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兒童本位觀”辨正
中國現代以降,生理學、心理學、教育學、人類學、社會學、法學等界定兒童的年齡標準皆各不相同。本文采用1989年11月2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對兒童的界說:“兒童系指18歲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對其適用之法律規定的成年年齡低于18歲。”顯然,“兒童”概念較為寬泛,基于年齡結構和心理特征可分為三個階段,即幼年(0—6歲)、童年(7—12歲)和青少年(13—18歲)。成人如何認識、對待兒童,即兒童觀。毫無疑問,成人持何種兒童觀,相當大程度決定了兒童的現在和未來。概略說來,古今中外,成人持有“非兒童本位”和“兒童本位”兩種兒童觀。所謂“兒童本位”,即以兒童為中心,深入了解兒童生理、心理發展的獨特性,尊重兒童的個性,讓兒童完整、完美成長。“兒童本位”顯然針對的是“成人本位”(或曰“老者本位”“非兒童本位”),本質上是對“父”文化的質疑。提倡“兒童本位”,無疑削弱了父權的絕對性。“兒童本位”蘊含的深意在于:兒童就是兒童;兒童不是成人的附屬物;兒童不僅僅是未來的成年人;兒童有獨立的人格特質;兒童有特殊的生理、心理需求;自由、率性和玩耍是兒童生存的第一要義;成人規約雖然不可避免會輻射兒童世界,但不能成為兒童成長的桎梏,而必須有益于兒童茁壯成長。
如果說文學是人學,那么兒童自然而然就成為一種寫作資源。縱觀中國文學史,兒童的身影出現在各個時期的各體文學之中。各個時期成人對兒童的認知差異,決定了文學塑造兒童形象的異質。兒童雖屬客觀、獨立存在,但是,處于從屬地位的兒童從來就擺脫不了成人的想象和建構,文學書寫首當其沖。“兒童本位”是區別“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重要標桿。因此,探究中國兒童文學的審美流變,無疑可以窺見“中國兒童觀”和“中國兒童文學觀”的演進軌跡。也就是說,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國兒童進入中國兒童文學文本經歷了不同的詩學轉化,呈現出異質的精神面貌。產生這些差異的根源何在?映照出怎樣的文化生態?為無限接近兒童本體,破譯兒童心靈的密碼,提供了怎樣的參照?
1、“兒童本位”果真生發于現代?
就兒童觀而言,中國現代以來頗為流行的觀點是,中國古代“老者本位”盛行,“兒童觀”自然是“非兒童本位”的,甚至與“兒童本位”絕緣。事實上,這顯然是對中國古代兒童觀的誤解,甚至是以訛傳訛。“非兒童本位”雖是中國古代兒童觀的主流,但“兒童本位”并非絕跡。兒童既是成人的昨天,又是成人的未來,成人對兒童的喜愛近乎本能。兒童的天真、純粹始終令成人欣賞、欽羨,甚至崇拜。比如,孟子提出“赤子之心說”,即“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即初生的嬰孩,具有純潔、善良之本性。“赤子之心”即擁有嬰孩一般純潔無瑕的心性,具有某種未被污染的神圣性、圣潔感。朱熹指出應該根據兒童生理、心理的發展而施教。“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深淺、先后、緩急之殊。”王守仁發現了兒童獨特的心理特征,“樂嬉游而憚拘檢”。明代的袁宏道亦盛贊“赤子”“稚子”之性,崇尚兒童的自然、淳樸之美。“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而無往而非趣也。”意即順其自然得來的趣味就很深刻,而后天習得的趣味相對淺薄。小孩子雖不知何為趣味,但無論做什么皆興味盎然。明末思想家李贄提出了“童心說”,“夫童心者,真心也……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即“真心”“一念之本心”。失卻了童心,便喪失了本性。當然,這些帶有兒童崇拜情結的論述,并非以尊重兒童獨立人格為前提,不過是將“童心”作為人性之一種加以禮贊,將“兒童狀態”作為一種至善至美的境界予以追求。但是,不可否認,其中蘊含了成人對兒童的真切理解,必然包孕著“兒童本位”因子。
中國古代文學中也有充滿童真、童心和童趣的適合兒童閱讀的佳作,一定程度上彰顯了“兒童本位觀”。比如,《列子·湯問》中辯論太陽大小、遠近的兩個無邪的孩童;《孟子·離婁上》中記載的楚國兒童歌謠“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體現了兒童盡情玩水的童趣;駱賓王的童詩《詠鵝》妙趣橫生。《小兒垂釣》(胡令能)中垂釣小兒的專注與冷漠,“路人借問遙招手,怕得魚驚不應人”,令人忍俊不禁。《池上二絕》(白居易)中的小兒“偷采白蓮回”,完全沉浸在喜悅中,竟然“不解藏蹤跡,浮萍一道開”。《所見》(袁枚)中的牧童,“意欲捕鳴蟬,忽然閉口立”,稚童的小心機令人捧腹。《點絳唇》(李清照)中那位“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的少女,嬌羞與純真栩栩如生。當然,這些作品塑造的本真孩童形象不過是自發或偶發,并非主流。一言以蔽之,中國古代并非與“兒童本位”絕緣,“兒童本位”意識自發或自覺地點綴在適合兒童閱讀的文學作品中。
2、直至20世紀8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兒童本位”書寫僅屬小概率事件
作為學術概念的“兒童中心主義”之于中國屬舶來品,其在西方歷史悠久,許多教育家不遺余力接力推行。1632年,夸美紐斯出版的《大教學論》提出了著名的“種子說”,即兒童是天生擁有“知識、道德、虔敬的種子”。強調兒童具有本質屬性,無疑彰顯了“兒童中心主義”觀念。1762年,盧梭出版了《愛彌兒》,指出兒童與成人異質,“兒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堪稱率先“發現了兒童”。杜威承接了盧梭的衣缽,通過批判舊式教育,明確提出了“兒童中心主義”概念。蒙臺梭利倡導“蒙臺梭利教學法”,強調“真正教師是孩子本身”。“兒童中心主義”在“五四”時期傳入中國,杜威來中國講學(1919年5月—1921年7月)無疑是契機。《新青年》雜志刊登了“杜威專號”,發表了杜威著名的教育理論——《民主主義與教育》《平民主義與教育》和《杜威教育哲學》。“現在我們的教育中正在發生的一種變革是重心的轉移。這是一種變革,一場革命,一場和哥白尼把天體的中心從地球轉到太陽那樣的革命。在這種情況下,兒童變成了太陽,教育的各種措施圍繞著這個中心旋轉,兒童是中心,教育的各種措施圍繞著他們而組織起來。”這種“兒童中心主義”觀很快在中國的教育領域風行。如果說,“兒童中心主義”主要是一種教育教學領域的革命,那么,“兒童本位”觀則主要是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兒童本位”受到了眾多“五四”新文化先驅們的推崇,從此成為中國兒童文學現代轉型的理論大旗。蔡元培重視兒童個性的發展。周作人強調“兒童的文學只是兒童本位的,此外更沒有什么標準”。魯迅指出:“直到近來,經過許多學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與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蠻做,便大礙于孩子的發達。所以一切設施,都應該以孩子為本位。”郭沫若論及:“兒童文學,無論采用何種形式(童話、童謠、劇曲),是用兒童本位的文字,由兒童的感官以直訴于其精神堂奧,準依兒童的創造性的想象與感情之藝術。”鄭振鐸提到:“兒童文學是兒童的——便是以兒童為本位,兒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學。”茅盾更是斷言:“(中國)‘兒童文學’這名稱,始于‘五四’時代。”由此,將“兒童中心主義”轉化為“兒童本位”,且成為中國知識界的共識,“中國兒童觀”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中國兒童文學借此迎來了現代性轉型。出現了魯迅、冰心、沈從文、茅盾、鄭振鐸、許地山、彭家煌、王統照等一批為兒童創作的作家,產生了一批“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作品。比如,《社戲》(魯迅)、《一課》(葉圣陶)、《大林和小林》(張天翼)、《三三》(沈從文)、《給我的孩子們》(豐子愷)等。或彰顯童心的純真、美好,比如阿發(《社戲》)、三三(《三三》)等;或表現兒童無以復加的游戲精神,比如大林、小林(《大林和小林》)等。總之,兒童們以“兒童”面貌出現在“為兒童”的眾多文學作品中,塑造了鮮活、靈動的兒童群像。兒童真正成為兒童文學的主角,作品中的兒童與現實生活中的兒童神似,兒童書寫的主體性增強,兒童形象塑造日益本真、個性化。
此外,因國破家亡,一些作家顛沛流離偏居一隅,遠去的童年記憶成為擺脫現實困境的靈丹妙藥。在文字里尋找童年的溫暖和溫情,是找不到出路之時別無選擇的自耗、自慰,“童年回憶體小說”熱應運而生。代表作有《籬下》(蕭乾)、《呼蘭河傳》(蕭紅)、《混沌》(駱賓基)、《初吻》(端木蕻良)等。這些作家的童年書寫大多蘊藉了作為生命個體的切身體驗,盡管每個作家的創作個性各個不同,仍能發現相似的寫作傾向。故鄉遠在天涯滿目瘡痍,早已不是從前寧靜的溫柔鄉。今昔之強烈對比,更顯當下的落拓、孤寂。然而,有關故鄉和童年的溫暖記憶早已沉潛于血脈之中,無論是飛黃騰達還是窮途末路,落筆便能慰靈安魂。
然而,理論和實踐通常無法同步發展。回顧現代中國兒童文學的百年歷程,盡管“兒童本位觀”已經生根,但“以兒童為本位”的兒童文學書寫依然在路上。一方面,為了推行“兒童本位”,刻意拔高,甚至絕對化,以至于削弱了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文學(尤其是兒童文學)從來就不可能與教育、時政無關,必然會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不得不因勢利導,從而在踐行中改變了初衷。比如,魯迅極力推崇“兒童本位”,寫過《社戲》《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兒童文學名篇。即或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聲,但他的寫作重心顯然不在兒童文學。周作人在收集童謠等方面貢獻頗大,但他并未身體力行創作兒童文學。郭沫若和茅盾既有兒童文學的理論闡釋,又有兒童文學的創作實踐,但二人的兒童文學創作數量不多。葉圣陶雖是中國現代童話的巨擘,但以《稻草人》為代表的童話作品毫不掩飾“教育功利”,有生硬說教之嫌,勢必偏離了“兒童本位”。
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由于受抗戰和內戰的影響,為兒童寫作的作家們必須根據當時復雜的社會現實需要,調整寫作方式,“兒童本位”讓位于“國家本位”。“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孩子們亦被社會風云席卷,他們不可能僅僅是孩子,必然面臨生與死的戰爭,甚至不得不承擔關乎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任。剛剛被發現的“兒童”不得不異變為成人,拿起刀槍保家衛國,是不折不扣的“國民”,不得不以羸弱之軀和成人一樣承擔重大歷史使命。兒童文學中的兒童被塑造成“小國民”形象,主要通過“苦兒”和“紅色兒童”來體現——“好兒子”“好學生”形象被“無產階級工人子弟”“流浪兒童”和“悲慘童工”等取代,尤以“左聯”作家為代表。“苦兒”代表作有《女孩》(洪靈菲)、《小玲妹》(草明)、《碼頭上》(沙汀)、《爸爸》(艾蕪)、《童年的悲哀》(王魯彥)、《小豐》(戴平萬)、《小林禽》(阿英)等。“紅色兒童”代表作有《大鼻子的故事》(茅盾)、《小阿強》(馮鏗)、《黑骨頭》(胡也頻)等。此外,由于對兒童的現代認知畢竟處于起步階段,對兒童的書寫極易發生錯位。不少作家雖然對兒童情有獨鐘,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僅僅把童年作為一種精神意象加以書寫,兒童抑或只不過充當了成人的鏡像。作品中塑造的兒童形象與現實生活中的兒童大相徑庭,甚至毫不相干。兒童與其說是作為獨立人格的主體出現,不如說是一種新鮮、靈動的精神意象,而非一個個具有鮮明個性的兒童本我。比如冰心、凌叔華、蘇雪林等的作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少數兒童文學作家堅守“兒童本位”的書寫立場,代表作有《慧眼》(歐陽山)、《野葡萄》(葛翠琳)、《小雁歸隊》(吳夢起)、《龍王公主》(陳瑋君)、《不動腦筋的故事》《寶葫蘆的秘密》(張天翼)、《“下次開船”港》(嚴文井)等。然而,這些具有較高藝術水準的作品,不管是非現實題材還是現實題材,一律被扣上了“頹廢”“脫離人民群眾”的帽子。其中,《慧眼》遭到猛烈抨擊。周邦是農業合作社生產隊長的兒子,有一雙神奇的慧眼,能看透別人的心靈世界。誠實者,心是紅色的;撒謊者,心是黑色的。因為驕傲,他的眼睛不再神奇,還被破壞分子和懶漢利用。經過父親和大家的幫助,他又擁有了一雙神奇的慧眼。許多評論家忽視童話的幻想特質,批評該作品的想象缺乏現實基礎,甚至上綱上線稱其偏離了“社會主義兒童文學的軌道”。此外,陳伯吹發表在《文藝月報》1956年6月號上的《談兒童文學創作上的幾個問題》,以及發表在《兒童文學研究》1958年2月號上的《談兒童文學工作中的幾個問題》,直指兒童文學創作及編輯過程中存在偏離“兒童本位”的弊病,提倡兒童文學應首先以“童心”“童趣”為第一要義,從而招致了對“童心論”的一場大批判。所謂“古人動物滿天飛,可憐寂寞工農兵”,“親切論”“趣味論”和“童心論”竟成罪魁。針對這種“左”傾思想,《小朋友》和《少年文藝》等雜志調整了辦刊方針。《小朋友》雜志強調通過生動有趣的藝術形象,啟發兒童智慧,增進兒童知識,培養兒童勇敢和樂觀主義精神。《少年文藝》雜志提倡刊發親切、新鮮、多樣和有趣的作品。然而,這兩家刊物很快被批為“嚴重脫離政治、脫離社會主義教育原則”。如果說批判《慧眼》尚屬正常的學術爭鳴,那么這一次批判卻超出學術爭鳴范疇。在1960年批判“兒童文學特殊論”的運動中,唯有茅盾保持清醒。他在《六○年少年兒童文學漫談》中指出,此時期創作是歉收的。
可見,因提倡“國家本位”“集體本位”和“人民本位”,中國兒童文學中的兒童通常被塑造成“小英雄”“小主人”。1949—1966年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十七年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難的社會主義陣營同胞,乃全民共同參與的公共想象。被稱為“祖國的花朵”“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的兒童,是“紅小兵”,是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他們必須又紅又專,必須克服一切困難,改正缺點,為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添磚加瓦。與其說他們是兒童,不如說他們是被“縮小的成人”,“兒童小說要么集中于革命歷史題材,要么即使描寫兒童的校園生活,也是讓兒童被動地處在英雄主義、理想主義、愛國主義的被教育者地位上。也許讓人難忘的唯有徐光耀的小說《小兵張嘎》中的那個機智勇敢又頑皮不遜的少年張嘎,隨著同名電影的放映,他的名字幾乎家喻戶曉。即使在今天,仍讓許多已長大成人的當年的孩子們唏噓不已。但是,隨著1960年前后文學理論界對‘童心論’的批判,小說中已找不到可以讓人加以審美的兒童了”。此外,“文化大革命”十年,盡管出現了潘冬子(《閃閃的紅星》)等屈指可數的多少有點兒童氣息的兒童形象,但兒童依然是以遵循成人世界的各種規約為成長的風向標。
隨著撥亂反正,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經歷了切膚之痛的人們充分認識到成人世界的不堪,“童心”重新被放置于至關重要的地位,企圖以童心的純凈、美好喚醒成人的良知。呼吁回歸“兒童本位”,尊重兒童天性,塑造未來民族性格,兒童迎來了自在、自為成長的黃金時代。20世紀90年代以降,“兒童本位”一以貫之,塑造完整、完美成長的兒童形象成為終極目標。從某種意義上說,人的一生都處于成長之中。但是,兒童階段的成長無疑至關重要,往往決定一生。因此,從生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等方方面面關注兒童的成長,無疑是兒童觀念的一場劃時代革命。90年代以來中國兒童文學的最大突破,恰好在于成長書寫的日漸深入。作為學者/作家的曹文軒對“成長”的理論認知尤具代表性。“舊有的兒童文學概念,根本無法覆蓋成人世界以下的全部生活領域。成長小說將撤銷舊有兒童文學概念的種種限制。它將引起大量從前的兒童文學必須截住而不讓其進入的話題。”呼吁將成長小說引入兒童文學領域,拓展了成長小說和兒童文學的生存空間。兒童文學批評家王泉根在不少文章中論及“成長”,探討兒童文學與兒童成長心理之間的邏輯關系。“走向當代少年兒童的內心世界,表現一代新人多姿多彩、健康向上的生命氣象與精神成長”,是21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趨向之一。
綜上,自中國現代時期落地生根的“兒童本位觀”,并未能立即讓中國兒童文學迎來“兒童本位”寫作的汛期。直至新時期以來,“兒童本位”書寫才成為中國兒童文學的主流。
3、“兒童本位”之于兒童文學并非萬能之匙
兒童與成人異質,是不爭的事實。提倡“兒童本位”,無疑是人類文明的里程碑事件。“兒童本位”,確實是破譯兒童和兒童文學密碼的重要密鑰。但是,絕非萬能之匙。許多提倡、踐行“兒童本位”論者,往往持有“包治百病”的心理預期。“兒童本位”非但不能解決與兒童相關的所有問題,若將“兒童本位”絕對化、極端化,不啻另一種可怕的災難。“兒童的事情兒童自己解決”等看上去非常“兒童本位”的做法,究竟有多大的可操作性?是否具有普適性?兒童有自己無法克服的短板,諸如身體和心智能力相對較弱,完全自主解決無異于癡人說夢、揠苗助長。有效的引導,甚至是適當的約束、懲戒,并非是反“兒童本位”。一頭母獅尚且知道警告一味任性、打鬧的幼崽,教會它們必須遵守的進食、捕獵規則。兒童的成長不可能像野草一樣任其肆意蔓延,完全放手,無異于打著“兒童本位”的旗號而不承擔扶助兒童成長的職責。“教”與“育”,“教者”肯定占主導地位,而“受教者”必然居于從屬甚至被動地位。約束性,甚至是強制性,在所難免。教者和受教者必然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完全平等甚至就沒有教育了,必然導致各行其是,各唱各的調。兒童在成長過程中實現完全的自我教育,不過是虛幻的烏托邦。這必然是無效的“兒童本位”,必然導致成長失位。反教化論者,偏激地認為教化堪比兒童的虎狼之藥。無需贅言,絕對的“兒童本位”,即任由兒童自性、自主成長,不過是一個烏托邦迷夢,甚至是對撫育兒童的失職。
事實上,“非兒童本位”,并不意味著認為兒童不重要,看不見兒童異質于成人。從初級關懷的角度說,從古至今,大多數成年人基本上做到了“以兒童為本位”。但是,從終極關懷的角度來說,我們對兒童的心理、個性、人格形成的關懷,遠遠不夠。或者說,很難做到“兒童本位”。既因對兒童的理性認知的滯后和落后,還因人倫體系的建構顯然不是以兒童為中心的。兒童必然會長大,必然會遵從這些成人規約。教育兒童的成人因為看見了兒童的將來,必然會從現在開始要求兒童逐漸遵從將來必須踐行的規約。這顯然不是“兒童本位”的。但是,這是負責任的一種教育方式,或者說是一種善意的“非兒童本位”。每一個階段的人都有自身的弱點,兒童也不例外。兒童生理、心理的承受能力弱,需要他人幫助才能生存。大多沒有抵抗風暴的能力,且不懂得自我保護,懵懂、莽撞,時常會鋌而走險。適當約束,適當違逆所謂“兒童天性”,看似“非兒童本位”,卻有助于兒童更好地成長。而且,“兒童本位”并不意味著不加以任何約束,給予兒童絕對的自由。所謂文明,自然是與原始、蒙昧相對抗,必然意味著理性自覺。而兒童的率性、隨意和無遮無攔,往往是與理性相悖的。也就是說,絕對的“兒童本位”在文明社會中通常來說不過是烏托邦。當然,這種烏托邦意識正好燭照出文明的詩性。意識到了,盡管永遠難以企及,無限接近,當屬文明的進步。
概言之,不能將“兒童本位”絕對化,不能將“兒童本位”視為救贖兒童的尚方寶劍,不能以“兒童本位”的名義縱容兒童、推卸監管失范的責任。對于兒童文學來說,“兒童本位”確實是兒童文學作家寫作的高標。這是一種高難度寫作,大多數作家難以企及。肇因直接的兒童經驗已相當遙遠,且成人經驗與兒童經驗屬于兩極,無限接近是本相。此外,絕對的“兒童本位”書寫對于兒童文學并非幸事,必然會一定程度上降低兒童文學的深度、厚度。單一的兒童視角確實存在局限,兒童自說自話雖強化了原生態、現場感,但必然會弱化、窄化成長的詩性特質。而成人視角的巧妙點化、指引,無疑拓展了成長的內涵和外延,可以讓兒童文學增輝。比如,《城南舊事》(林海音)以“兒童本位”為主,但并不回避“成人本位”。所有的大人都認為秀貞是個瘋女人,而小英子卻發現她“不瘋”;當所有的大人漠視小桂子的遭際,小英子卻給予了深深的同情。這瘋/不瘋、冷漠/同情背后隱藏著一大片人性的“真空地帶”或“中間地帶”,顯然無法簡單地用善/惡加以評判。大多數成年人對不幸的瘋女人和棄兒小桂子的冷漠似乎理所當然——非親非故,且她們的遭際并非由自己親手制造,似乎誰也沒有理由苛責他們。這種純粹的“成人本位”恰好映照了人性的隱秘、幽微,而且體現了道德的相對性和模糊性,以及僅憑道德救贖人性的有心無力,從而拓展了作品挖掘人情、人性的深度和廣度。
4、結語
如果說“兒童觀”決定了“兒童文學觀”,那么作家秉持什么樣的“兒童文學觀”便決定了采取何種“兒童文學話語”進行“兒童形象”塑造。“以兒童為本位”的兒童觀,顯然是科學的、進步的。“以兒童為本位”的兒童文學書寫,顯然最容易塑造出本真的兒童形象,最容易切近兒童本體。然而,“兒童本位”絕非萬能之鑰,“以兒童為本位”的兒童文學書寫亦非唯一的寫作路徑。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兒童文學書寫已逾百年,作家們基于兒童經驗和兒童想象重塑兒童形象,希冀以文學的詩性關懷童年。從誤讀、異化到無限切近兒童本體,破譯兒童心靈的密碼,無疑成為一代代中國兒童文學作家接力完成的終極使命。◇◆
注釋從略,詳見《南方文壇》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