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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趙暉中篇小說《拳頭打在棉花上》（載《收獲》2025年第3期），油然而生的，便是對罪案與命運陰差陽錯的無限感慨。小說之所以會被命名為“拳頭打在棉花上”，與文本中奶奶擊打父親的這樣一個細節緊密相關：“奶奶哭成一個淚人，兩只手勉強握緊，攥起來的拳頭一次次捶打在我父親身上。她仿佛用上所有的力量，但是每一次拳頭落在父親肩膀上時，最終都是軟綿綿的，像是打在一團柔軟的棉花上。”好端端的，奶奶為什么要去擊打自己的兒子？既然是擊打，最終的效果卻又為什么會是“軟綿綿的，像是打在一團柔軟的棉花上”？這一切疑問的答案，全都潛藏于《拳頭打在棉花上》這一小說文本之中。

作品不僅采用了第一人稱的限制性敘述方式，而且敘述者還被專門設定為罪案發生時年齡還“滿打滿算不到十歲”的一個名叫林琥珀的鄉村少年。之所以要這么設定，作家的本意便是要借用他那種少年無知的懵懂狀態。最初的罪案，是利群村一個女知青的蹊蹺死亡。具體時間是1975年10月17日的晚上，幾乎全村所有人全都涌到緊鄰的大塘村去看電影，獨居一屋的女知青李淑蓮，卻在第二天被意外發現猝死在床上。經過公社主任劉青松聯手縣公安局刑偵科長毛華兵的一番積極努力，犯罪嫌疑人被鎖定為一直暗戀著李淑蓮的生產隊長吳成祿。后來查證的結果是，手上保管著李淑蓮房間鎖匙的吳成祿，是那天晚上曾經出現在李淑蓮房間的唯一一人。也因此，雖然吳成祿肆口否認自己的強奸致死罪行（這里另外一個可供參證的前提，是“因為那天李淑蓮身上正好來血了”），但因為有上級部門的一再催促，劉青松與毛華兵他們便不僅最終認定吳成祿為犯罪嫌疑人，而且還要立即執行死刑。

事情的轉機與一封神秘的信件有關。那是一封被郵遞員毛三卡不慎遺落在林琥珀家門口的信件。發現收信人竟然是已經去世的李淑蓮之后，毛三卡一時間陷入到了一籌莫展的狀態之中，不知道到底應該怎么樣去處理這封信。一番爭執后，到最后還是不僅識文斷字，而且心存良善的奶奶一錘定音：“‘還是交給公安局比較好，’奶奶說，‘畢竟這是李淑蓮的遺物，辦案的警察應該會處理。’”然而，當時尚被蒙在鼓里的奶奶，根本就不可能預料到，正是自己的這一番善心，最終把自己的兒子送進了牢獄之中。只有當林琥珀他們把這封信送到刑場上的毛華兵手里的時候，一切方才徹底真相大白。卻原來，罪案的真兇并不是那個倒霉的吳成祿。李淑蓮的真實死因，是吃打胎藥流產時不幸中毒身亡：“李淑蓮就是死于有毒的打胎藥。因為打胎心切，李淑蓮鋌而走險，一次性服下打胎藥，以致中毒身亡。”由此而生出的疑問便是，李淑蓮明明還是未嫁之人，怎么會有孕在身？到底是誰致使她有孕在身的？依據信封上的郵戳，劉青松與毛華兵他們不僅很快做出判斷，而且判斷也很快得到證實。那個致使李淑蓮懷孕的男人，不是別人，正是林琥珀的父親林墾，那個省城農學院的教師。那一年的五六月份，林墾回到老家利群公社，參加當地的興修水庫工程。其間，不僅與李淑蓮結識，而且還在6月19日和28日兩個晚上，利用給她輔導文化知識的機會，先后兩次與她發生關系。沒想到，僅僅是到了9月8日的時候，李淑蓮就在信里告訴他，自己已經有孕在身。獲知消息后的林墾，在杭州某江湖郎中那里搜尋到打胎藥后，迅速將打胎藥寄給李淑蓮。這樣一來，一個不可避免的悲劇結果，就是李淑蓮私自打胎時的不幸身亡。原本以為吳成祿是罪魁禍首，沒想到，罪案的始作俑者卻是林墾，如此這般，自然稱得上是罪案與命運的陰差陽錯。與命運的這種悖謬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奶奶對兒子的那一番既愛又恨還憐的復雜感情。此前我們已經專門提到的“拳頭打在棉花上”的細節，所充分凸顯出的正是奶奶的這種復雜感情。文貴情真，無論是父親入獄后奶奶關于兒子回家的幻覺生成，抑或還是她最后的因思子甚切而不幸走失，那一片真情的確稱得上是撼人心魄。

但在充分肯定作品思想藝術成功處的同時，有兩點質疑卻也不能有所表達。其一，根據文本的敘述，父親林墾早在結識李淑蓮并與她兩情相悅之前，就已經與母親離異，處于單身一人的狀態。不僅如此，雖然檔案中的相關表述是“林墾借機對其實施奸污”，但倘若我們聯系他們倆曾經不僅有過長時間的信件來往，而且李淑蓮還想聽從林墾的建議私自流產打胎，聯系小說結尾處他專門跑到李淑蓮的墳前去燒紙紀念，實際的情形就是他們倆之間其實完全稱得上是兩情相悅。既然兩情相悅，而且林墾也已經是離異后的單身一人，那他們為什么不考慮結婚后干脆走到一起，而非得要鋌而走險地采用私自打胎的方式呢？其二，同樣是依照文本的敘述，父親和母親早在去年也即1974年的5月就已經離婚。然而，這么重大的事情，身為母親的奶奶卻毫不知情。如此一種設計，并不合乎常情常理。再有就是，林琥珀與母親他們母子間的關系問題。一處是，在意外獲知父母已經離異情況時林琥珀的那一番失態表現。先是“父親的話再次讓我猝不及防，淚水又一次奪眶而出。”然后是“我哭得幾乎沒有了力氣，拽住父親衣角一次次問他：爸爸，爸爸，媽媽哪里去了？”由以上細節，我們即不難斷定，林琥珀與母親之間有著很深的感情。但到了小說行將結束，父親入獄，奶奶失蹤后，情況卻變成了“母親后來找過我兩次，想要帶我去杭州。我坐在屋里一句話也沒說，反反復復看著奶奶之前在縣城鳳凰照相館拍的照片。毛三卡和劉菊花走過來勸我，我站起來走開。”等到“母親走的時候，我沒去送她，她一個人在公路邊等車。”如此一種前后截然相反的情感描寫，細細琢磨，得出的結論，同樣是不合乎常情常理。以上兩方面的疑問，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所以便寫在這里，就教于包括作家趙暉在內的各位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