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批評可以做得很大，大到描繪和分析十年、百年的文學樣貌和精神特質，這樣的批評縱橫捭闔、氣勢恢宏，但也可能大而無當、虛空高蹈。文學批評也可以做得很小，小到細致解剖一個文本，甚至闡釋一個詞語的功能和價值，這樣的批評精細入微、玲瓏剔透，但也可能小而無力、繁雜瑣碎。廣大和精微自然都能成就好文章，二者兼顧更是頗有難度系數。這就需要批評者的眼界、氣度、修養和智慧，還得有細膩的感知和純熟的技巧。

回首2024年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之路可以發現，批評努力描摹時代神韻、凸顯地方特質、在聲音和風景中尋得藝術真味、從中西交融中深刻理解自我、于批評自身省思中獲得突破。雖然批評自身的問題不少，但它自有內在的堅定和持守，有自己追求的使命和境界。在經受時間磨礪的過程中，當代文學批評正用一篇篇耐心之作，在廣大與精微之間蓄力發力，在“大”與“小”的廣闊地帶施展抱負。

一、描繪時代氣象

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成為指導新時代文藝工作和文化建設的綱領性文獻。2023年10月，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正式提出的習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闡述了文化文藝的地位作用，明確了新時代文藝工作的使命任務。在習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廣大文學工作者心懷“國之大者”，扎根人民生活，不斷奉獻精品力作，推動新時代文學發生新變化、產生新特質、取得新發展。文學批評敏感于時代之變、文學之變，大開大合描繪文學新風貌新氣象，在各類型作品中精耕細作，不斷總結探索文學發展的規律和經驗。

一是深入研究新時代文學的特征和風貌。白燁的《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習近平關于文藝工作重要論述引領新時代文學闊步前行》認為從2014年到2024年，這十年的新時代文學在“以人民為中心”、形成新的格局、書寫新的現實、為時代樹碑立傳、塑造鮮活人物、為人民賦形、“延伸聯系手臂”、推動新的文藝形態健康發展等方面，充分表現出新時代的新進取與新樣貌。李遇春的《人民性表達與新時代長篇小說創作》聚焦近十多年新時代長篇小說創作中人民性表達的問題，從文學立場、人物形象、現實主義、美學精神等方面論述正在形成的新的人民美學形態。周保欣的《思想資源更新助力新時代文學的建構》從文學思想資源更新和重建入手，提出新時代文學需進一步打通與天地宇宙、世間萬物、社會歷史、天道人道、文化文明的關聯。周榮的《新時代鄉土敘事的多重面向——讀老藤〈草木志〉》結合歷史與當下的鄉村實踐和文學書寫，認為老藤的創作在繼承“十七年文學”的基礎上描繪了充滿自然生機與人文詩意的新時代山鄉巨變圖景，其對東北自然景觀、鄉村建設和青年新人的書寫為新時代鄉土敘事找到新的路徑。王仁寶的《新時代鄉土小說創作與農業合作化小說傳統的轉化》從創業主題、新人形象、文學風格等方面論述新時代鄉土小說對農業合作化小說傳統的繼承和轉化。吳巖的《科幻文學的“十年樹木”和“百年樹文”》從創作、產業、獎項、傳播、人才、讀者等角度縱覽2014年到2024年的中國科幻文學發展歷程，認為科幻文學的繁榮與尊重科學、尊重文化、尊重未來和創新的文化環境是分不開的。此外，不少刊物開辟“新時代文學”研究專欄，多角度探討新時代文學的思想特征和美學風貌，例如剛剛創刊的《北京文藝評論》。

媒介技術的發展深刻影響著新時代文學的生產機制和整體風貌，在此背景下，新文藝形態的批評和研究一方面不斷改變著人們對“文學”概念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極其敏銳地發現文學與社會現實和廣大讀者的深層次聯系。周志雄的《作為當代文學的網絡類型小說》認為網絡類型小說書寫了廣闊的當代生活，作為面向大眾讀者的文學作品，具有積極情感引導價值，創造了一種讀者閱讀和作者寫作融為一體的當代形式，更能呼應廣大當代讀者的閱讀心理需求。肖映萱的《論網絡文學類型研究的性別視角》細致分析了男女頻類型圖譜的劃分邏輯，從網絡媒介、性別意識與經濟模式等方面解讀網絡時代女性群體書寫發展壯大的原因。吉云飛的《“爽”及其完成：網絡類型小說的存在方式》將“爽”作為類型小說的本質特征、現實作用和存在方式。中國網絡類型小說則是以“爽”的方式關注每一類特定人群所期望的幸福，踐行人文之道。王玉玊的《短篇網絡文學的三種主要形態》總結近年來興起的短篇網絡文學的形態特征，更快的節奏、更密集的情節轉折、更強烈的情感體驗是其優勢，而尋找能夠反映時代風貌的新故事、新寫法、新風格與新的文學性意涵是其長遠發展的力量源泉。李瑋、夏紅玉的《業態融合與敘事共生：網絡文學與微短劇的勃興》從業態融合、類型重合和跨媒介的敘事共生等方面，闡釋微短劇類型與網絡文學類型之間的密切關系，對理解當下文化產業中的跨媒介內容生產和轉化具有啟示意義。曾攀的《新時代文學的世界意識、時代主體與未來想象》一文，談到電子游戲《黑神話：悟空》融匯傳統藝術與現代科技的優勢及其在世界范圍內的流通。

二是堅持探索文學的中國風格。白燁的《人民性立場與民族化風格——賀敬之文藝創作的貢獻與特色》聚焦賀敬之的文藝創作，認為最為重要也最為突出的，是他對人民性立場的堅定持守和民族化風格的執著追求，這恰恰是今天的文藝創作所缺少和所需要的。白浩的《獨一味：馬識途“夜譚”文學及其書場效應》認為，馬識途的“夜譚”系列小說營造了獨特的“書場效應”，綜合了從傳統說書人藝術到延安文藝的大眾化藝術資源，體現出獨特的民族化實踐價值和雅俗融合意義。賀仲明的《植根于民族文化的生命思考——論〈有生〉的生命觀及其精神指向》深入思考小說表達的生命觀，解析背后中國傳統儒、道、佛思想和民間文化的復雜交織，而小說把贊頌堅韌生命與順應自然的生命態度融匯在一起，則呈現出真正的民族文化個性特色。羅小鳳的《論21世紀新詩對“境界”傳統的新釋與新構》認為21世紀以來，一批學者和詩人跳脫出既往傳統認知，對“境界”進行了新闡釋。他們將超越性、博大高遠、圓融完全及語言的特殊效果等視為“境界”的獨特內涵，從詩人的境界和詩的境界兩方面著手建構新的“境界”。呂超的《中國科幻文學的成就與隱憂（1991—2023）》認為神話歷史題材的科幻小說創作表明中國科幻立足本土文化，日益呈現更具民族特色和中國風味的作品。陳若谷的《中國科幻文學的審美經驗和美學價值》結合歷史文化背景，在中西科幻對比中深入解讀中國科幻文學獨特的審美風格。劉大先的《邊疆自覺、少數民族文學與當代中國觀》認為邊疆的自覺與邊民的發現、想象和書寫，構成了想象統一的多民族中國的觀念基礎。文章從民族國家意識與邊疆自覺、主體再造與少數民族文學誕生、從集體主義美學到共同體美學展開對此問題的討論。石岸書的《試論超大規模的文學人口與中國當代文學的獨特性》認為中國式現代化視野下超大規模的文學人口，直接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基本方向和獨特形態，給予作家基本的文學自信心，使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流始終是現實主義的和雅俗共賞的。

二、獨抒地方性靈

重新發現和重新思考“地方”，仍然是當下文學批評的熱點話題。一方面是對一些重要概念考辨源流、闡明內涵，另一方面則是從文本中發現地方的個性和文化差異。細致解讀較有代表性的作品，自然成為抒發地方性靈的有效途徑。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對地方的書寫和表達固然有文化和文學差異性的驅動，但地方“性靈”顯現的背后也有時代普遍性問題的牽引，這也是不少研究者對“新南方寫作”“新東北文學”等命名和實踐展開辨析的內在邏輯動力。

首先，新南北文學論述不斷深化。蔣述卓的《“新南方文學”：一次文學事件的意義及其拓展的可能》認為新南方文學具有不同于舊南方文學的文化個性，其內部文化多元雜糅，同時強調其獨異性來自開放的姿態、獨特的氣質和創造創新性。謝有順的《談談“新南方文學”的文化地理》認為新南方文學就要講清楚文化意義上的“南方以南”，其日常性、海洋性、現代性以及獨特的美學氣質，真正開創出具有地方個性的經驗、想象和敘述。申霞艷的《新文明新風尚新形象——面對海洋與未來的“新南方寫作”》特別關注相關作品中南方獨特的城市文化氣質，以及開拓、包容、對話、靈動的南方文化精神。楊慶祥的《海島書寫的當代性——林森的小說及其他》認為林森的創作尤其是晚近的作品，既符合地理上的“南方”，又契合書寫對象和主題的“海洋性”，但更重要的是找到了一條海島的書寫路徑，連接起當下富有時代性的日常生活和海洋的縱深、神秘、哲學意味。楊輝的《“新東北”書寫的另一副面孔——論老藤〈北愛〉〈草木志〉中的人、事、物》以老藤的《北愛》《草木志》為中心，努力發掘“新東北”書寫的另一副面孔。這里有人、事、物的融會互通，新人則在新生活的創造過程中完成自我創造，而文學豐富東北多維書寫的動力在于回答振興東北這一重要議題。王春林的《〈草木志〉：生態觀燭照下的鄉村振興書寫》認為小說是以現代生態觀燭照為鮮明思想藝術特色的鄉村文學創作，其中的主人公“我”兼具見證者、建設者和書寫者的三重功能。小說在現實狀況和既往歷史兩條結構線索的相互交叉中，展現了新時代東北地區鄉村振興的時代命題。江冰、王溱的《嶺南文化視角下的葛亮小說》以《燕食記》《飛發》為例，剖析其所表現的嶺南美食文化和廣府人精神特質，關注粵語方言元素的應用。李震的《中國當代文學主流傳統中的陜西經驗》系統總結了幾代文學陜軍的寶貴經驗及其成因；邢小利的《集體性共創：路遙對陳忠實的影響》細致分析了路遙在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和文學真實性方面對陳忠實的影響；楊藝村的《鄉土苦戀： 路遙的鄉村空間建構》分析了路遙筆下陜北鄉村空間建構及其情感力量。

其次，辯證地方書寫中的個性和普遍性。李怡的《當代文學地方路徑的演進》認為從創作到批評來看，“新東北文學”與“新南方寫作”呈現了中國文學地方性意識的一種深化，也有超出地方的更深的關切。卓今的《地方化文學分類標識概念的轉型分析》認為，文學的地方化命名是某種精神氣質和藝術性格的體現，在全球語境中堅守文化的獨特性和多樣性本身就是一大貢獻。黃平、唐詩人的《“地方”不是終點，而是道路》認為無論東北或南方，“地方”雖然有相對的差異性，但也是和更為廣大的普遍性相聯系的，我們既要關注文學書寫的地方性，也要看到深層次的社會結構問題。

三、領略聲畫韻味

聲音、風景日益成為文學批評進入文本的重要路徑，其背后可以解讀出歷史與美學的深刻意味。這表明，當代文學批評對感官體驗的重視打開了文學闡釋的多維空間，也表明語言藝術依然能夠創造審美的豐富意蘊。

陳曉明的《奇點、事件與小說聚合歷史的力量——試析〈檀香刑〉的現代發生學》以“奇點”概念解讀小說的歷史聚合能力，特別關注其中獨特的敘述美學。小說采用民間戲曲茂腔突出不同人物的聲音和腔調，其雜語復調的敘述把歷史性的政治以感性的聲音表達出來，可稱之為一部現代聲音的政治學。敘述聲音與歷史現實構成復雜關系，既穿透了人物的靈魂，也唱出了歷史的悲歌。他的《仿夢的語言事件——重解孫甘露的小說藝術》一文分析孫甘露早年小說語言與夢境的結合及其敘述呈現的優雅風格。孫甘露的小說以詩意的語言和修辭越過日常生活的邏輯，連同其他先鋒文學作品一起推動了當代小說的革命。武茳虹的《氛圍的生成：論蘇童小說的聲音景觀》嘗試從聲音景觀出發，分析其對蘇童小說的氛圍生成的影響，認為蘇童小說選用的聲音元素深受古典文化的影響，不僅對視覺形成補充，讓南方的聲色更加鮮明，也通過聲音的密度與響度及幻聽的運用，推動了情節發展和意蘊深化。孟繁華在《前現代的趣味、想象和遺風流韻——關于“慢的美學”一個文學史視角的札記》中提到周立波創作具體生活場景描寫的過人之處。他以《禾場上》開篇描寫的休閑場景和田園牧歌氛圍，說明作家對社會主義新農村悠閑、散淡和適宜的新生活的表現，這里顯然隱含著“風景的政治”。吳義勤的《何為風景，風景何為？——〈雪山大地〉〈花燈調〉風景美學的意涵與功能》認為兩部小說中風景的布局、品類、形態、輪廓、色彩、光影的變換和韻味，帶給讀者聽覺、視覺的感官享受和審美樂趣，以及娛樂的、審美的和精神的多層次復合性感受。風景在脫貧題材敘事中獲得了獨特的內涵，以藝術審美的形式履行了文化意識形態功能。曹霞的《“70 后”作家的風景書寫與敘事嬗變》以“70 后”作家小說中的風景書寫和文學地形學的變遷為路徑，從四個階段探析其敘事嬗變。“70 后”作家以“文人寫作”的姿態，在山水清暉中品味如詩似畫的自然之美，構建起具有中國意蘊和“中國氣派”的風景美學。而并置的城鄉風景、“流動”的城市風景則與現實產生密切聯系。王金勝的《作為方法的風景——論楊志軍〈雪山大地〉》認為《雪山大地》中繁復的風景描寫，是一種寄寓和傳達多重意義與價值的文化媒介和象征符號：既是現代生命意識、生態意識和新時代文學家園意識的表征，也是以地方建構共同體的表意形式。

許子東的《世情生態代表作：金宇澄〈繁花〉》從對話、方言等角度細讀小說，指出其語言技術上的特點，如用上海話寫作但又能用普通話讀、上海方言中夾雜書面文言、“不響”在小說中的多重功能等，這是有意挑戰“五四”歐化文藝腔和用煩瑣的話語表現世俗生態。他的《說話的重要性：劉震云〈一句頂一萬句〉》從小說不厭其煩的“說話”入手，詳述“說得著”“說不著”“噴空”等話語狀態，解析人與人之間的隔膜、疏離和難以溝通，以及這種倫理關系的延續和修補。徐剛的《滬語改良、現代說書與歷史的“雙線并置”——〈繁花〉的文體意義》認為小說特色在于對滬語的“深度加工”和對傳統“說書”的現代改造，既調動方言的活力去捕捉漢語文學的韻致，又不至于構成閱讀的障礙，并從話本傳統中尋找力量。顏同林的《小說方言寫作的尺度及其融通》以趙樹理和周立波創作中的方言運用為例，認為他們都對方言采取了適當純化、提煉與淘洗，既不排斥方言也不走純方言化之路。

四、體悟中外交融

今天的批評無法忽視世界性因素的影響，這也意味著批評視野和批評空間的不斷擴展，是對文學機制形成的更深層認識。這就將中國當代文學與域外文學有效勾連，相關問題也隨之具有了新的視角和意義。更為重要的是，從批評實踐中發現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力和影響力，而長期以來這一方面是相對薄弱的。

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的“蘇聯化”與“去蘇聯化”》細致梳理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文學在理論、體制、形態和具體作家作品等方面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以及隨著歷史情勢的轉變，當代文學在建構自己的文藝體制、理論和創作方法過程中的種種努力。王都的《蘇聯科學文藝與“十七年科幻小說”》介紹了蘇聯科學文藝作家米哈伊爾·伊林在中國的影響和評價，梳理了“十七年科幻小說”創作觀與蘇聯科學文藝的關聯，揭示與反思“十七年科幻小說”的歷史限度與認識論可能。張雪妞的《蘇聯驚險小說的譯介和新中國的閱讀與改寫》分析蘇聯驚險小說在中國的譯介及其敘事模式和理論建構之不足。文章通過考察中國對蘇聯驚險小說的閱讀和改寫實踐，為理解新中國的文藝通俗化實踐提供了新的視角。邵燕君的《李建軍的路遙與現實主義——讀李建軍〈路遙的哈姆雷特與莎士比亞〉》對把路遙創作放到世界文學譜系中考察所得出的各種觀點加以評價，也將路遙的討論與世界現實主義的發展流變以及在當代文學中的命運聯系起來。何言宏的《中國文學的“創意寫作時代”？》分析世界視野中創意寫作的中國實踐，認為中國創意寫作工作坊注重“技藝+經驗”的自我表達，這與歐美創意寫作界所說的“自主詩化”相通，其核心在于個體自我忠實于自己的自主性的文學創造。

凱瑟琳·夏爾芒、鄧欣南的《“不響”就好像是喧鬧中的沉默——〈繁花〉法文版譯記》與盧冬麗、浦元里花的《〈繁花〉在日本的翻譯與接受——與日譯者浦元里花的對談》分別介紹了《繁花》法語和日語翻譯過程中的問題、經驗以及域外讀者的接受和評價狀況。李莎（Patrizia Liberati）的《賈平凹作品中的世界性因素研究——略談〈老生〉的全球本土化》在世界文學和哲學的體系中探究小說的世界性特征，尤其是用宇宙圖的概念定義小說中的《山海經》，認為《老生》類似宇宙圖的歸納與世界上繪制宇宙圖的文化息息相通。談鳳霞的《新世紀兒童小說的跨文化書寫》關注僑居國外的具有鮮明跨文化書寫意識的兒童文學作家。他們追尋民族文化之根并自覺比較和思考中外文化異同，以其對話性、開放性、包容性和理想性的特征促進了中外文學的交流互鑒。任思銳的《互補協商與科幻文學海外譯介——以〈三體〉英譯副文本為中心》比較《三體》兩位譯者差異性的翻譯策略，探討譯介實踐為中國當代科幻文學海外傳播提供的重要經驗。吳宇、曹蘭的《“文學陜軍”作品譯介中的地方經驗與國族敘述》介紹“文學陜軍”作品的譯介現狀，認為其海外譯介必須重視地方經驗與國族經驗敘述，涉及譯者對地方的本真情感、民族身份認同以及異質文化的接受等問題。郭戀東、解依洋的《中國網絡文學在西班牙語世界的傳播與接受——基于漢西翻譯網站的調查和分析》聚焦中國網絡文學在西班牙語世界的網站建設及翻譯和傳播情況，在綜合文化差異、翻譯策略以及技術平臺等因素的基礎上，分析中國網文在西語世界的傳播特點和傳播效果。夏烈、于經緯的《從“后起之秀”到“青出于藍”：網文出海與世界通俗文化格局的重構》一文，分析了中國網絡文學海外傳播的狀況和特點，認為其不僅可以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發展路徑，而且能夠以“青出于藍”的姿態超越先行者們，重構世界通俗文化的格局。

五、追尋批評境界

批評的成規和方法固然重要，但打破常規成規、在技巧的使用中顯現“大道”，成為當下文學批評迫在眉睫的問題。不少文學批評面目機械呆板，讀起來味同嚼蠟，缺少智慧和趣味。有些批評則像“預制菜”一樣，外觀花里胡哨、色澤鮮艷，內里胡亂添加理論佐料，沒有營養，反而有害。更重要的是，數據和技術的入侵及其催生的新的文學形態，成為當代文學批評不得不面對的新問題，由此而來的新的批評形態也不斷涌現，它們如何保持一顆跳動的人文之心，如何穿透數據化的迷霧直擊文學的根本，這也是批評迫切需要更新自我、提升境界的原因所在。

王兆勝的《文學批評的文學性維度及其限度》從天、地、人、文、心五個維度理解文學批評的文學性，文章針對的正是當下文學批評僅以審美或人之道為標準的單一尺度，及其對知識性、技術性的過分推崇；提倡的是具有眼界、高度、風骨、神韻、境界和超越性的文學批評。黃發有的《“閩派批評”的精神傳承與創新探索》認為理論與批評并重、善于以小見大是“閩派批評”的寶貴經驗。葉立文的《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問題》指出了當代文學批評存在的主觀闡釋的隨意性和偽歷史主義批評泥淖，提出以史料限定和限制闡釋的方式回到作品，繼而在彰顯批評家主體意識的基礎上，以情感力量推動心史互證。陳國和的《文學批評的歷史化與當代性》認為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應緊密結合文學性探究，而批評主體增強歷史意識，凸顯立足文本、面向未來的現實感，具備主動介入當下現實生活的能力和素質，目的在于提升文學批評的當代性。陳培浩的《何謂細讀？如何批評？——細讀批評論札》一文，旨在進行中國式細讀批評理論總結和話語建構，認為細讀批評既不以社會政治遮蔽文本，又不陷于文本中心主義而切斷與歷史溝通的可能；它應成為一種創造性闡釋，既照亮細節，又有問題意識和歷史意識。段崇軒的《從文本細讀之橋走上現代批評之路》則提倡建立一種開放式細讀批評，它溝通文本內外，既注重西方文論科學的構架與實用理性的方法，又重視中國傳統文論闊大和諧的精神與精微靈動的技藝。

黎楊全的《游戲現實主義與2.5 次元的文學》認為文學進入了2.5次元時代，進而論述了2.5次元批評的現實基礎、內在特征、操作模式和文化追求，以及如何實現人文性與現實關懷。單小曦、王櫻子的《作為“數字人文2.0” 的新媒介文藝批評》認為，作為“數字人文2.0”的新媒介文藝批評應具備兩個基本屬性，即智能化與數字人文主義。智能化指的是將各種數字技術特別是人工智能應用于實踐的批評方法，而數字人文主義指向思想和價值觀層面，它將人置于萬物平等、萬物互通的數字化生態環境中，以開放多元共存主體觀，思考和確定人的存在方式、追求人類的理想生活。周冰的《網絡文學的數據性及數據批評》面對網絡文學數據屬性的強化狀況，提出數據批評的概念，并強調這一批評范式不是與印刷批評絕對割裂，而是引入數據思維與視野，兼顧文學性與數據性，實現定量與定性結合以及人—機協同；它不是功利性的數據崇拜，更不是片面的數據分析、技術分析，而是對數據保持充分警惕基礎上的、體現技術與人文相結合的批評。龍其林的《在大眾話語與專業話語之間尋求平衡——以豆瓣文藝批評為中心》從當前網絡文藝批評的困境、大眾話語與專業話語之間的平衡、促進傳統文藝批評與網絡文藝批評深度融合等方面解讀豆瓣文藝批評的機制和經驗。王小英的《數據牢籠與批評突圍》分析了數據批評實踐中數據的平臺控制、模型分析的偏差、數據操縱等問題，認為數據批評應以批評之術來提升人文之道，實現道術相合，增強人文思辨的力度，使文學批評在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無縫銜接中不斷提升質量。張學謙的《擺脫數字迷思與強化歷史性維度》針對日益成為技術概念游戲的批評現狀，提出網絡文學批評應增強其歷史性，重視接受主體的經驗、體驗與歷史處境的連續性，從而形成扎根于自身歷史的批評理論與范式。胡行舟的《數字批評之批評》分析當前數字批評存在缺乏有效的問題意識、著迷于信息和統計的可視化呈現、數字工具的化約傾向等問題，提出未來的超級闡釋者需集合眾長，具備強大的思想力和計算工具能力，才能使我們穿過信息迷霧。

致廣大而盡精微，對文學批評來說也是一種理想，何以達成？一篇篇誠心之作終會孕育精品，我們只需要耐心等待時間的答案。在此過程中，2024年的文學批評努力保持自身的時代感、專業性和現實關懷，在廣大與精微之間辛勤耕作、積蓄力量、迸發力量，盡力向更廣闊的藝術領域掘進、向更有韻致的境界攀升，如靈蛇一般在盤坐中伺機而動，如巨龍一般在云霧中升騰。

（本文注釋內容略）

作者：馬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