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現代文學學科史的編纂，毫無疑問應該以王瑤、李何林、唐弢等先生為起點和重心。特別是王瑤先生，他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奠定了學科的基礎和方向，改革開放后他主持創建了現代文學研究會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培養了一大批現代文學研究的杰出人才，對學科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如錢理群先生所說，王瑤先生是現代文學學科高聳入云、遮風擋雨的“大樹”。同樣，李何林、唐弢等人也是現代文學學科的巨擘，若撰寫學科史，這些發揮了支柱作用的大家、名家肯定無法繞過。不過，最近學習了王瑤先生的一些著述，發現對于學科的組織與運轉，王瑤先生極具全局意識，他提醒我們，每一個教育工作者所做的只是一小部分的具體工作：“但它像一部大機器中的螺絲釘一樣，不只同整體密切聯系，而且是同偉大的目標息息相關的。”[1]因此，學科史的撰寫不僅需要“眼光向上”，關注大家巨匠，也應該“眼光向下”，為普通學術工作者留一席之地。不得不說，王瑤先生是富于學科史的辯證眼光的。

由此，我想接著王瑤先生的思路，談談另一位王先生，也就是2023年剛剛去世的王景山先生。對王景山先生，許多師友可能并不熟悉。他是西南聯大外文系的學生，在李廣田先生的指導下從事進步文藝活動，隨后入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學研究所，為第一屆學員。1957年調入北京師院，建立了現代文學教研室。王先生早期主要從事教學工作，學術研究起步較晚，主要是從1970年代中后期開始，參與1981年版《魯迅全集》前期書信的注釋工作，隨后出版了《魯迅書信考釋》《魯迅五書心讀》等著作，主編了《臺港澳暨海外華文作家辭典》等工具書。

景山先生以99歲高齡去世之后，我作為教研室代表負責料理后事，發布訃告之后，準備接收唁電唁函，通過微信公號文章推送出去。誰知截止到遺體告別當天，也只收到一封唁電。當然，景山先生身后寂寞，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將許多精力投入了教學和學術普及工作，而門生弟子亦多從事基層語文教育。對于現代文學學科來說，這樣的工作可謂是隱形而沉潛的，但并非無足輕重。數年前，我去探望在恭和苑養老的景山先生，恰好遇到下樓接受記者采訪的嚴家炎先生。嚴先生看到輪椅上的王先生，遂上前親切握手，彼此問候，良久始別。回憶起這樣的場景，我忽然想到，若說學術成績，嚴先生當然要超過景山先生多多，兩人不能相提并論。但景山先生一生堅守在教學崗位，將學術界的研究及時消化吸收，傳授給基層師范院校的普通學生，對于學科知識的社會化、普及化、大眾化也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王瑤先生、嚴家炎先生等杰出學人的成果，離開景山先生這樣的基層一線教師，便不容易傳遞到課堂，不容易再流動到基礎語文教學中去。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就像心臟與毛細血管一樣，沒有毛細血管，是無法將學術氧氣輸送到學生個體那里去的。學科中誠然有紅花綠葉之分，有大樹小草之別，但只有紅花綠葉的配合作用，有大樹小草的協調共生，才能構成有效有機的學術再生產。在這里，研究與教學之間，提高與普及之間，顯與隱之間，學科領軍人物與基層教師之間，并非矛盾關系，并非互斥關系，而是辯證的互相支撐。

再舉一位王瑤先生所說的“學術螺絲釘”的例子吧。提到河南大學已故的趙明先生，相信大多數學界同行都會感到陌生。但正是這位趙明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和劉增杰教授等同事一道，接受了王瑤先生的安排，毅然承擔了《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文學運動史料》的編纂任務。這是一項拓荒性的學術工作，其繁難艱巨的程度可以想見。為此，趙明先生及同事東奔西走、勤搜文獻，歷時數年，終于編成三大冊近百萬字的資料，迄今為止，仍是研究延安文藝、解放區文藝不可繞過的重要文獻。

趙先生還著有一本《魯迅思想發展論略》，舍此以外，并沒有太多引人矚目的研究著述，和王景山先生相似，他對學科的貢獻主要也是在日常教學上。趙先生對待教學工作，態度極為嚴謹，正如其親炙弟子解志熙所說，趙先生一絲不茍的認真作風：“也深刻地影響了包括我在內的同學諸子的學術態度，真可謂一生受用。即我自己，此后為學作文，撇開觀點的孬好不論，至少在為文的文獻根據上是否可靠、文字的表達上是否文從字妥，從此不敢再馬虎，如果發現錯誤，也一定及時改正聲明，絕不會文過飾非。這些都是拜趙先生的示范和教誨，所以至今銘感難忘。”[2]可以看到，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授業解惑，趙明先生都秉承著淡泊明志、嚴肅不茍、誠樸謹持的工作態度，牢牢扎根于自己的崗位。這對于地方高校的學科傳承和發展來說是極可寶貴的精神財富，但又由于是精神性而非物質性的財富，所以又是隱而不彰，缺乏能見度的。

還有一些“無名英雄”，不在學院，而是在出版、文物等部門任職，但對現代文學學科仍然有重要貢獻。如陳平原教授曾提及的李福田先生，他是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資深編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促成了很多現代文學研究重要著作的問世，如林非的《魯迅小說論稿》、張恩和的《魯迅舊詩集解》、鮑昌、邱文治的《魯迅年譜》、王得后的《〈兩地書〉研究》等。同時，他還是《魯迅研究資料》第四輯——第十八輯的責編（前三輯由文物出版社內部發行），也是薛綏之主編的《魯迅生平史料匯編》1-5輯的責編。在他的促成下，天津人民出版社還出版了一系列瞿秋白研究的著作。王瑤先生去世后不久，正是由于李福田先生的仗義相助，《王瑤先生紀念集》才得以順利出版[3]。因此，李福田先生本人雖然并不以學術著述聞世，但對魯迅研究史、現代文學學科史而言，無論如何都是應該記上一筆的“幕后英雄”。

王瑤先生既是著名學者，又具有豐富的基層教學和學術組織經驗，假設他來撰寫學科史，應該不會忽略這些默默無聞的“學術螺絲釘”與“學科毛細血管”。但今天的學術回顧和學科總結，卻常常遺忘了這些普通學術工作者。個中原因，我以為有三：其一，由于種種原因，這些學人的職業生涯往往是以教學為主，他們對學科的貢獻多在教書育人、精神傳承，難以以物質的、有形的形態呈現出來，時過境遷，也就容易被忽視淡忘。其二，一部分學者往往從事非常具體的、基礎性、輔助性的學術工作，如文獻史料整理。或者是在出版、文博等學術支持部門工作，扮演幕后推手的角色。其三，從地域、學校來說，往往身處邊緣、角落位置，不易得到學界的關注。

由此，回到王瑤先生，便不得不欽佩他博大寬厚的學科史視野。現代文學學科出現在建國后，是1950年教育部課程改革后，現代文學史才作為必修課出現，這個學科的發展和教學是分不開的。早在1980年代，王瑤先生就從學科史的高度，強調了學術普及工作的重要性，提出：“我們研究工作的最終目的，是要把現代文學作品當作全民族的精神財富，努力使現代文學作品為人民群眾、首先是青年一代所掌握和接受……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普及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4]在王瑤先生看來，教學工作是普及的重要途徑，對于課堂講授、編撰教材等普通教學工作，“不但不可忽視，而且不能掉以輕心；要真正做好，也是必須認真下一番苦功夫的。”[5]另一方面，作為現代人文知識體系之一種的現代文學學科的發展成熟，既需要個體的創造性研究，也離不開基礎性、輔助性、事務性的學術支援工作，而后者由于隱于聚光燈外，更易被忽略。事實上，從書齋研究到課堂教學，從文獻整理、學術組織到出版發行，學科更像一個分工合作、配合運轉、各司其職的多層系統，或者說是一個有機的“學科共同體”，其中既有決定性能、制定方向的核心，也有承載日常性工作的基礎零件，既有目光高遠、開疆拓土、引領方向的學科建立者、領導者，也有以承擔教學和學術普及為主的一線教師，以及從事學術支援工作的普通學術工作者。今天的現代文學學科史，更應該追求一種建立在新的“學科共同體”意識之上的，既能凸顯路標式人物、亦能照亮平凡“鋪路石”的，更為整全、開闊的學科史視野。

那么，如何獲得這樣整全的學科史視野？我以為不妨做以下嘗試：

其一，嘗試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歷史觀的結合。學科史與學術史有密切親緣，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兩者有一些相似之處，如在結構上往往呈現為一個由“一流學者”和“二流學者”構成的時間序列和等級秩序，在形態上呈現為由學科精英和經典構成的“新經典話語系統”[6]。但這種歷史敘述的狹隘與偏頗已經不言自明，如果可以將學科史也視為一個“層累”的歷史，那么就很有必要將“精英視角”與“一般視角”加以結合，將傳播、接受更多納入敘述視野，對“小人物”的歷史作用有更公正客觀的認知。王德威曾提出，在文學史中，不論人物偉大還是渺小，都站在時間的節點里，站在平等的位置上，歷史和時間的流動對所有人是公平的[7]。在學科史中何嘗不是如此？無論是泰山北斗還是無名之輩，都是知識生產與流動的必要管道，學術薪傳的必要環節。

其二，實現整體史與微觀史研究方法的結合。由于已有的學術史和學科史，多屬于整體史的研究范式，因此這里更想提出一種微觀、個體化的學科史路徑，與前者構成互動。具體來說，就是摒棄群像，突出個體，恢復“小人物”豐富曲折的學思歷程與情感結構，再現其與學術、社會的多重聯系，形塑其多姿多彩的“小世界”，從而恢復和呈現學科史、學術史的個體性、多樣性和復雜性。具體做法可以是引入事件史的思路，不問其有名無名，而以事為先，以事見人，以書見人，通過歷史細節和具體事件的鉤沉還原，撰寫一種現代文學學科掌故史。或以新筆記體的形式，隨讀隨記，撰成學人聞見錄之類，以去中心化、平面化的方式，在正史之外，為普通學人留下一二生動的側影。并更進一步，通過顯微鏡式的個體研究，顯影小人物與歷史語境的密切關系，進而對歷史敘事的整體邏輯進行再思和重構。

其三，實現中心視角與區域視角的結合。現代文學學科的發展，與京滬寧等中心城市有密切的關系，重要機構、學者和成果也聚集于這些文化中心城市，前沿理論和研究方法也多由中心向邊緣次第流動。因此，學科史的思維和視角不可避免地帶有“中央心態”，對地方學者和區域學術生態不夠重視，相應的歷史敘述也較為薄弱。事實上，地方學者在區域文學史料整理、區域文學史研究與編纂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熟悉現代文學學科發展歷程的研究者，對新中國成立以來以錫金、廢名為代表的東北學人，以孫昌熙、田仲濟、薛綏之為代表的山東學人，以任訪秋為代表的河南學人，以單演義先生為代表的西北學人，以劉綬松先生為代表的湖北學人，以華忱之先生為代表的川渝學人，以及他們的學術貢獻，應該都不陌生；對地方學者牽頭在文獻發掘整理方面的成果，如《東北現代文學大系》、《魯迅生平史料匯編》、《抗戰時期桂林文化運動資料叢書》、《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后方文學書系》、《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文學運動資料》等，仍在時時參考利用。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學科史論述層面，這些富于特色的地方學者和學術成績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和關注，反而淹沒在自上而下的“中心話語”之中。當務之急，是依托“中心”與“地方”雙向互動的學科史觀，發現、打撈區域內學科發展生動活潑的小歷史，建構、明晰區域學人群體所生產的“地方性知識”與“地方路徑”，從地理維度重塑對現代文學學科內在空間關系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