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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數讀者的心目中，朱自清是一位杰出的文學家，人們熟悉他，主要因為其散文《荷塘月色》《匆匆》《背影》等。倘若翻讀文集或全集，卻可知朱自清的散文，占的份額其實并不多，占了絕大多數的是書評、雜記、游記、有關語文教育及其他方面學術論文，這其中就包含了一冊珍貴的于抗戰中完成并出版的《經典常談》。

閱讀經典的意義

抗戰時期，民族處于危難時節。此刻，為何還提倡讀經典，意義何在？出版序言中，朱自清這樣說：“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這個說法很有力。一個時代，一個民族，即使在血戰之中，人們也需經典訓練。經典并不是讓人立即有用于打仗或賺錢的能力，而是通過文化意識獲得，開闊眼界，拓展精神。朱自清再加上一句：“再說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于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這話有分量。一個人說自己受過教育，那么，他對自己的文化經典，就“有接觸的義務。”這樣明晰又堅定的話，應該作為閱讀“經典”的經典解說詞。

那么，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古代經典，應該包括哪些內容呢？“本書所謂經典是廣義的用法，包括群經、先秦諸子、幾種史書、一些集部；要讀懂這些書，特別是經、子，得懂‘小學’，就是文字學，所以《說文解字》等書也是經典的一部分。”很明顯，這里的經典，相較于傳統理解范圍的數量，是減弱了不少，可閱讀工具的“小學”（文字學）《說文解字》，也添加入列了經典范疇。這又顯現了一種現代觀念的參與。

在朱自清的心目或眼中，我國古代經典，大致包含哪些內容？這部書中，他排列了這樣十三種類：說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書第三；詩經第四；三禮第五；春秋三傳第六；四書第七；戰國策第八；史記漢書第九；諸子第十；辭賦第十一；詩第十二；文第十三。這中間，有的是一部部書，譬如《說文解字》《詩經》《史記》《漢書》《戰國策》……有些是類別：諸子、辭賦、詩……這是范圍區分。可重要的，應該是解讀。解讀才能突顯經典意義，才能顯現著述者的現代眼光和文字能力。

朱自清在抗戰期間出版的部分著作。朱自清長期關注中學語文教育，與葉圣陶合作，撰寫、編選了多部關于語文教育與學習的論著。

將《說文解字》排在經典之首

朱自清所列的內容雖只有十三篇，可經典的形成、傳播以及在歷代發生的影響，都頗為繁復，厘清它們，絕不容易。我們的介紹，也只能選擇性地略加引述，期望人們有窺斑見豹的印象。比較特殊的，朱自清讓一部文字學著述《說文解字》進入經典行列，并把它排在第一。我們就來看看他是如何陳述這部著述的。在引出遠古倉頡造字傳說故事后，作者敘說了早期文字龐雜情形，后來秦始皇為了統一文字，讓李斯、趙高、胡毋等人作篇章加以集中；直到東漢“有個許慎，作了一部《說文解字》。”朱自清認為：“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字書。”具體而言：“現在我們要認識商周文字，探尋漢以來字體演變的軌跡，都得憑這部書。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義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義，以前叫“小學”，現在叫文字學。這部書為何能入選經典：“以前學問限于經典，所以說研究學問必須從小學入手；現在學問的范圍是廣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還得從文字學入手。”“《說文解字》是文字學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門徑。”文字學的意義價值，今天更加突顯，將《說文解字》納入經典，可見作者眼光到底不同，十分的現代先進。

記錄我國春秋時期歷史的著述，最主要的便是《春秋》一書。朱自清的說法是：“‘春秋’是古代記事史書的通稱。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舉行，所以記事的書用這個名字。”當時的書不易保存，只有魯國春秋保留下來，即《魯春秋》。后來《春秋》成了專名。這部書雖然久遠，可據朱自清講：“《春秋》可是一部信史，里面所記的魯國日食，有三十次和西方科學家所推算的相合，這絕不是偶然的。”筆者查詢資料可知，《春秋》一書，記載日食情況三十七次，采用今天的日食推算模型回推，可以匹配有三十三次。可見兩千五百年前古人天象觀測記錄的精確性。它確實堪稱“一部信史”。

我國歷史文字記載年代十分久遠，按朱自清說法：古代史官記事，有兩種“目的”：一是“征實”，二是“勸懲”。一方面留存真實歷史，再是通過歷史教訓，給后人指示好或不好，以便鼓勵（向好）或懲戒（不好）。這兩種目的，今天的歷史著述依然秉承。可《春秋》一書，記載太過“簡略”，需要詮釋，這就有了后來相傳為左丘明詮釋簡稱《左傳》的《左氏春秋》。對《左傳》的評價，朱自清說得非常有味：“杜預作《春秋序》，論到《左傳》，說‘其文緩，其旨遠’；‘緩’是委婉，‘遠’是含蓄。”有這兩點，《左傳》就“不但是好史筆，也是好文筆。”也就是說：《左傳》不僅是一部好的歷史著作，還是上佳的文學作品。

《左傳》本身就是史書，可要稱它文學，就得證明。朱自清認為：《左傳》的文學本領，表現在記述辭令和描寫戰爭上：“《左傳》所記當時君臣的話，從容委曲，意味深長。只是平心靜氣地說，緊要關頭卻不放松一步；真所謂恰到好處。”“戰爭是個復雜的程序。敘得頭頭是道，已經不易，敘得有聲有色，更難；這差不多全靠忙中有閑，透著優游不迫神兒，才成。這正是《左傳》著者所擅長的。”朱自清本人是杰出文學家，對文章中記敘、描摹，體會極深，所以解說《左傳》文學的成績，來得精確而得心應手，文字也真“透著優游不迫神兒”。

《史記》《漢書》并稱良史絕非偶然

《史記》《漢書》，人們常常并提。按朱自清說法，原因有兩個：一是它們是最早的有系統的歷史。再早的《尚書》《國語》《左傳》《戰國策》，或記言，或記事，都簡短散碎，而《史記》創了“紀傳體”，敘事自黃帝直到作者當朝，前后三千多年。《漢書》采用了《史記》體制，以漢代為斷，記漢高祖到王莽事，二百三十年。后來中國稱為“正史”的其他二十二史，都采用斷代成書方式。《史記》《漢書》“可以說是‘正史’的源頭。”二，歷史意義價值外，這兩部書都進了文學史，“成了文學的古典”。它們的寫作，充滿了文學的處理方式，尤其《史記》，塑造出一批鮮活的歷史群像。當然，社會環境的因素，在不同時期，人們欣賞它們的程度，還有差別：“大概東漢、魏、晉到唐，喜歡《漢書》的多，唐以后喜歡《史記》的多，而明清猶然。”“這是兩書文體各有所勝的緣故。”

司馬遷的身世，人們了解不少。朱自清對《史記》寫作情況陳述，也頗有識見。他認為司馬遷著述的重要，與他的志向有關：“司馬遷是竊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時代第一個保存文獻的人；司馬遷是秦火以后第一個保存文獻的人。他們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一樣。”《史記·自序》里，司馬遷引了董仲舒述孔子的話，朱自清用白話引出：“我有種種覺民救世的理想，憑空發議論，恐怕人不理會；不如借歷史上現成的事實來表現，可以深切著明些。”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司馬遷“竊比孔子”，志向極高遠。他在著名的《報任安書》中說他的書：“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史記》寫作，朱自清認為，有司馬遷自己的深切認知：“《史記》雖然竊比《春秋》，卻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書法，只據事實錄，使善惡自見。”對于這部巨著中作者參加的議論，朱自清報以同情的理解：“司馬遷自遭李陵之禍，更加努力著書。他覺得自己已經身廢名裂，要發抒意中的郁結，只有這一條路。”“天道的無常，世變的無常，引起了他的慨嘆；他悲天憫人，發為牢騷抑揚之辭。這增加了他的書的情韻。”“后世論文的人推尊《史記》，一個原因便在這里。”

司馬遷在著述中表現出的人生認知，遭到一些后來者的非議。《漢書》著述者班固父親班彪，認為司馬遷：“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論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說他太看重金錢，過分褒揚游俠。朱自清替司馬遷辯解：“至于《游俠》《貨殖》兩傳，確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時候有錢可以贖罪，他遭了李陵之禍，刑重家貧，不能自贖，所以才有‘羞貧窮’的話；他在窮窘之中，交游竟沒有一個抱不平來救他的，所以才有稱揚游俠的話。”歷史也是現實的體驗，是人生境遇的累積，這是接近歷史真實的正常方式。只是說些維護“大統”之類表面漂亮大話者，如何能潛入繁復歷史的幽密深處？

司馬遷終成為歷史巨子：“自出機杼，創立規模，以駕馭去取各種史料的，從《史記》起始。”行游萬里，涵納書海，以巨椽之筆：“貫穿經傳，整齊百家雜語，成一家言。”我們今天還不由得虔敬感念，司馬遷“靠了他的筆，古代許多主要人物的面形，至今還活現在紙上。”倘若要勉力比較兩部史書，也可以借到朱自清的簡括之筆：《史記》“文直而事核”，《漢書》“文贍而事詳”。司馬遷“感慨多，微情妙旨，時在文字蹊徑之外；《漢書》一覽無余，情詞俱盡。”但“組織的宏大，描寫的曲達，也同工異曲。二書并稱良史，絕不是偶然的。”

限于篇幅，朱自清這部講解古代的《經典常談》，只能簡括介紹于此。好在這幾個章節，已顯現了新文學家對經典的熟稔，也展示了當代學人對經典的最新判斷（寫作過程，除去閱讀最新文章著述，朱自清還借閱了當時西南聯大多位一流學者的稿本參考）；作者散文家的綿密又確當的筆致，使我們在領受經典精神的同時，又獲得優游水溪間的自在清亮閱讀美感。這樣的感受，對于較為難懂的經典，是不多的。這也是筆者敢于、樂于舉薦更多人打開《經典常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