演，往往是抱有一個謹慎乃至警惕的狀態。

吳 巖：是的。我重視歷史，但這個歷史資源的獲得應該是多維互證的?，F在太多的論文簡單地羅列某個時段一些人的說法，認為這個可以佐證某種觀點是普遍事實，其實，如果他沉浸到那個時段，細致地追尋每一個人的立場及其發展，就知道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意義上說自己的話，這些話語背后的企圖常常是相互對抗的，但表面看是內容類似的。對這種不管歷史過程的“一鍋端”，我持謹慎態度。口述史就更是如此。太多人的口述史就是他自己的一面之詞，就像為吸引眼球或誤導觀眾而編輯的視頻，被巧妙地剪去了前面或者后面，我不是說這是故意的。有可能是潛意識的結果，我自己都常常發現有的回憶無端就是錯的。更別提為了某種目的，想要在你的腦子里植入他的想法的片段了。

中國科幻的前沿議題

姜振宇：從您到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學人文學院算起，已經有一段時間。感覺最近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社會服務，都發生了一些變化，似乎更加能夠落地，所影響的領域也不止是之前的學術界了。

吳 巖：2017年，我受陳躍紅教授邀請加盟南方科技大學人文科學中心，同年在這個中心下建立科學與人類想象力研究中心，集中科學家、科幻作家、藝術家、文學批評者等共同研究想象力的本源、人類社會和科技的未來，同時研發科幻作品。我當前最關注的是三個方面的科幻研究。第一個方向是世界科幻革新環境下中國科幻創作和產業化發展。2017年國家開始主導中國科幻大會。我們幾乎在每年的中國科幻大會上都會做一個《年度科幻產業發展報告》，通過數據評估產業發展的狀況。由于各地對科幻產業的發展需求逐漸旺盛，我們也在考慮怎么更新人們對這個產業的基本概念的問題。

我關心的第二個問題，是科幻從文學到影視媒體的轉化。雖然疫情讓一切都耽擱了，但大趨勢沒有變化。我們在這方面已經開設了課程。遺憾的是我主持翻譯了一套科幻電影理論叢書，但受到當前各種原因的影響，似乎已經沒有機會完整地跟讀者見面了。許多從事科幻電影方面的工作者本來是眼巴巴地盼望這個系列繼續出版的。

我的第三個研究方向是科幻教育。如果說我前期用了大量時間研究科幻文學的文學品性，那么近期我主要集中力量做的事情就是普及科幻文學，繼續辦好高校科幻課程，并在此基礎上把它延伸到中學和小學。我們的高校教材《科幻文學教程》《20世紀中國科幻小說史》《20世紀中國科幻小說史料精選》會在年內出版。我們給中小學編寫的《科學幻想：青少年想象力與科學創新培養教程》已經在發行。

姜振宇：在2015年前后，科幻產業這個概念從實踐和理論的角度都被提出來之后，到今天已經在政府、市場和學術界都獲得了比較高的認可與關注。從行業觀察的角度來看，我們的科幻產業發展得如何？哪些問題和矛盾是最突出、最亟待解決的？

吳 巖：科幻產業形式當前還相對單一，僅僅作為一種內容機構，服務于文化產業發展。但科幻文學終究只是一個體裁，產業盤子大小已經確定。這樣的一個狀況，即便說現在還沒有成長壯大，未來也有上限。近期，面對國際科幻事業的發展，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新的發展科幻產業的方式。最近孫佳山在一篇文章中談到好萊塢跟硅谷的聯姻導致科幻的泛化，以及吳福仲、張錚和林天強發表的關于“未來定義權”的觀點，我都很認可?？苹卯a業應該不僅僅是故事內容的創造性機構。如果用科幻的概念掃描產業大盤，我們還能看到一系列跟科幻精神一脈相承的強烈趨近未來的高科技產品制造型機構。我覺得埃隆·馬斯克的特斯拉就是典型的產品型的科幻產業，馬斯克常常采用科幻的方式創造產品和提供服務，他的自傳《到火星退休》等都是他科幻運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國內，類似的有華大基因、華為等企業。從這些案例，我們可以定義另一種類型的科幻產業，這些產業機構帶有高未來定義權，能用產品和服務更直接地導致科學和未來對現實的侵入，能更強烈地改變現實。我知道一些科幻作家正被吸納到這些公司的創意創新活動之中，更有科幻作家直接擔當這些科幻創意公司的創意高管。像虛擬現實方面就有陳楸帆、覃政等科幻作家直接參與。

姜振宇：在您的影響下，我重點研究的是“科幻現實主義”，這個方向在中國歷史悠久，在當下也還有影響。但與此同時，我注意到，前幾年您提出了“科幻未來主義”。以往人們對未來主義的看法都有點負面，這可能是受到意大利和前蘇聯未來主義命運的影響。

吳 巖：我的這個提法，是“未來事務管理局”成立的時候邀請我去做報告時產生的。在報告中我提出，今天的科幻已經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作家要磨礪自己的敏銳感受，要回到科學與未來入侵現實的交合點。我并不贊同科幻創新只有一個方向，就是縮在現實主義的單一外殼中，相反要能突破出來，放眼更大的世界和更遠的未來。這個觀點跟意大利和前蘇聯未來主義沒有關系。

姜振宇：您自己也在寫這樣的作品？

吳 巖：因為理論研究，我多年沒有怎么從事創作。但今年確實要出一本回憶錄式的科幻小說，題目是《中國軌道號》。這本書是我的一個錯置了的童年回憶，書的氣氛有點懷舊，但我的那個“舊”是面對未來的。我出生于上世紀60年代，是在各種建構主義思潮之下成長起來的那一代。我們這一代人要想成為徹頭徹尾的悲觀主義者，是很難的，劉慈欣就是一個例子。

美國科幻研究協會（SFRA，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是世界上成立最早、也是世界知名的科幻研究機構。該協會于1970年在美國注冊成立，成員包括了專門或者愛好從事科幻研究的教師、編輯、作家、出版人、學生。SFRA致力于組織科幻研究者和推動科幻領域的學術發展，協會會員覆蓋范圍包含文學、電影、游戲等門類。協會每年組織一次學術討論年會，并通過組織項目、出版刊物、頒發獎勵、評價作品等推動科幻學術和教學的繁榮。SFRA以季度為單位編輯出版《科幻研究協會評論（SFRA Review）》學術期刊，全年共4冊，發表來自于全球各地學者的學術論文及科幻評論。 SFRA每年針對不同定位的學術工作者頒發不同獎項，有代表性的獎項有三個。最重要的是先鋒獎（Pioneer Award，近期改為“SFRA創新研究獎”），旨在獎勵每一年最杰出的創新性科幻研究；第二個獎項是朝圣獎（Pilgrim Award），幾年前更名為“SFRA科幻學者終生成就獎”，用以獎勵對科幻研究事業做出重大杰出貢獻的研究者；第三個獎項是托馬斯·D·克拉里森獎（Thomas D. Clareson Award），主要嘉獎每一年度在科幻教學、編輯、出版領域做出杰出貢獻的個人。2020年獲得該獎項的是中國科幻研究學者吳巖。 （丙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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