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一名《小說月報》的編輯，時刻身處當下鮮活的小說現場，在泥沙俱下的小說河流中淘洗佳作，以此梳理相關文學現象，進而發出個人化的聲音，這已成為我的一個工作慣例。我在《2024年中短篇小說創作關鍵詞》中提出了“新津派文學”是以“開放包容、兼收并蓄”為旗幟，以“世俗性的全人類共通情感”為紐帶，并以“現代性的價值追求”為精神內核。根本目標在于通過“新津派文學”觀照天津這座城市在現代化進程中人的現代性命題；另一方面，也是對當下地域文學，從“新南方寫作”到“新東北敘事”再到“新北京作家群”等再次引爆的時代話題的回應。

“新津派文學”囊括“人與城市”“人與歷史、人與時代、人與鄉村、人與縣城”等敘事維度，津味小說是“新津派文學”中獨具一格的地域性文學的審美表達，關涉“人與城市”“人與歷史”這兩個重要敘事維度。從歷史發展演變來看，津味小說構建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人民性”傳統—解放區文脈中民國“北方通俗小說的市民文化基因”—天津獨特地域文化傳統的三維深層對話空間，有效地打通了“新津派文學”的歷史淵源與當下鮮活現場。林希無疑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代表作家之一。

2024年，天津文學界、學術界、出版界聯合舉辦了“津派文學的靈韻與魅力暨林希小說集《沽上紀聞》首發式”，正式掀起了“新津派文學”創作、研究與出版的浪潮。《沽上紀聞》是林希近年來創作的系列津味小說合集，聚焦清末及民國這一風云際會的歷史階段，以進入現代化進程的天津為敘事場域，聚焦普通人物的生存狀態與命運沉浮的微觀生活史，以此映射人與城的審美對照關系的現代化命題，并將“世俗性共通情感”與“現代性價值追求”交相輝映，既塑造了天津獨特的城市空間文化品格，也助推了“新津派文學”對“人與城的現代化”的敘事路徑的探索。

天津開埠（1861年）以后，工商業空前發達，一度成為僅次于上海的中國第二大國際都會，承擔著“中西交匯窗口”的重任。恰如林希在《沽上紀聞·引子》中所言：“近代開埠以來，津沽一帶領西風之先，工廠林立，高樓群起，更有精英人士聚集定居，不多時，天津已成為世界繁華大都市了。”林希深諳人與時空關系的處理之道，三言兩語就將《沽上紀聞》中的故事時空背景鋪展開來了。人與時空的關系看似簡單，但在小說寫作中實際上是非常難的，是很考驗作家駕馭文本的敘事能力的。這是作家面對現實世界中時空關系的一種具有審美藝術創造性的描繪與建構，代表著作家對世界、社會、人生、歷史、文化的一種深度的理解與表達，體現于文本中的時間、空間與人物這三個重要層面。

《沽上紀聞》以正處于城市現代化進程起步階段的天津來構建敘事時空，將天津直接定位為“人間福地”。林希在《流浪漢麥克》中是這樣描述天津的：“那時候天津雖然沒有現在這么多的高樓大廈……連美國人、英國人來到中國，第一站看看天津，都覺得大開眼界。”處于現代化進程的城市空間成了容納中西八方民眾的雜處，助推了現代人的流動性潮流。城與人的現代化進程呈現出同構性，天津城市的精神風貌與生活于其間的人的生存狀態同頻共振。

林希在《沽上紀聞》中將大光明碼頭、起士林西餐廳、馬克西姆餐廳、天津教堂、花旗銀行、匯豐銀行、老龍頭火車站、發電廠、勸業場、漁業公司、建筑公司、大光明電影院、黃家花園、豐澤園大酒店、望海樓、金鋼橋、報社、登瀛樓、天祥商場、月緯球社以及歐羅巴游船、光復牌載重大汽車、鳳頭自行車、路威酩軒皮鞋、德國縫紉針等代表城市現代化建筑、商業、報業、日用品等符號的元素融會貫通到描寫城市場景與市民生活的敘事中。這些現代化城市符號元素，一方面彰顯天津正處于城市現代化的發展進程中，將天津當時的歷史地位及其承擔的中國與世界交流溝通的重要樞紐的價值與意義，通過文學化的方式呈現出來，使得天津成為獨立的審美對象；另一方面，把天津的城市空間變遷交融于市民中西碰撞的文化心理結構之中，這與20世紀30年代誕生于上海的新感覺派小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為了進一步塑造天津獨具特色的城市空間文化品格，林希還通過語義系統、飲食文化、性格特征、精神世界這四個層面予以細密構建。有研究者指出“文學性主要存在于作品的語言層面”。評論家賀紹俊曾評價林希小說“具有自覺的語言意識”。林希以天津的方言俗語為基礎創建了一套獨立的兼具說唱藝術特色的幽默感話語表達體系，詼諧幽默，精短有力。林希在《尋人啟事不尋人》中說“天津人總是要把全國通用的詞匯做一番本土化的處理，以適應天津人的語言習慣”；在《孝子亭鯉魚》中又表達了“天津衛的事嘛，凡事都有個本土化”的觀點。比如，將不通情理、麻煩、難伺候表述為“遮理”，音同“啫咧”；將探索事物的道理不夠深入、淺嘗輒止表述為“半拉個幾”；將一個人不規矩，大家下手給他立規矩表述為“拿拿龍”；此外還有“介是怎么說的”“玩去”“一個大脖溜”“沒正形”“倒霉孩子”“拜拜吧，您哪”“實誠”“拉大鼻”等。天津的飲食文化獨具風味，既有嘎巴菜、煎餅馃子、麻花、爆三樣、熬小魚等城市平民菜品，如《流浪漢麥克》中有一段麥克喜歡上天津美食的精彩描寫：“每天早晨，麥克先生一定要到馬路邊的小攤上買一套煎餅馃子，還要夾馃箅兒——棒槌馃子吃著不脆，再要一碗嘎巴菜”；又有藍山咖啡、牛排、慕尼黑啤酒、草莓慕司面包、松茸鵝肝等西式餐飲。林希擅長于從這些世俗性與現代性、本土性與全球性共通的城市空間、語義系統和飲食文化來呈現天津人的性格特征。天津人對世俗生活無比熱愛，愛生活就是人間最大的愛。這種世俗性文化傳承，是人間最為基本的情感價值訴求，具有廣泛性和群眾性，甚至全球的共通性。林希認為天津人保的是“面”，玩的是“派”，看的是“熱鬧”。《新亞大藥房喜迎新時代》中在湯姆號上給艦長千金麥瑞小姐輔導功課的余銘森被強吻時，憤怒喊道：“人生在世，名聲第一，天津伯伯叔叔們知道我在湯姆號軍艦上被一位小姐在嘴巴上咬了一口，等你們走了，我的臉往哪兒擱呀！”并為此憤而辭職，“說出天來，這鬼地方不待了”。在《月緯球社》中林希寫道：“在老天津衛，玩派、擺譜，是一種身份的體現。”在《流浪漢麥克》中，林希將“看熱鬧”標為“第二大天津癥候”。“天津人的看熱鬧，世上少見，一個人蹲在馬路邊上看天，一會兒時間就圍攏過來一群人，一起望天望了半天，嘛也沒有”，連德國來的流浪漢都沾染上了這一習俗，為此丟了帶給他好運的路威酩軒皮鞋，又被打回了流浪漢的原形。林希正是通過城市空間中這些逸聞趣事展現出了天津人精神世界的美好和高尚。《流浪漢麥克》中有一段“在天津衛，天津人餓肚子，街坊鄰居看著不能不管”的細節描寫，溫暖細膩，感人至深。在《月緯球社》中也寫道：“天津有傳統，一遇災年便行善舉：搭席棚、設粥廠、舍棉衣，處處的善人牌坊邊設有藥店，醫生們輪流坐堂診病，藥店抓藥分文不取。天津呀，中國首善之地也。”

天津的城市現代化進程是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全球，尤其是人與城持續碰撞與交融的結果。林希在《沽上紀聞》所構建的城市空間中，既有天津府的知縣余盛世、天津府主簿于之乎、退位的小皇帝等封建遺老遺少，又有德國流浪漢麥克、俄國皇帝尼古拉二世的面包師傻里八爺夫、德皇威廉二世的御廚、娜沙女士、伊里沙小姐，還有民國時蓄勢待發的政壇寓公們、驕奢淫逸的大太子、大閑人“黑心我”、南苑大學教授、大貨車司機唐敬山、開藥方的余銘森、開鍋巴菜鋪的石誠、開小酒館的于大爺、協助孝子們表演臥冰得魚的王大龍、月緯球社陪練凱文小姐、傳統閨秀玉蘭阿姨、窮員外老河沿兒先生、水上警察許滿堂等，這些性格各異的人物共同構成了津門群像譜。作家肖克凡在《林希先生的“衰年變法”》中將林希小說的成功歸之為“小說人物卓爾不群，一個個都是生色而不是熟臉”。這些人物無疑在天津的城市現代化進程中都經歷著人生的種種困境與心靈的嬗變。如果說知縣、主簿、八爺、石誠等是堅守天津本土文化傳統的守舊派代表，那么“黑心我”、王大龍、凱文小姐、余銘森等則是天津的城市現代化進程中人性掙扎與裂變的過渡性人物代表，而南苑大學教授、玉蘭阿姨等則是具備現代性的理想型人物。這類理想型人物對傳統津味小說中人物譜系的精神文化品格提升有很大助力，他們不再是一群“耍手藝的、糊弄人的、賣生意口的、編魃造魔的”俗人，而是具有獨立文化人格與堅守的，現代意義上中西文化熏染下的人文知識分子的典型。伴隨著天津的城市現代化進程，他們沒有固守，也沒有冒進，而是在堅守優秀傳統文化基礎上進行創造性轉化，從而實現了人的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性。這種獨立性人格與自由性思想的追求關涉現代意義上的人的敘事覺醒的文學命題。正如林希在《哈羅，縣太爺》中所言：“誰說天津人是一伙俗民，小看天津人了。”在《“黑心我”心不黑》中借“黑心我”對安貧樂道、堅守氣節的南苑大學四位教授和孫奶奶極為推崇的一段心理描寫——“賀欣我先生看到了一個對于他來說完全陌生的世界，這里面更生活著一群他不理解的人。他們為什么這樣活著？……他們一個個又有怎樣的精神世界？”展現出了天津人超越世俗的純粹精神層面，也印證了林希對津味小說的最新定義，“所謂津味小說，應該是展現天津人精神世界的美好和高尚”。《月緯球社》中的玉蘭阿姨也是這樣高尚的人物，出身于天津的普通人家，上過木齋女子中學，接受過新式的現代化學校教育，崇尚獨立、自由的人格精神，拒絕了傲慢的富商兒子的追求，憑自身能力進入英國英茂洋行工作，與尊重中國人的洋行普通職員英國小伙凱文自由戀愛成家。可以說玉蘭阿姨身上具有中西兩種優秀文化傳統，沒有被現代化的商業邏輯與資本洪流所裹挾。英國丈夫去世后，她與女兒凱文相依為命，面對金錢權勢的誘惑，她始終教育在月緯球社做乒乓球陪練的女兒凱文“這一切和我們沒有絲毫關系”。玉蘭阿姨以一己之力對抗月緯球社崇尚金錢的商業倫理浪潮，甚至發出了微弱但“醒世恒言”般的心靈吶喊，“金錢像一股不可阻擋的洪流，沖垮了一切古訓，沖垮了一切傳統”，毅然決定讓女兒離開這污濁之地。可以說，林希將玉蘭阿姨塑造成了中華女性中兼具傳統美與現代學識的完美典范，“非凡人也，木齋女子中學老一輩學生，名門閨秀，大家小姐，絕對是一位有文化、有品位、有修養的女子”。

林希通過城與人的審美互動，以城觀照蕓蕓眾生，從個體在現代商業、資本與傳統倫理道德夾縫中的精神性體驗與困境出發，寫出了全球人類在城市現代化進程中共通的生存狀態的撕裂與心靈困境。月緯球社的陪練凱文是中國人和英國人的混血兒，從小就深受中西方兩種文化的深刻影響，兩種不同文化交融于她的心間，形成矛盾和撕裂。天津的城市現代化進程在她的身上烙上了鮮明的印記，一方面是母親玉蘭傳授的“不慕榮華富貴”“一家人相親相愛就是最無價的財富”，另一方面是月緯球社的“每一個人的目光都燃燒著貪婪、羨慕、欲望、妒忌的火焰”。凱文深陷在中華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資本文化的矛盾抉擇中，沒有人生定力的她最終選擇投入商業資本的懷抱。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說《沽上紀聞》寫出了帶有時代普遍意義的“共通”故事、“共痛”情感。

我們不難發現，林希在創作《沽上紀聞》的過程中，是以“有我”“在場”的敘事腔調謀篇布局，并反復強調這些故事和人物皆是“所聞所見、所歷所為”；他是以“一種同情心同理心去貼近人物，走進其內心深處，了解其最為幽微隱秘的心靈的悸動，去捕捉人物生命升華的每一個瞬間。這正是對人性的基本尊重，也是對人物生存處境深切的體諒”。恰如作家肖克凡所言：“當你閱讀他的一篇小說，你會感到人的體溫，畢竟文學是人學，小說要有人味。林希小說充滿了人味。”正是因為林希做到了這一點，才能塑造出由古老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巨變中的“生氣灌注”的人物形象。

《沽上紀聞》立足于“人與城的現代化”審美對照關系，不僅提升了“新津派文學”中人物譜系的現代性精神文化品格，積極構建雅的城市文化空間，更是提供了一種以地域經驗觀照中國普遍現代化困境的敘事路徑。就像評論家賀紹俊所言：“林希就像是天津這座城市的一名特別史官，他在為天津寫史立傳，但他不像一般的史官那樣專注于記錄歷史上發生的事件，而是準確記錄下了天津的精神面貌和性格變化。”從這個角度而言，天津因為有了林希的《沽上紀聞》，實現了文化意義上“雅”的飛躍，成為永久的精神敘事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