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在卡爾維諾所著的《看不見的城市》里有這么一段情節(jié)：馬可·波羅向忽必烈汗講述了諸多城市的見聞，最后卻稱自己描繪的每座城市都有故鄉(xiāng)威尼斯的影子。對青年作家衡世敏而言，她珍藏心底的“威尼斯”則大概是她生長的川渝。這片土地在幾十年間發(fā)生了滄桑巨變，高樓拔地而起，地鐵線路日趨復雜，而鄉(xiāng)村的生存空間越發(fā)逼仄，舊日的經驗與觀念仿佛一夜之間便陳舊不堪，新的城市法則在人們的頭腦里生根發(fā)芽。正如馬可·波羅對記憶里每座城市的敘述中都會提及威尼斯一樣，衡世敏的川渝鄉(xiāng)土記憶也以隱形的姿態(tài)滲透在《馬勇敢》與《糖米》的城鄉(xiāng)裂痕敘述間。

閱讀衡世敏的《馬勇敢》和《糖米》兩部小說，不難看出其地域書寫中的雙重記憶——前者是城市化的“記憶廢墟”，后者是鄉(xiāng)村的“記憶烏托邦”。這兩種記憶互為表里，構建起一種城鄉(xiāng)二元敘事結構。《馬勇敢》的故事從主人公回家參加父親的葬禮開始敘述，引出對馬勇敢的一系列追憶；《糖米》則平鋪直敘，講述主人公一家與李建國一家在城市化進程中笑中帶淚的溫情喜劇，與敘事的時序結構相配。《馬勇敢》的“返鄉(xiāng)—回憶”的非線性敘事所采用的成年人口吻冷靜而憂郁，且不失一眼勘破世態(tài)炎涼的犀利，像手術刀一樣解剖記憶和生活中潛藏的冷暴力，讓《馬勇敢》塑造的中學校園空間和城市生活空間壓抑萬分；而《糖米》的主人公卻以兒童的口吻觀察人們的往來互動，對成人的行為和心理存在明顯的不理解，而隨著時間推進，敘述者的心智趨于成熟，便逐漸能夠理解原先懵懂的鄉(xiāng)土人情的溫馨之美，并且語氣也相應地冷靜深沉了起來，這種敘述口吻的發(fā)展變化不僅與《糖米》“離鄉(xiāng)—展望”的順時序敘事結構同步，更讓整個故事的敘述都具有了一種詼諧的風格。

誠然，語言是記憶的載體。《糖米》中無處不在的四川方言讓人讀來倍感親切，無論是母親嗔怪“我”時罵的“腦殼有包”，還是小說中人物表達疑問時常說的“啥子”，都把讀者拉入一個富有蜀地鄉(xiāng)土氣息的語言空間之中。不唯如此，作者在《糖米》中把人們的瑣碎對話用間接引語悉數寫出，并常常刻意隱去主語，如描述母親與李嬢嬢間討價還價的唇槍舌戰(zhàn)，乍一看去，令人眼花繚亂，這種描述無疑正是從聲音塑造人物性格的維度再現(xiàn)人物所處的環(huán)境。同樣，《馬勇敢》中也有對語言的描寫，敘述者敘述主人公為宣傳馬勇敢的畫展而寫的推文，推文的語言極盡抒情和夸張之能事，讓尚真尚實的馬勇敢看后難以接受。相較而言，這種語言則是典型的“城市語言”風格——一種高度標準化、修辭化的語言加工結果，體現(xiàn)出城市邏輯作用下的工具理性對人物語言的影響。城鄉(xiāng)敘事的形式差異在此處一覽無余：方言和鄉(xiāng)土中的人一樣，是未被馴化的，差異化的鮮活存在，而整齊劃一的城市文案語言則作為“保質保量”的語言文字產品，辭藻富麗卻背離它所依附的人物切實的情感體驗。

當然，語言也是一種思維，當我們把目光移向語言的使用主體，會發(fā)現(xiàn)人物的精神世界和語言之間存在著驚人的同構性。《馬勇敢》中的“我”因為成績優(yōu)異，被班主任器重有加，可即便優(yōu)秀如“我”，當考了年級第一之后，班主任在家長會上論功行賞之余問“我”想考取的理想院校時，“我”還是硬生生吞下了心中浮現(xiàn)的“美院”二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的失語絕非偶然。小說中，“我”的母親、班主任乃至整個教育系統(tǒng)，將高考成績、名校錄取視為唯一的價值標尺，主人公“我”被塑造成“沖清北的苗子”，學習經驗被包裝成“成功模板”，而“我”的藝術天賦卻被視為“不務正業(yè)”，這種教育邏輯正是功績主義作用下功利性教育觀的結果：將人簡化為可量化的分數，以效率最大化壓制個體的多元潛能。主人公“我”既是這一系統(tǒng)的受害者，也是受益者，她不得不通過放棄愛好、考取名校的行為將自己壓抑起來，以通過社會規(guī)訓的窄門并獲得世俗的認可。哲學家韓炳哲對功績主義社會的批判在這部小說中似乎找到了回聲：當社會以“你可以做到更好”為口號時，個體便陷入永無止境的自我剝削，最終淪為“績效的囚徒”。

《馬勇敢》中的“我”是一個成功的被“異化者”，用名校光環(huán)、社會地位為荒蕪的精神世界充當遮羞布，仿佛癮君子；比較而言，“我”的同學馬勇敢則是一個失敗的“本真者”，成績不如意也好，從事的工作被人輕視也好，也絲毫不改其內心純粹的本色。“我”與馬勇敢互為鏡像，“我”嫉妒她的純粹，一度通過侮辱她對繪畫的熱愛來逃避自身的怯懦，又試圖用畫展馴化她的藝術表達，將她的創(chuàng)作包裝成“苦難敘事”，用虛假的抒情掩蓋其藝術表達中反映的真切的生命體驗。“我”的這種對藝術的功利化利用，正揭示出功績主義對精神價值的殖民：連反抗的姿態(tài)都被收編為“勵志商品”，藝術也就淪為標榜個人成就的工具。馬勇敢卻不為這虛名所蠱惑，而是拒絕將繪畫與利益綁定，繼續(xù)選擇當一個“失敗者”，她說：“我畫畫不過是讓自己高興。”她選擇以非生產性的方式存在的貌似“失敗”恰恰是對功績邏輯的一種否定。故事的結局，主人公“我”在馬勇敢的墓碑前痛哭，意識到自己從未真正理解馬勇敢的價值，這一場景暗示了功績社會的裂痕：當量化標準崩塌時（如死亡），人們才被迫直面被壓抑的情感與真實自我。

與《馬勇敢》呈現(xiàn)的城市功績邏輯迥然不同，作者的另一部作品《糖米》則展現(xiàn)出鄉(xiāng)土倫理的自我修復力，以及淳樸人情的同化力量。這在《糖米》中的母親身上體現(xiàn)得最為明顯：小說敘述她一開始因為與李家的口角頗為負氣，其后更為父親私自向李家借出一大筆錢而心存怨憤，可是，在親眼見證了李家涌泉相報的義舉以后，竟被感化改變了原本斤斤計較的行為，不斷帶人去照顧李家攤位的生意。有趣的是，雖然敘述者強調母親生怕多占了李家便宜，但她面對李家賣菜總故意多給她一些的情況時，雖然嘴上說多出來的斤兩“是利息”，卻更頻繁地介紹其他人去李家攤位購物。這種“刀子嘴豆腐心”的行為反差，正彰顯出鄉(xiāng)土倫理的核心——一種實踐性的、超語言的情感連接。“刀子嘴”意味著不肯放棄道德話語上的高姿態(tài)，“豆腐心”卻包涵著她對他人的善意，這種善意憑借人物間的物質互惠被敘述者不動聲色地表現(xiàn)出來，體現(xiàn)出一種人本思想。

無獨有偶，《糖米》中“以米抵錢”的承諾實踐則反映出另一種鄉(xiāng)土倫理的邏輯：小說敘述父親借錢給“結仇”的李家治病，李叔多年后送米還債，此時主人公一家早已因為父親的工作調動成了“城里人”。李家物質的踐諾照見鄉(xiāng)土信義在城鄉(xiāng)變遷中的穩(wěn)定性，對比《馬勇敢》“畫廊事件”中“我”對馬勇敢的“背叛”行為，能一瞥城鄉(xiāng)兩種思維模式間的差異：前者表面上改變了踐約的物質形式，卻不減少對他人的道德義務；后者雖然理性意圖是為他人考慮，但無意中滿足的卻是自己的私心。造成這種反差的根本原因在于，鄉(xiāng)土倫理建立在人與人的鏈接網絡上，鄉(xiāng)村的人是密切的利益共同體，他們對人際利益的維護誠然也是對自身的維護；而城市邏輯作用下的功績論必然導致一種絕對的自我中心主義，使得城市人的生活趨于“原子化”，只能容許他們的一切行動下意識地僅為自身利益考慮。

兩部小說書寫中，城市與鄉(xiāng)土的兩種記憶碰撞而互補，對鄉(xiāng)土社會淳樸人情的追思歸根結底是為了彌補城鎮(zhèn)發(fā)展中過度功績主義邏輯所造成的情感缺憾服務。正如有的論者對沈從文的《邊城》存在過度美化原始生態(tài)的批評一樣，《糖米》所塑造的鄉(xiāng)土空間也未必沒有理想化之嫌——為本就失和的鄰居慷慨解囊可能并非常態(tài)，而人們也不能過分期待每個隔了二十五年的承諾都能被踐行。這種表述的理想化或許反映出作者更隱匿的文本意圖，即：有意識地尋找鄉(xiāng)土記憶中能為今所用的質素，組合出一則希望飽滿的人性童話。這個童話里沒有《馬勇敢》中對“異類”零容忍的城市社會空間，正相反，它營造了一個富有包容力的鄉(xiāng)村倫理空間。在《馬勇敢》中，被視為怪胎的馬勇敢在人生剛有起色之際便猝然離世，既無前因也無后果，對此的解釋僅有砂鍋店老板娘輕描淡寫的“一場意外”，生命之脆弱，命運之無常，給人強烈的荒誕和虛無感。對馬勇敢之死的“零因果敘事”似乎影射著這樣的“本真者”與功績社會絕無媾和的可能性。而在《糖米》中，李建國天生瘸腿，一度病危，卻在鄰里的幫助下度過難關，最后成為養(yǎng)殖場主，與遠方歸來的“我”談笑風生。兩篇小說間的互文體現(xiàn)出微妙的批判味道：批量生產“標準件”的功績主義讓健全人成為“殘次品”，而以人為本的鄉(xiāng)土倫理則讓殘疾人變成有尊嚴的健全者。

綜觀兩部小說，作者衡世敏的筆調有一種難得本真的“學生氣”，如未打磨的璞玉，雖未觸及廣闊的社會圖景，卻以校園與家庭的微觀切口，雕琢出青年一代特有的精神塑像。如果說卡爾維諾筆下的城市是記憶的容器，那么衡世敏的城鄉(xiāng)記憶書寫則證明：鄉(xiāng)土與都市從未真正分離。

（趙安然，新疆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2024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文藝創(chuàng)作理論與批評 ；現(xiàn)居烏魯木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