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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位傳統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作家，張學東的創作一直緊盯現實生活，以文學虛構的形式表達對當下社會種種問題的關切與思考；同時，帶有自我生命經驗的歷史與記憶，亦是其豐厚的寫作資源，在近年出版的長篇《西北往事三部曲》中，張學東以深邃的歷史視角、生動的敘事筆觸，展現了西北邊地的風土人情、社會變遷與人情冷暖。新近發表的小說《一幕光影》亦是這一脈絡上的寫作，在這篇一萬余字的短篇中，作者并沒有苦心經營于謀篇布局，抑或敘事技法上的花樣實驗，而是將真誠情感灌入樸素文字，形成一篇清新雋永的時代短章，在寒冬未盡的新年伊始，這幕光影溫暖人心。

《一幕光影》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一個小鎮上。同為70年代生人，我對作者在小說中所營造的時代氛圍感到熟悉而親切。這種時代氛圍是由諸多細節來表現的，諸如“褲腿又長又寬，褲腳邊像寬大的掃帚頭”的喇叭褲和“顏色很深”“鏡片子都有撲克牌大小”的蛤蟆鏡，成為彼時年輕人的時尚穿搭；頭發卷蓬蓬的年輕小伙子拎著的錄音機里播放的流行音樂，從鄧麗君的《甜蜜蜜》，突然換成了蒼涼沙啞的男聲《一無所有》……這是“我”隨師傅到縣城“跑片子”時所見，縣城里的時髦令來自小鎮上的“我”眼花繚亂，而崔健震撼了一代人的歌聲，也令處于青春迷惘中的“我”震驚且共鳴。

所謂“跑片子”就是去取電影的膠片拷貝，在我成長、亦即小說中所寫的那個年代，電影膠片拷貝數量是不夠的，所以一部熱門電影的拷貝往往需要在不同的影院之間流轉。有的時候，過了時間電影還沒開場，工作人員會出來解釋說是因為拷貝還在過來的路上，我便想象著，它是坐著火車還是小汽車？從哪個城市過來？觀眾等得心焦，工作人員有時會放一個加片，那就是等于看了兩部片子了。這也從側面說明了當時的人們對電影的熱情，對好影片的渴望。這是一個物質并不富足，而精神文化生活卻相當富足的時期，又或者說，在物質還沒有那么豐富的時候，對物質的追求還沒有全面壓倒對精神享受的追求，而精神享受卻比較容易滿足，且同樣帶給人十足的幸福感。

這是在鎮上，相對縣城和城市邊緣落后，然而，改革開放的春風“雖遲但到”，終于還是吹到了鎮上，反映到影片上，“早些年大伙凈看革命片了，搞得滿臉都是苦大仇深的階級斗爭相，如今總算有了《咱們的牛百歲》這樣的輕喜劇，跟群眾生活貼得近，叫人開懷大笑”。在“后革命”年代，社會氛圍和人們的精神狀態松弛了不少。在這樣的精神文化需求旺盛的背景下，電影放映員這樣平凡的崗位，卻也顯出了它的重要性，還是回到“跑片子”這個詞，用師傅的話說，“就拿跑片子的活來說，不管放啥電影，都得咱們親自去上面拿，來回縣城跑幾十里路，有時片子緊張得很，當天演完還得當天給人家還回去。誰叫咱們是小地方，得認這個命”。而一個“跑”字，跟當時的跑這個、跑那個一樣，在計劃經濟時代的余緒下，有賴辦事者和管事者之間的很有彈性空間的談判與拉扯。小說中就寫到師傅帶著“我”上縣城一次跑片子的經歷。師傅看中了一部優秀的外國影片《虎口脫險》，而管事的科長卻說拷貝緊張，縣城里的影院都輪不過來，更別說鎮上了。可師傅就是認準了這部影片，各種軟磨硬泡之下終于把拷貝拿到了手，并且立馬就在鎮上臨時加映，讓群眾樂開了懷。

在這篇小說中，張學東塑造了師傅這樣一個普通人形象，他從鄉村流動的放映員到鎮上小電影院的放映員，人生的經歷也映照了時代的發展，他的人生本本分分，看起來沒有志存高遠的目標，而是安于一個平凡的崗位，兢兢業業、鉆研業務、為了令觀眾快樂而默默吃苦，用他對徒弟“我”說的話就是：“放電影這活啊，就是個熬時間的營生，說風光也風光，不管啥好片子，都緊著你自己看。過去，我們走村串鄉，為給老鄉送一部片子，可以說是風吹雨淋，冬天受冷夏天挨熱，還有成群結隊的蚊子，天黑了能活活吃了你，那罪可真是沒少受啊！雖說如今有了新影院，可該吃的苦還得吃啊。”最終他也累倒在“跑片子”的路上。他的人生遠非偉大，甚至有些潦倒，卻也如他所從事了一生的職業那般，在世間留下了一幕光影，閃耀著樸素的人性之光。

他的這道光影也照拂了“我”。一次“我”偶然幫師傅解救了一場因放映機著火而導致的火情，兩人因此萍水相逢；而后來師傅又偶然將我解救于街頭混混的追趕斗毆，并且讓“我”跟他學放電影，“他是覺得我這人比較機靈，本質也不算壞，當時社會上確實很亂，混混又多，他怕我跟著那些家伙學壞了”。就是這樣的緣分讓兩人成為師徒關系，直至最后情同父子，其中也有著那個年代人與人之間樸素的真誠與信任。而正是由于師傅的相助，使游手好閑的“我”沒有走上人生歧途，而是被穩固在社會這艘大船上，打下了一生的根基。而也正是師傅的言傳身教、耳濡目染，使我找到了平凡崗位的價值，也清晰了人生的航向。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幕光影》也是一篇成長小說。

（作者系《光明日報》高級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