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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斯長斯，吾愛吾廬”，梅貽琦曾用這句話來表達他對清華的感情。梅貽琦與清華傳統淵源之深、歷史之久，在老清華可以說是罕有其匹，他繼承了思想獨立和學術自由的清華傳統精神，并以高超的領導藝術將其加以維護。

談梅貽琦不能離開清華、西南聯大校史研究

由于種種復雜的歷史原因，對于梅貽琦這樣曾經取得過重要歷史功績且距離我們并不遙遠的人物，我們一度卻知之甚少。在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大陸，梅貽琦還是一個不為學術文化界熟悉的陌生人物，經過三十余年幾代學人的努力耕耘，有關梅貽琦的資料整理和學術研究終于繁花開滿枝頭。1996年謝泳先生提出“普及梅貽琦”的愿望，而今業已實現。

早期梅貽琦研究較為重要的著作是在臺灣的清華校友趙賡飏所著《梅貽琦傳稿》。該書1989年在臺灣出版，對在北京的清華校史研究專家黃延復先生從事梅貽琦研究有相當影響。大約同時，黃延復先生開始在梅貽琦研究領域發表文章，到1994年以后開始不斷有相關資料集和研究專著面世，其主要貢獻在于整理多種基礎資料和梳理梅貽琦教育思想。90年代中期，臺灣學者蘇云峰先生出版了兩本清華校史研究著作（《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09—1929）》《抗戰前的清華大學（1928—1937）》，2001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引進出版時合并為一題兩冊的《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對包括梅貽琦在內的抗戰前的清華校史做了深入的研究。近年來影響比較大的是紀實作家岳南先生在2017年出版的兩卷本巨著《大學與大師——清華校長梅貽琦傳》，其清華和西南聯大資料之豐贍及宏觀社會歷史背景之開闊，均有可圈可點之處。

清華大學校史館副館長金富軍先生批判地繼承了前人的諸多研究成果，在“校史研究人物研究歷史化、學術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憑借自己對清華校史研究的多年積累，以“梅貽琦與清華大學”為線索，將以往所寫的單篇文章或著作中的相關章節加以整合并有所擴充，形成了這本約40萬字的《駱駝船長：梅貽琦與清華大學》（商務印書館2024年11月）。全書對清華學校、抗戰前的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復員時期的清華大學四個歷史時期梅貽琦在教育教學、師資隊伍、學科建設、抗日救亡等方面的重要工作做了較為全面的梳理、分析和論述，著重從事功中概括梅貽琦的教育思想和辦學風格。

“駱駝船長”：作者眼中的梅貽琦形象

歷史研究中常有以成敗論英雄的傾向，如果一個人物后來因某種特殊的機緣取得了很大的功績和聲譽，那么他的早年事跡很可能會被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加以放大。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梅貽琦正是這種被重新塑造的人物。研究者盡管注意到了梅貽琦沒有高級學位和學術成就，在政界也缺乏深厚的背景，但仍有意無意地強調其重要性和眾望所歸。

本書通過詳細的史料分梳，指出梅貽琦盡管在1928年前是正在日益崛起的校內少壯派教授的核心，但他在性格和處事方面守成有余、革新不足，并非學生期待的改革十余年來校政積弊的理想校長人選，甚至“在被學生攻擊之列”。1931年下半年，梅貽琦能夠在校長之爭中脫穎而出，是國民黨內李石曾、蔡元培兩派妥協的產物。李石曾派人物、時任教育部部長的李書華出于快速結束清華校長頻繁更迭、校局動蕩的目的，順應校內勢力渴求穩定的愿望，才接受翁文灝、李濟和趙元任等清華舊人的推薦，同意提名梅貽琦擔任清華大學校長。時任法學院院長陳岱孫先生說得好：“梅貽琦當校長是因為國民黨找不出人來了，只好找上他。他當時是清華留美監督，又是清華生，在清華教過書，生活上也還樸素，與教授關系還好，不與教授會職權發生沖突，承認既成事實。教授們倒也不是覺得他有學問，不過覺得有了他，學校可以穩定一點，所以梅能較長時期在清華當校長。”梅貽琦當長校之初，學生大都對其持有一種不支持也不反對的沉默觀望態度。他憑借自己對清華傳統精神的深刻領會與踐行，逐漸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和尊敬，終于成就了一番偉業。

作者在引述各種贊揚梅貽琦的回憶資料時，沒有回避對他在教書方面成績比較平淡的若干回憶。比如作者引用了1926級清華學生王之后來的回憶：“物理雖是一門極有趣味的學科，說實在話，梅先生沒有能使學生們體會到物理的趣味”，“不過有一點我們同學們都公認，梅先生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而不是一位很高明的教書先生”。

本書以豐富的清華大學檔案館藏校史檔案來還原梅貽琦領導校務的具體思考和決策過程。這些檔案資料，不僅有梅貽琦親自起草的文件，也有他對校辦工作人員起草文件的修改和批注，還有他與他人的往來信函。正是由于這些資料的利用，使得校務思考和決策過程的具體細節變得清晰、生動起來，梅貽琦的所思所行也顯得更加真實可信。借助本書所詳細呈現的梅貽琦領導校務具體思考和決策過程，讀者不難體會到什么是清華傳統精神。

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本書依據大量未刊檔案和新發現的資料，對1949年前梅貽琦在清華和西南聯大領導時期的作為進行了較為細致而平實的刻畫，塑造出了一個負重前行（“駱駝”）、勇于擔責（“船長”）的大學校長形象。“駱駝”一詞源于抗戰時期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評價梅貽琦時說的“此人有駱駝之精神”。“船長”一詞化用自1940年梅貽琦在昆明公祝會答辭中的名句：“不過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像一個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負駕駛他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我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停，到那時我們把這船好好的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人校友‘敢告無罪’。”“駱駝船長”的書名即取義于此。不過，我認為，僅僅看到“駱駝船長”的奮斗精神和意志力是不夠的，還須看到“駱駝船長”對清華傳統精神的守護，如此方能探到問題的根本。

在教授群體與教育部兩種訴求之間尋求平衡

1938至1940年間，教育部曾數次下發指令，審核各大學課程設置、統一教材與學生考核辦法，引起了西南聯大教授群體的強烈反應。他們普遍認為這種舉措對辦理比較完善的西南聯大并不適用，而且嚴重侵犯了大學應有的學術自由，于是在1940年6月10日以教務會議的名義給常委會提交陳情信予以反駁。這篇呈文由馮友蘭起草，措辭典雅，說理透徹，其原稿廣為流傳，在有關校史資料和馮友蘭的文集里均有收錄。

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編寫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華、南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注意到了檔案中的呈文末尾部分有梅貽琦的批注“此段不抄入呈部文中”，被刪去的這段文字內含西南聯大教授的自高身價，還有對前清華、北大教授，而今身居教育部要職的顧毓琇（次長）、吳俊升（高等教育司司長）的暗中譏諷。該書分析刪節原因時只說這是為避免傷及顧、吳二位老同事的感情。本書補充解釋了西南聯大教授自高身價的不妥，認為梅貽琦是在避免使西南聯大在教育部部長陳立夫面前托大而成為異數。作者由此肯定梅貽琦“內外兼顧、考慮周詳，表現了高超的領導藝術”。

不僅如此，作者還從清華檔案中找到了1940年9月12日教育部部長陳立夫針對6月20日修改后的呈文的反駁，又結合其他相關檔案和回憶文獻予以分析。他否定了既往研究西南聯大教務會議和教育部之間博弈的兩種說法：既不是校方頂住了壓力，不了了之；也不是呈文代表了“與專制（獨裁、黨化）教育思想的公開決裂”。實際的情況是，梅貽琦既支持西南聯大教授對教育部機關化趨勢的直接批評，但作為國立大學的校長，又不能不執行教育部的指令，他所能做的只是在尊重教育規律的前提下“靈活變通地執行”。一方面尊重教授們對學術自由的追求，另一方面不僅不能直接與教育部對抗，而且還要吸收教育部意見中的合理成分。教授群體對學術自由的追求，深深地植根于歷代清華人的精神追求之中，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但是，罔顧教育部統一要求的高調陳情乃至于暗含人事譏諷，如果真的原樣上呈，西南聯大再要想獲得官方支持將變得難上加難。梅貽琦為人穩重，三思而后行，以領導藝術上的“不茍且、不躁進、不極端”表現出了高度的智慧，這大概是作為學術重鎮和民主堡壘的西南聯大，能夠在時代風雨中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有關何炳棣的兩件事說梅貽琦領導下的清華校風

1941年清華大學在舉辦第六屆留美公費生考試前，該校歷史系畢業留校任助教的何炳棣擬投考西洋史門，他從以往中美及中英庚款留學考試歷史學科的慣例出發，預料考試科目中必有中國通史；他很擔心可能會由本系權威學者陳寅恪命題，因為他從朋友處聽到過陳先生出偏題怪題的往事。于是，他在陳岱孫的鼓勵下，大膽上書梅貽琦校長，歷陳往屆中英庚款公費生考試中中國通史一科命題之偏怪，雖未明言由陳寅恪命題之不當，其言下之意則甚為明顯，希望留美公費生考試“命題人選，益臻合理”。

大約在何氏發出信函半月之后，清華大學正式公布考試規程，其深憂的中國通史為明清史所代，陳寅恪則沒有入選命題人，梅貽琦在改易科目和選擇命題人過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雖缺乏直接史料證明，但不難據此間接推測。作者從檔案中找出何炳棣信函原文予以披露，與何炳棣著《讀史閱世六十年》一書的記述正可相互補充。不僅如此，作者還梳理了梅貽琦在不同時期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敢于懷疑并勇于提出自己觀點的諸多言論主張，體現了他的包容進取的教育思想與有意識的校風建設。他對何炳棣建言信的包容和支持，正是他教育思想的一個小小的注腳。

何炳棣并不清楚的另一件事，是1948年他在加拿大任教期間（此時尚未獲得博士學位）發表批評國民黨的言論，曾引起了教育部國際文化教育事業處的注意，該處致函清華大學了解何氏“出國經過及赴美后情形若何”。清華大學秘書長沈履在教育部來函上擬定處理意見：“擬覆何炳棣君留美公費期限已滿，其一年以來在國外情形不知，請核”，明顯含有搪塞教育部并保護何炳棣之意。梅貽琦校長批：“照復”。作為深受自由思想影響的教育家，沈履和梅貽琦的這一做法客觀上保護了何炳棣，使其免于受國民政府不利的影響。

梅貽琦和陳岱孫、沈履等清華校領導班子成員，在日常的校務處理中滲透著對清華傳統精神的著意維護，這是清華之所以為清華的重要保障。“駱駝船長”梅貽琦不顯山不露水，能夠在看似平凡的具體事務中創造出偉大業績，背后還有作者未能簡要總結的根本原因。“駱駝船長”不是陷入日常事務處理的普通教育工作者，他的內心中有堅定執著的維護清華傳統精神的信念，也有靈活變通的領導藝術。一方面是對于學術自由和思想獨立的堅守，另一方面是一貫和政府主管部門保持良性的互動，兩方面缺一不可。這也許是梅貽琦領導清華和西南聯大留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