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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火》的多個版本，中國現代文學館巴金藏書文庫藏。作者供圖

1938年深冬，桂林城在日寇的狂轟濫炸下化作一片火海。巴金站在月牙山上，這位以筆為劍的戰士目光穿透“半個天空的黑煙”，凝視著這座正在被烈焰吞噬的城市。火光映照著他堅毅的面龐，也照亮了他手中那疊輾轉萬里、沾滿硝煙氣息的稿紙。他深吸一口氣，再次俯身，繼續書寫那部在戰火中孕育、在流離中成長的長篇小說《火》。

跨越五年輾轉萬里，在炮火與流離中誕生

巴金創作《火》的過程，堪稱一部在鐵與血中寫就的抗戰文學創作史。1938年5月，廣州城上空敵機盤旋，爆炸聲此起彼伏。巴金就在這“幾乎每天都有空襲”的恐怖氛圍中，于轟炸的間隙，在臨時棲身的陋室里，寫下了小說的前三章。

每一次凄厲的警報響起，他不得不中斷思緒，匆匆收拾稿紙，躲進陰暗潮濕的防空洞。洞外是震耳欲聾的爆炸和房屋倒塌的聲音，洞內是搖曳的燭光和作家緊鎖的眉頭。這種在死亡威脅下搶寫篇章的堅韌，正是中國知識分子以文化抗戰、以筆為槍的生動縮影。

4個月后，當巴金從戰火紛飛的漢口冒險返回廣州，準備續寫第四章時，戰局已急轉直下。日軍從大亞灣登陸，兵鋒直指廣州。城市危在旦夕，巴金被迫再次踏上流亡之路。他懷揣著未完成的手稿，如同保護著珍貴的火種，在混亂中撤離。

同年12月，他抵達桂林。然而，安寧只是短暫的假象。12月24日，桂林遭遇了慘烈的第四次大轟炸。那晚，巴金站在高處，目睹了全城陷入火海的煉獄景象，“黑煙中閃動著紅光，紅的風，紅的巨舌”，吞噬著房屋、街道和無數無辜的生命。空氣中彌漫著焦糊的氣味，哭喊聲、爆炸聲交織。就是在這樣令人窒息的環境中，在搖曳不定的燭光下，巴金強抑著悲憤與恐懼，再次提筆，讓筆下的人物在虛構的世界里繼續戰斗。這種直面慘淡、于絕望中堅守希望的精神，正是《火》這部作品最深沉的力量源泉之一。

1940年7月，巴金輾轉至已成為“孤島”的上海。租界的相對寧靜并未帶來真正的創作自由。日偽勢力的滲透、無處不在的監視和搜查，像無形的枷鎖。他只能在租界的夾縫中，在高度警惕的狀態下，艱難地繼續《火》的創作。環境的壓抑和內心的焦灼，使得寫作時斷時續。

最終，為了尋求一個相對安全穩定的環境完成這部心血之作，他再次啟程，遠赴昆明。直到1943年，《火》的第三部才在西南聯大所在的昆明最終定稿。這部跨越5個年頭、輾轉萬里、在炮火與流離中誕生的作品，其創作本身就是一場與時間賽跑、與死神角力的生命接力。

一幅波瀾壯闊的全民抗戰文學畫卷

“讓它燒吧，中國人是燒不盡的，中國人的心是燒不死的！”《火》第一部中，青年知識分子面對上海閘北漫天大火時發出的這句怒吼，如同一聲驚雷，貫穿了整個三部曲。巴金通過3條相互交織又各具特色的敘事線索，構建起一幅波瀾壯闊的全民抗戰文學畫卷。

第一部《火》，聚焦淞滬會戰至上海淪陷這段血與火的歲月。故事的主角是一群原本生活在安逸環境中的知識青年，如馮文淑、朱素貞、劉波等。戰爭瞬間摧毀了他們原有的生活軌跡，將他們拋入殘酷的現實。他們自發地組織起來，投身于傷兵醫院的救治工作，在血肉模糊的戰場上學習包扎與安慰；他們深入難民收容所，面對流離失所、饑寒交迫的同胞，竭盡全力提供幫助。

正是在這些具體的、充滿血淚的救亡實踐中，他們完成了從懵懂青年到抗戰戰士的覺醒與蛻變。馮文淑毅然放棄相對安穩的生活，決心投身更前線的戰地服務，她激昂地宣告：“我知道在這個大時代中，我們不應該看重個人的情感，我們要參加民族解放的神圣戰爭！”這代表了整整一代青年在國難當頭時的共同選擇。

第二部《馮文淑》，將鏡頭拉向廣袤的內地戰場。馮文淑等人加入戰地工作團，深入大別山區。這里的抗戰圖景與都市截然不同。他們面對的不僅是日寇的威脅，還有閉塞的環境、落后的觀念以及動員民眾的艱巨任務。小說生動描繪了他們如何克服困難，通過演講、演出、識字班等形式，點燃普通農民心中的愛國熱情。這一部分展現了抗戰的群眾基礎，強調了人民戰爭的偉力。

第三部《田惠世》，則將視野轉向相對穩定卻又暗流涌動的昆明大后方。故事圍繞基督徒知識分子田惠世展開。他秉持著博愛與和平的信念，在戰火紛飛中獨力創辦并苦苦支撐著《北辰》雜志，試圖在混亂中發出理性的聲音，守護文化的火種。與此同時，第一部中的主要人物如劉波、朱素貞等也匯聚于此，繼續著他們的抗爭與思考。這一部著重探討了在持久戰中，不同信仰在民族救亡大背景下的碰撞、融合，以及知識分子在文化戰線上的堅守與困境。它揭示了抗戰不僅是軍事的較量，更是精神與文化的持久戰。

巴金筆下的人物，絕非簡單的符號，而是承載著豐富民族精神的鮮活載體。在這些角色身上，躍動著巴金對“火中鳳凰”這一意象最深刻的詮釋，中華民族的個體生命，在戰火的殘酷淬煉中，經歷著毀滅與痛苦，但他們的精神卻在犧牲與抗爭中升華，如同浴火重生的鳳凰，展現出一種不可摧毀、愈挫愈勇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正是民族得以延續、最終勝利的根本保證。

“中國人的心是燒不死的”

巴金對《火》的定位非常明確，他直言這是一本“宣傳的書”。在1940年為《烽火》雜志撰寫的卷頭語中，他的聲音無比堅定，如同戰鼓：“我們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毀的。”這不僅是一句口號，更是通過《火》中無數人物命運和抗爭故事所傳遞的核心信念。這些薄薄的紙頁，承載著千鈞的重量，穿越封鎖線，傳遞到前線將士、后方民眾、流亡學生的手中，將一個個孤立的個體生命與整個民族的命運緊緊相連，在精神層面構筑起一道炸不垮、摧不毀的鋼鐵長城。

穿越80余載的歲月烽煙，《火》這部誕生于民族危難之際的作品，其生命力并未因戰爭的結束而消逝。它如同那只在烈火中涅槃重生的鳳凰，其精神價值在歷史的淬煉中愈發璀璨奪目。

今天，當我們重讀《火》，蘇州河畔那句“中國人的心是燒不死的”吶喊，依然錚錚作響，穿越時空，激蕩人心。巴金以生命熔鑄的這部抗戰史詩，早已超越了他自謙的“宣傳之作”的范疇。它升華為一個民族在存亡絕續關頭的精神圖騰，一部以血與火寫就的民族心靈史。

《火》所燃燒的，不僅是一個時代的抗爭激情，更是穿越時空、燭照后世的不滅精神火焰。它永遠提醒著我們，民族之魂，歷劫不滅；信仰之光，生生不息。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