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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學文的《龍鳳歌》是鄉土故事，也是家庭故事，這是中國讀者相對熟悉的長篇小說的題材類型，似乎很容易就被貼上宏大歷史、百年歷程、民族史詩等標簽，然而，細讀之后不難發現，《龍鳳歌》雖講述了一個跨越代際、人物眾多、結構復調的故事，如果非要為這部作品錨定一種主題或類型，或正如其題名所言，是“歌”。與預設的厚重、宏大的標簽相比，《龍鳳歌》的篇幅、情感、節奏、關切頗有我們熟悉的古典“歌行體”風格。我們不能否認，不管采用什么體裁，在當下社會，帶有傳統色彩的鄉土家庭故事已然不再“時髦”，胡學文卻不遺余力投身于綿長的講述中，似乎別有懷抱。

民間的“顯”與“隱”

在“講故事”的技術層面，胡學文弓馬嫻熟。小說上卷的主角是母親馬秋月，這是一個相對典型的中國傳統女性的形象，溫柔善良、勤儉持家，對丈夫忠貞、對長輩孝順、對子女慈愛，默默付出、悄悄犧牲，我們在太多文學作品中見慣了這樣的女性形象，并為其戴上“偉大女性”“大地之母”之類的冠冕，卻鮮少有人真正關切她們的精神世界與內心熬煎。《龍鳳歌》走進了冠冕之下的女性內心，并將這內心無限擴大，擴大至需要學科意義上的民間文學參與才能闡釋的程度。毫無疑問，麻婆子是本雅明論述意義上的“講故事的人”，她的講述以及講述中與聽眾形成的松弛、自然的互動氛圍生產著當下時代久已失傳的“靈暈”，馬秋月這一人物的豐盈也在于參與了這種“靈暈”的生產與“講故事”的技藝的操演。由楊令公與蕭太后的野史引發的關于龍鳳胎的心結、突然降臨卻持續多年的追趕白兔的夢游，以及父親因為尋找棗紅馬而為她締結了姻緣，都只能指向神秘的東方民間。

這種民間的威力具有本雅明念茲在茲的口口相傳的美，如學者陳思和所論述的，民間文化形態“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審美風格”，“民間的傳統意味著人類原始的生命力緊緊擁抱生活本身的過程，由此迸發出對生活的愛和憎，對人生欲望的追求”，這種光明與黑暗共存的力量足以摧毀一個淳樸善良的農村女性，也足以挽救一個苦苦掙扎的痛苦的靈魂。胡學文深諳這些潛藏在廣闊的農村地區的“知識”與“財富”，它們不僅真實地影響著我們的先祖與父輩的情緒與生活，也形塑了子一代的精神與思維。于是，胡學文將它們落于紙筆，勾勒了這個家庭故事中最柔軟也最堅硬的線條，讓讀者得以窺見物質匱乏年代中的苦痛與智慧，得以感知蠻荒歲月里的悲劇感與生命力。

到了小說的下卷，民間色彩悄然隱沒，主要的敘事者變成了在上卷中被精心呵護的龍鳳胎。母親哺育他們成長，“鳳”朱紅如兒時一樣，果敢堅毅，主宰自己的人生，雖然躲不過遇人不淑的悲劇，卻也及時止損、全身而退；在母親、妹妹庇護下的“龍”朱燈依然內向、軟弱，好在也算走出鄉村，吃上商品糧，并未辜負親人。這是多么讓人熟悉的故事套路，集全家之力培養出一個出人頭地的寒門貴子。但他只是城市人眼中的“鳳凰男”，還要時刻提心吊膽，怕被家人的行為連累。小說下卷的核心情節之一是幼弟朱丹的意外事故，圍繞弟弟的違法和死亡，子輩的真實生活與相處狀態得到了充分呈現，那個在上卷中如頂梁柱一般撐起整個家庭的母親變成了被呵護和善意欺瞞的“團寵”，而最柔弱無助的朱燈反而變為“話事人”，成為這個家庭最為強大的精神支撐。這一地位的倒置是中國式家庭結構、性別結構的典型表現，胡學文叩問現代性圖景之中的傳統倫理，也在提醒所有人倫理的堅固與其內在的復雜。

故事的“實”與“虛”

麻婆子在下卷中隱身，但她的“繼承人”朱燈已經長大。小說中插入了一段朱燈創作的“故事”，描寫朱丹藏匿他鄉的生活，這是朱燈的孝心，是可以應付父母詢問的“續集”，也漸漸成為他自己不得不相信的內容。身為長子、長兄，無法為日漸衰老的父母分憂，無法為遭逢災難的弟妹擋雨，這種內疚與痛苦恐怕也并不比父母少多少。詳細、生動、有計劃地編造朱丹的故事成為朱燈療愈自身的“剛需”。母親年輕時靠著麻婆子的故事度過為人妻、人母的艱難歲月，如今靠著大兒子講述的故事度過漫長的晚年生活，心照不宣地維系著報喜不報憂的家和萬事興氛圍。在小說結尾，母親終于抱到了在夢中追逐多年的白兔，似乎要給予那些年輕時的詭異夢游一個完美的結局，胡學文也明示我們那是父親的杰作。這個曾經一無所有的男人靠著自身的努力和賢妻的支持終于掙得一點家業，他可能也猜到了大兒子編造故事的用意，猜到了小兒子的結局，能為操勞多年的妻子做的事，恐怕也只剩下這一件：落實妻子深陷多年的幻象。父親為母親的故事落的“實”，和朱燈的故事的“虛”一樣，守護著這個家庭歲月靜好的幻夢。胡學文觸及中國式家庭的核心本質，即便是表面的風平浪靜也值得所有人乘風破浪去爭取，即便是一場終究會醒來的幻夢也值得所有人用心去編織。

因為忙于這部小說的創作和修改，胡學文連續三個春節沒有回老家，父親看似不在意，但在電話中，“父親說老叔的兒子從江蘇回縣里了，老叔也從北京回來，家人團聚了。他沒說別的，語氣也無異常，但我還是聽出了些什么。畢竟，我三年沒回老家過春節了，一些親友包括鄰居都問父親，我是否回家。掛了電話，我心有不安，甚至說壓力。”《龍鳳歌》既是“龍鳳”的同代人胡學文的生活觀察，可能也是他離鄉多年的心靈重負。這種對于故鄉、親人的復雜情緒，不只胡學文，莫言、閻連科、劉震云以及更為年長的路遙等人在作品中都有表現。這種復雜既包含著對于獨自離開家庭過上更好生活的背離感，也有對于曾經禁錮自己的那片土地的不愿回首。正如莫言在紀錄片《文學的故鄉》中所說：“這地方有母親生你時流出的血，這地方埋葬著你的祖先，這地方是你的血地。”那些困擾母親的民間故事像種子一樣在兒子心中發芽、生長，妹妹替自己背著行李走在1984年的路上的背影永遠在哥哥心中隱隱作痛。而父母雙方的親人故舊，村子里的左鄰右舍，以及那些在白天黑夜來臨過的風霜雨雪，都成為記憶中分不清黑白或彩色的模糊斑塊，或成為豐富的精神資源，或構成不愿觸碰的創傷。由此，“故事”有了應付父母、療愈朱燈之外的第三層內涵，成為作家胡學文及其同代人的心靈救贖。

小說以“歌”名之，是父輩篳路藍縷、子輩成長成熟的贊歌，也是生命遭際、世事無常的悲歌。胡學文以“歌行”的野心囊括祖輩、父輩的奮斗歷程，寄寓從鄉村到城市的知識分子對于故鄉的曖昧情感與現代注視。作家情意綿長，游蕩在內心多年而無處紓解的原鄉情結似乎只能付諸“故事”，以麻婆子的口述為中介，以馬秋月的心聲為中介，以朱燈的編造為中介，也以自己的筆為中介。故事里是民間的風花雪月，是性別結構的艱難處境，是家庭美滿的其實難副。胡學文關切萬家燈火中具體的每一盞，《龍鳳歌》就是一曲為父母、為親人、為自己，也為讀者作的有關傳統鄉土與親緣關系的“長歌行”。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講習所青年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