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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軍山》拍攝現場復原圖（左一）與《定軍山》劇照

今年恰逢世界電影誕生130周年，也是中國電影誕生120周年。回顧歷史，中國電影的發生發展過程與商業、藝術、觀眾相關，更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民族審美基因方面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豐富表現息息相關。從傳統中尋根，成為中國電影生長、變革總體性進程中的重要力量。

戲起銀幕：傳統文化在中國電影中的基因植入

1905年，《定軍山》拉開了中國電影的序幕。戲曲本屬舞臺藝術。而“戲影結合”這一創舉巧妙結合了中國傳統的大眾文藝資源，使得電影自一開始便與本土文化緊密相連。《定軍山》連同此后拍攝的《長坂坡》《天女散花》《春香鬧學》等影片，記錄了譚鑫培、俞菊笙、梅蘭芳等京劇名家的舞臺藝術，是早期影像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據《北京電影錄》統計，1908年前北京地區共計出品八部影片，均出自豐泰照相館，且全部為戲曲題材。從一開始，中國電影便沒有簡單地照搬西方路徑。《定軍山》以戲曲為介，將新奇的影像形式包裹進熟悉的文化表征之中，使電影從“舶來品”轉化為一種可以被理解、被認同的在地經驗。在傳統的帷幕與唱腔之間，影像的異質感被熟悉的文化經驗所中和，一種現代媒介感知的方式悄然建構。

戲曲電影的發展并未止步于初期。進入20世紀中葉及21世紀之后，戲曲電影不斷拓展其題材與表現手法。應云衛、桑弧、謝晉、謝鐵驪、陳懷皚等導演在戲曲片領域的探索，使這一類型的視覺敘事日益豐富，文化蘊涵深沉厚重。他們的作品在保留戲曲藝術精髓的同時，還激活了電影的表現潛能，從而為傳統文化的銀幕再現開辟了新路。

這類影片不僅在審美層面滿足了觀眾需求，也在文化意義上完成了傳統與現代的對接。戲曲人物的造型、唱念做打的節奏韻律、舞臺光效與電影語言的融合，成為中國電影中極具辨識度的美學符號。可以說，中國電影自誕生之日起便已攜帶著本土文化的種子，而戲曲恰是最早給予其語言與神韻的藝術源頭。戲曲電影的存在，見證了中國電影“本土化”“民族化”的起始密碼，也昭示著傳統并未遠去，它只是以新的形式在銀幕上延續。

文脈入影：中國電影對傳統文化的美學轉化

早期中國電影經歷了默片主導到有聲片興起的轉型階段，這一過程標示了傳統文化與電影語言融合的突破，《孤兒救祖記》《神女》《小城之春》等故事片的相繼問世，開啟了中國電影自覺探索民族化的歷史時期。這些作品的成功，彰顯了電影擁有藝術性、民族性雙重屬性的自覺意識，并逐步形成了融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元素的電影美學的基本框架和新范式。

費穆于20世紀40年代創作的《小城之春》，影響力遠遠超過特定時間空間，無可爭議地成為中國電影經典之作。導演用傳統文化的元素和色調，以寓意性的語言把優秀傳統文化的意蘊樸實地表達出來。影片在形式上并不追求敘事的戲劇化推動，而是以近乎散文般的節奏，呈現出對人事、情感與歷史境遇的凝視與沉思。費穆借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審美資源，如淡化情節結構、注重意境營造、運用象征性語言等，將“道”與“情”融入影像之中，使得電影成為承載創作者自我精神的重要載體。影片“處理得如散文一樣的美麗”，運用“虛托”的藝術手段，誠摯而婉轉，不做作，不煽情，質樸而具有深味。只是淡淡描畫，內里卻有著強旺的情緒浸染，充溢著一種感性的氣氛，細雨潤物，具有文化省思的意緒。

除了費穆，張石川、鄭正秋、但杜宇、洪深、史東山、邵醉翁、田漢、朱石麟、謝晉等先驅，都積極探索中國電影的民族化道路，他們的電影涵攝著時代和文化的感知結構，在時空的流轉中鮮活地呈現歷史的脈絡，于各自的美學坐標中或賡續主旋律，或調和古今沖突，或開創市場新貌，在影像深處延續著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脈，體現出中國電影大眾化、民族化的巨大潛力，也標識著不同時期電影觀念的變革。傳統文化的深層紋理，亦在光影的起伏中被喚醒、再造，并以不同的方式沁入中國電影的敘事策略與美學氣質之中。

傳統煥新：當下爆款影片中的文化激活機制

如果說中國電影的歷史傳承是一條深埋于影像深層結構中的精神河流，那么在新時代背景下，伴隨電影工業體系的加速升級，這條河流正重新匯入技術革新與審美轉型交織的時代洪流之中。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度滋養下，國產電影不斷探索與當代觀眾的情感及文化語境契合的敘事方式，傳統母題由此被重新激活，孕育出更為豐富而持久的文化共鳴。

謝君偉、鄒靖執導的《長安三萬里》，穿越歷史時光，將鏡頭對準李白、杜甫、王維、王昌齡、岑參等一眾唐代詩人，喚醒中華文化的諸般記憶，將往昔歷史場景巧妙引入當下，讓觀眾體悟詩歌承載的記憶和長安恢宏的浪漫，彰顯中華文明的共性與獨特個性。烏爾善執導的《封神》系列，改編自明代小說《封神演義》及宋元話本《武王伐紂平話》，于場面營造、神話書寫和頗具現代性的美學表達中展現詩性的氣度，從中追溯并傳承連綿不絕的中華文化的精神力量。餃子的《哪吒》系列則通過“故事新編”，賦能中國電影產業，使中國電影的核心競爭力得到全方位提升。在“故事新編”策略中，《哪吒之魔童鬧海》并未拘泥于神話原型的復述，而是借由對“天命”與“反抗”主題的重塑，賦予傳統人物以現代精神內核。它啟發當下創作者思考，傳統文化如何借由影像獲得一種可觸、可信的當代表達。

深層互動：傳統文化賦能電影未來發展

回望中國電影120年歷程，其民族化美學的生成與發展，從未脫離大眾語境與文化根系的雙重牽引。傳統文化既是電影語言本土化的底色，也是一以貫之的精神資源，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持續發酵，生生不息。

首先，傳統文化為中國電影大眾化開辟了深層鏈接。在新的媒介、新的審美觀念與敘事類型不斷涌現的今天，真正觸動人心的作品，往往扎根于文化肌理之中。尋找觀眾、命名經驗、激發想象，都離不開對民族敘事邏輯與審美語匯的再發掘。正是于傳統尋根中，電影實現了從語言實驗到情感共振的躍遷。

其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一種不竭的創作資源，不僅喚起情感認同，更塑造文化判斷力。這其中，傳統文化與現實經驗相嵌合，從表征符號轉化為深層審美邏輯與形式，進而確立了當下國產電影的文化坐標。

再次，在全球影像語法日益趨同的背景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中國電影的賦能，提示了對本土審美結構的重構與延展。傳統美學中的意境、留白、虛實與節奏等，為中國電影注入了獨具辨識度的審美語感，使其在現代影像實踐中保持獨特的文化氣質。

總之，傳統文化之于中國電影，是一種內在的方法論。越是扎根本土，越能抵達遠方。在光影的折射中，一個民族如何觀照自我，如何以自身語言進入全球視野，正在悄然構成中國電影未來發展的新命題。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藝術學部學部長、北京電影學院和河北科技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