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老舍曾經(jīng)說，北京文聯(lián)他最怕的是兩個人，一個是端木蕻良，另一個是汪曾祺。意思是，將來這兩個人的寫作，會有成就。這個說法出自汪曾祺的文章，我問過林斤瀾，他說是確實的。

20世紀50年代初，老舍主編《說說唱唱》月刊的時候，端木蕻良與汪曾祺都是編輯。老舍不久就感受到，這兩個晚輩都有內在的爆發(fā)力，前途不可限量。他們之間的關系，也是較為親近的。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在北京日報編副刊時，老舍已經(jīng)離世多年了。老編輯談起舊時北京文壇，不免生嘆，也由此知道了不少舊聞。我曾向端木蕻良和汪曾祺約過稿，從他們身上明顯感到不凡之氣。那時候的散文、隨筆能抵得上他們的，的確不多。

端木蕻良與汪曾祺都善寫短文，讀起來通透自如。他們的讀書筆記與人物素描頗為傳神，文章舉重若輕，余味繚繞。許多年間，副刊上的作品多就事論事，有時候也不免八股氣。而他們寫來的文字，平淡中有一種內美，也常有出人意料的妙筆。這在國內小品文中，稱得上上品。

老舍當年欣賞兩人，其實是從他們身上看到了自己沒有的東西，那就是京派傳統(tǒng)。而老舍屬于京味作家，他方言中的文氣也是兩人所無的。我們知道，京派傳統(tǒng)到了20世紀50年代已經(jīng)式微，知堂隱退到“苦雨齋”翻譯希臘經(jīng)典，廢名離開北京到了東北，沈從文則改行到文物單位了。端木蕻良早年畢業(yè)于南開中學和清華大學歷史系，知識背景與京派有所交織，汪曾祺在西南聯(lián)大時隨沈從文讀書，自然承襲了京派意緒。但兩人在20世紀50年代的寫作有意回避自己的趣味，他們知道，積習在新的時代里要有所改變的。

端木蕻良曾多次隨老舍調查北京風土，了解文物與各類文人群體。我想那過程中，彼此的交流也是有趣的。而汪曾祺在20世紀50年代每年去老舍家的聚會，所顯示的氣質，也是讓老舍不能忘記的。這些在一些回憶文字中，可以找到印證。

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端木蕻良與汪曾祺被抑制的審美趣味井噴般出來。前者從左翼精神轉入京派歷史趣味和詩文趣味，還保留著魯迅傳統(tǒng)的某些遺風。后者則跳出樣板戲寫作的框子，回歸到廢名、沈從文的某些路徑上。但他們的回歸京派趣味，已經(jīng)與民國語境大不相同，眼界不限于書齋中，辭章也多見彈性。這不僅沿襲了某些五四傳統(tǒng)，也在向古代辭章致意，文章學的意味也出現(xiàn)了。

汪曾祺對端木蕻良一向佩服，對他的評價高于對當時其他一些人。北京文聯(lián)的老作家中，老舍、趙樹理之外，端木蕻良的分量在他心里最重。有一次我去汪曾祺家里，談及香港一本文學雜志創(chuàng)辦多少周年的活動，國內許多作家都寫了祝賀文章，汪曾祺說，寫得最好的是端木蕻良，他自己的那篇還是過于普通了。

端木蕻良也是欣賞汪曾祺的。他看到汪氏那篇悼念沈從文的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認為所作的詩句“尤及回鄉(xiāng)聽楚聲”中的“尤及”二字很好，是深味其中味道的。那么說他們心有靈犀，也是對的。他們平時沒有什么交往，彼此只在心里惦記，可謂君子之交。端木蕻良去世后，汪曾祺寫了一篇悼念文章《哲人其萎——悼端木蕻良同志》，文中談到端木蕻良的學識：

他善寫舊體詩，由重慶到桂林后常與柳亞子、陳邇冬等人唱和。他的舊詩間有拗句，但俊逸瀟灑，每出專業(yè)詩人之上。他和蕭紅到香港后，曾兩個人合編了一種文學雜志，那上面發(fā)表了一些端木的舊體詩。我只記得一句：

落花無語對蕭紅

我覺得這頗似李商隱，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端木的字很清秀，宗法二王。他的文稿都很干凈。端木寫過戲曲劇本。他寫戲曲唱詞，是要唱著寫的。唱的不是京劇，卻是桂劇。端木能畫。和蕭紅在香港合編的雜志中有的小說插圖即是端木手筆。不知以何緣由，他和王夢白有很深的交情。我見過他一篇寫王夢白的文章，似傳記性的散文，又有小說的味道，是一篇好文章！王夢白在北京的畫家中是最為蕭疏淡雅的，結構重留白，用筆如流水行云，可惜死得太早了。一個人能對王夢白情有獨鐘，此人的藝術欣賞品味可知矣！

但新京派作家中，端木蕻良的影響一直不及汪曾祺，什么原因，值得思考。

我想，一點是端木蕻良在啃一個不好啃的饅頭，晚年研究紅學，走入神秘之境。寫《曹雪芹》這樣的書，難之又難。而汪曾祺則還在人間煙火里，于市井與野地中，生出蘇軾式的仙氣，與讀者的距離近。汪曾祺散文的神韻，是受到端木影響的，比如端木回憶人物的文章，善于從細節(jié)出發(fā)，在平淡處露出學識，汪曾祺對此頗為喜歡。我們看他談沈從文、金岳霖，也用了類似審美趣味。但端木的文章，還保留著時風里的某些概念，而汪曾祺沒有，完全是一清如水，顯得更為純粹。另外一點是端木與時代的對話性弱于汪曾祺，對于歷史遺跡的明與暗，缺少親歷性的回溯，與讀者在一些地方有些隔膜。像汪曾祺的《晚飯花集》《蒲橋集》這類經(jīng)典的集子是沒有的，所以，端木蕻良是身后寂寞，汪曾祺則熱度不減，名氣不亞于自己的老師沈從文了。

不過，他們兩人相似的地方很多。從回憶老舍的文章可以看到，兩人都喜歡老舍的趣味，端木蕻良在《憶老舍先生二三事》中有這樣的片段：

老舍先生除了酷愛張大千、齊白石的畫，也喜歡收藏。他特別喜歡收藏瓷器，不管官窯、民窯，不管什么朝代，只要制作精良、花色不凡，他都品玩，愛不釋手。趙樹理曾送他一只“酒桃瓶”，當時琉璃廠很多，不久就買不到了。我也送了一只雪花蘭瓶，老舍先生都很喜歡。

汪曾祺那篇《老舍先生》，這樣寫道：

老舍先生藏畫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齊白石的畫可謂“絕品”。壁上所掛的畫是時常更換的。掛的時間較久的，是白石老人應老舍點題而畫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過的“蛙聲十里出山泉”。“蛙聲”如何畫？白石老人只畫了一脈活潑的流泉，兩旁是烏黑的石崖，畫的下端畫了幾只搖擺的蝌蚪。畫剛剛裱起來時，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對白石老人的設想贊嘆不止。

有趣的是，汪曾祺后來寫小說，借鑒了老舍的京味，把老北京的審美帶了進來。而端木蕻良則尋覓更遠的東西，到曹雪芹的世界駐足，有些不食人間煙火。所以比較起來，汪曾祺還是塵世里的詩人。京派過去與京味是互不相干的，但汪曾祺把它們結合起來。端木蕻良沒有做這樣的實驗，他和茅盾交情深，喜歡作史詩，而汪曾祺對于宏大敘事是沒有興趣的，他是個安于尋常之態(tài)的人。

我曾經(jīng)梳理過他們對于魯迅的態(tài)度，發(fā)現(xiàn)視角是相近的。比如端木蕻良年輕時畫過一幅魯迅肖像，肖像沒有金剛怒目的樣子，很慈祥，像個可愛的父親。他后來談論魯迅，對于先生溫和的、暖意的東西更為關注，由此吸收不少的養(yǎng)分。汪曾祺談論魯迅，注意的是民俗意識、語言技巧和內在的學問。也從這些方面貼近先賢。由此可以看到，他們內心呼應的是魯迅最為本然的一面，面對的也是魯迅動人的部分。而他們的辭章里，是有幾分魯老夫子的溫情。

端木晚年住在和平門文聯(lián)家屬樓，汪曾祺則住在蒲黃榆新華社的一個塔樓里，后來搬至虎坊橋。這幾個地方我都去過。他們的家都普普通通，沒有特別的裝飾，也沒有看到多少藏書。與老舍故居比，氛圍頗為不同。這已經(jīng)是兩個時代了。而他們給后人留下的卻是同樣的東西，那就是思想的暖風。我有時想，北京這個地方，不同時代的文氣，是有所交集的，又每每有所不同。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乃古都風景錯落有致的內因之一，這些都耐人尋味。倘能細細打量，那是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