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90年代以降，在消費主義等多重社會思潮的挑戰下，文學似乎面臨著邊緣處境。比如說，學者王曉明的“六分天下”說提醒我們網絡文學對傳統文學的挑戰。而當下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人類的認知方式，“文學何為”更成為一個重要的命題。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守護文學對抗異化的力量？文學如何在當代社會重建詩性功能？可資借鑒的是，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吳曉東教授以其獨特的學術實踐呈現“文學的詩性之燈”。作為學術自選集，《立場與方式》一書既是對上世紀80年代“純文學”命題的當代回應，也記錄著一位學者在時代浪潮中守護文學尊嚴的精神軌跡。

需要指出的是，吳曉東的“文學性”概念并非1980年代“純文學”的復刻，而是一種歷史化的審美機制。在《通向一種具有開放性的“文學性”》等篇章中，吳曉東將“純文學”視為具有歷史階段性的概念——在1980年代新啟蒙主義語境下，這個概念通過強調文學的自律性對抗工具論，其反叛姿態確實打開過西方現代主義的接受視域。但隨著歷史語境的變遷，“純文學”逐漸暴露出過于封閉的局限性。“文學性”的提出，正是為了突破這種封閉性：在吳曉東看來，文學性不是懸置于歷史之外的審美烏托邦，而是成為主體狀態與社會語境的交匯點。

如何突破？我想，本書的論述至少有三點值得重視。

首先，意味深長的是吳曉東對文學性的“總體性”詩學重構。吳曉東拒絕將文學性簡化為形式主義的修辭游戲，而是將其置于“總體性”歷史語境中，賦予其動態開放的審美維度。在《“總體性詩學”與否定性史詩》一文中，他通過對詩人歐陽江河《移山》的解讀，揭示了文學性如何通過文本細讀顯現本雅明意義上的審美靈韻。這種總體性視野在《從“生命史學”到“大文學史觀”》中進一步展開。在對學者錢理群學術史的梳理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具有鮮明特色的治學理路：文學研究需突破學科壁壘，將生命經驗、社會結構與審美形式熔鑄為有機整體。

需要強調的是，如評論家吳丹鴻所提醒的那樣，與一些社會史視野下強調“總體性”的學者有所不同，吳曉東更強調的是“文學”如何生成“總體性”。在吳曉東看來，文學性并非外在于歷史，而是歷史總體性得以顯現的重要機制。因此，他認為，“社會史視野可能要進一步關注文學性和文學形式的潛能，關注文學所蘊藏的單純的社會史材料無法呈現的內涵。如文學中的主體性、抒情性、社會無意識、政治的審美化等等。”可以看到，吳曉東的辯證思考既延續了社會史視野對“歷史肌理”的關注，又更為強調文學性的位置，為文學研究的合法性提供了本體論層面的論證。

其次，面對文學研究的史學化浪潮，吳曉東以“文學性”探索學科主體性。在吳曉東看來，文學研究所要關注的歷史，是一種“內化于文本中的或者文學形式中的歷史”。如果將歷史的視野帶入文學研究中，僅僅提供了“一個外在于文學的歷史解釋”，那并非一種理想的歷史和文學的關系。從而，吳曉東提倡在文本內外建立審美與歷史的辯證關系。這既區別于1980年代對文學主體性的過度張揚，也不同于傳統反映論式的在“文學/現實”之間進行機械的對應。換言之，他拒絕將文學視為歷史學與社會學的注腳，而是強調文學折射社會總體的特殊功能。

再次，在這部充滿文學溫度的著作中，我們依稀可聞1980年代啟蒙精神的當代回響。也就是說，吳曉東對文學性的守望，也意味著賡續那“未完的啟蒙”。值得指出的是，這種啟蒙不是抽象的高蹈觀念，而是對“新啟蒙”的創造性轉化。如在闡釋左翼文學時，既挖掘其現實關懷的當代意義，又需警惕其教條化的一面。這種辯證立場使啟蒙精神擺脫了教條化的枷鎖，在肉身化的過程中獲得更為豐富的向度。如本書所指出的那樣，啟蒙精神既需要在“上升的想象”中完成現代性反思，又需要以“懷疑的智慧”穿透歷史的迷霧。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吳曉東的治學實踐也為我們示范著知識分子何為。在《做一個有創造力的自為學者》中，他提出學者應兼具“問題意識”與“詩性智慧”，這種立場使其研究既保持學術嚴謹性，又具有溫潤的品格。概言之，他的研究通過釋放文學性激活人文精神，借助學術史反思重塑知識生產范式，運用總體性視野重建文學與世界的對話關系。在今天，這種治學實踐既是對1980年代理想主義的回應，亦能為當代的文學青年提供詩意棲居之所。

在這個文學研究日益技術化、理論化的時代，《立場與方式》以卓爾不群的方式堅守著文學研究的詩意維度。在諸多篇目中，我們可以看到吳曉東以敏銳的世紀詩心，在重返歷史的過程中實踐審美的解放，可謂意趣多多。進一步說，這種學術實踐不僅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方法論的示范，更重要的是其中所蘊含的精神品格——那些對美的信仰，對真的追求，對形而上的永恒追問，都具有深沉的意義。當“人的文學”遭遇人工智能的詰問時，這樣的守望顯得尤為珍貴。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