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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的《在伊犁》各篇章集中發表于1983年至1984年間。如同《青春萬歲》里的中學生人物群像，《在伊犁》中的維吾爾人物群像也仿佛天然生成。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樸素觀念，他們身上真善美的精神以及純粹的人際關系，讓人物自身與作者回歸了本真的“自己”。

那位讓“我”感激不盡的穆罕默德·阿麥德，無論遇到什么波折，始終熱情、禮貌、謙和、文明。他天資聰穎且好學，愛看電影、讀書，也愛唱歌跳舞，對生活滿懷希望；然而在他人眼中，他卻因不愛勞動、行為風格被誤解為“性別模糊”，常遭取笑與輕視。他注重維護民族團結、溝通民族感情，同時不畏權勢，敢于和工作隊干部據理力爭。自身生活艱難時，他仍送來雞蛋關心“我”的身體，并信守承諾；追求詩意生活與愛情的同時，還竭力成全意中人瑪依努爾的婚姻選擇。他對妻子阿娜爾古麗照顧有加、傾心付出，始終心懷理解、感恩。即便心懷流浪的夢想，最終也選擇回歸故鄉、面對祖國。阿麥德身上充滿矛盾與掙扎，卻始終憑借勞動自食其力，盡顯高貴品質。正如他敬畏的詩人詩作所言：“燭光雖小，卻照亮了一間屋子——因為它正直；閃電雖大，卻不能留下什么——因為它彎曲。”在“多普卡”隊進村的特殊背景下，王蒙筆下的阿麥德展現出正直特質，這不僅是對他人的照亮，某種程度上也是對當時特定氛圍的一種消解。

木匠馬爾克看起來像個“傻郎”。因被阻攔去早市賣貨，他會耐心地與民兵辯論；因口糧被扣發，他也敢激昂地與隊長理論。馬爾克不僅有著匠人極為嚴謹的敬業精神，還對“有男有女才成為世界”的人性命題有著敏銳思考。更甚者，他還以頗具禪意的方式，提出了“人是什么”的終極之問。他說，人是沙子——風往哪里吹，便往哪里去；若沒有風，原本不相干的沙子，也無法匯聚到一起。這“人是沙子”的說法，恰好呼應了房東老大爺穆敏“人就是帶傻氣的種子”的論斷。“沙子”與“傻子”，看似偶然巧合，實則異曲同工。

有著“淡灰色眼珠”的阿麗婭，展現出端莊、慈祥、悲哀與矜持。她深知自己身患疾病，因此想在世時為馬爾克尋覓一位伴侶，而黑眼珠顯得格外大的愛莉曼姑娘正是最佳人選。可馬爾克這邊，卻在忙著張羅賣房，只為給阿麗婭湊錢治病。愛莉曼也為了馬爾克，拒絕了一個又一個求婚者。這三個人物，就這樣彰顯著各自美好的心靈與深厚的善意。阿麗婭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馬爾克與愛莉曼成婚。她表示，如果馬爾克不忍心在她還在世時先辦理離婚手續再與愛莉曼結婚，那么，他們倆需向她保證，在她離世后的3個月內完婚，如此她便能含笑九泉。然而，馬爾克犯了“傻氣”，無論他人如何勸說，始終沒有順從阿麗婭的心愿，最后回歸木匠本行。愛莉曼同樣犯了“傻氣”，因愛而不得，一氣之下嫁給了給人沉重壓抑感的老裁縫阿卜杜拉赫曼，令人唏噓不已；最為博愛悲憫的阿麗婭，又何嘗不是清醒自覺地犯著最大的“傻氣”——坦然面對死亡，無所畏懼，一心成全所愛之人。馬爾克、阿麗婭、愛莉曼既是三個“傻子”，又是三粒“沙子”。他們每個人的命運，都無法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但每個人的靈魂，都深深震撼著我們。

房東大娘阿依穆罕歷盡苦難，飽經滄桑。她失去了父母、姐姐，也失去了所有孩子，只能依靠苦茶填補生命的空白，將最快樂的時光都留在了蘋果樹下。而穆敏老爹，雖缺乏認識世界的文化知識，卻不乏洞察世事的實踐智慧。他鄭重地談到“想死”，認為人應該時常想到死亡，如此才會心存敬畏，不去做壞事，只做好事，堅守正道。這不正是“向死而生”的體現嗎？他們不貪婪、不懶惰、不嫉妒，既不疲沓浮躁，也不尖刻軟弱。讀者總能從回憶他們的過程中獲得啟示、汲取力量、得到安撫。人物的內在品質在此升華。

“好漢子”伊斯麻爾同樣是個獨特的人物。從其完整的生命歷程來看，他并非簡單的“野心勃勃”，而是復雜多面的“智勇雙全”。伊斯麻爾是干農活的行家里手，也是頗具領導力的管理者。他狠抓勞動紀律，積極推廣技術革新，既能說會道，又敢于實踐；但他也會緊跟形勢、見風使舵，甚至存在多吃多占的行為；在受到批判時，又善于認錯、主動自我檢討。正如作者對其人生的總結，他宛如一個演員，登臺表演時有聲有色、叱咤風云、不可一世，戲散卸妝、收起行頭后，便心平氣和地換上普通衣衫，融入人群之中。

王蒙的寫作回歸了最為可靠的“真實樸素”，于看似毫無技法之處“還原”人物形象。《在伊犁》融合了源于生活本真的詩性語言、敘事散文的筆法與“非虛構”的方式，構成一篇篇飽含“土地”深情的人物傳記。“土地”與“人物”共生共存，在作者心中皆具神性意味。如王蒙所體會到的，這是一塊——在“我”孤獨的時候給“我”以溫暖，迷茫的時候給“我”以依靠，苦惱的時候給“我”以希望，急躁的時候給“我”以慰安，并且給“我”以新的經驗、新的樂趣、新的知識、新的更加樸素與更加健康的態度與觀念——的土地。王蒙的“在伊犁”歲月，真正實現了“思想改造”，并在此過程中凝聚成更為永恒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