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引 言

工業題材、“后紅色經典”與工農兵“寫工農兵”，這幾個概念對作家李云德而言無疑是關鍵詞。這其中，尤其不能忽視他的代表作——長篇小說《沸騰的群山》。李云德1929年出生，老家位于遼寧鞍山東部山區岫巖，由于父親被日本兵抓去當勞工，他只讀了幾年書便輟學在家務農。1947年，18歲的李云德參軍入伍，1948年參加解放鞍山的戰役，后被選送到北京解放軍測繪學校，畢業后在軍委測繪局擔任測繪員。1951年，全國支援正在恢復生產和建設的鞍鋼，李云德和他所在的測繪隊60余人被借調到鞍鋼，并在地質公司擔任勘探隊長，最終留在了鞍鋼。也就是說，李云德工、農、兵都當過。工業題材和工農兵“寫工農兵”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經常使用的概念。“后紅色經典”是筆者對《沸騰的群山》文學史意義上的命名，是相對于“十七年”的“紅色經典”而言。但它不是“紅色經典”之后的另一個文學思潮，而是一個結束前的“尾巴”，與西方的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概念關系不同。這部小說具有“紅色經典”的所有元素，但又有某些被讀者、批評家，或文學史忽略的異樣東西，加之寫作時的政治、文學背景極其復雜，其與誕生于1950年代的“紅色經典”相比較，已有明顯差異。

若從創作或文學風格角度討論李云德，斷然離不開生活與故事，這兩方面可以說是李云德一生的文學信念。李云德于2022年年底逝世，享年93歲。在他之后，創作了“十七年”時期“紅色經典”的“工農兵作家”，在世的已寥寥無幾。半個多世紀以來，批評界對李云德創作的研究始終是匱乏的。畢竟他曾在1970年代，與寫農村生活著稱的浩然一起，享譽中國文壇。本文之所以選擇上面幾個關鍵詞，是想勾勒出李云德1960年代的文學創作概貌，描述時代思想與精神對他創作的影響，或言之，探討的是作家與時代的復雜關系。雖然時過境遷，但史的價值以及梳理復雜時代背景對文學創作的干預或影響，還是頗有一些耐人尋味的意涵。

一

工業題材小說與被壓抑的《鷹之歌》

“題材”在中國當代文學中通常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指作者所描寫的生活現象與故事內容，是微觀具體的；另一種是宏觀的概括，指作品所呈現的生活領域，如工業題材、農村題材、軍事題材，或者現實題材、歷史題材。在當代文學語境中，這一概念的使用多數是指后一種。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十七年”文學，對工業題材、農村題材和軍事題材的強調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這當然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倡導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密不可分，也跟1950年代新中國掀起社會主義建設熱潮的時代精神一脈相承。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于1942年5月，最早的成果體現在趙樹理寫農村變革的小說《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上，以及完成于1948年的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中，“工”是放在前面的，文學在論及三大題材時，也是以工業題材為首，但最早的文學成果為何呈現在農村題材上？究其原因，傳統中國是典型的農業社會，近現代工業發展相當滯后，尤其是現代化大工業，新中國成立前幾近于無，熟悉現代化大工業的作家少之又少。由于作家普遍對農村生活比較熟悉，對工業生活陌生，導致文學上工業題材成果較農村題材要晚出現許多年。這其中草明又是個例外，1948年她就發表了中國第一部描寫工人生活的中篇小說《原動力》，1950年發表了長篇小說《火車頭》。草明雖然是工業題材文學的拓荒者、領軍者，1949年之前就有多部工業題材小說問世，但她并未超越周立波、艾蕪、蕭軍等在工業題材小說創作上的藝術高度。

從1954年到1959年，一批工業題材長篇小說相繼問世，宣告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工業題材文學高光時刻的到來：周立波的《鐵水奔流》、蕭軍的《五月的礦山》、雷加的《春天來到了鴨綠江》、羅丹的《風雨的黎明》、艾蕪的《百煉成鋼》，草明亦于1959年出版了代表作《乘風破浪》。這些頗有成績的作家，就個人的文學修養而言，顯然不是“工農兵作家”可比的。但此時的工業題材作品，“它的題材常常局限于工廠、車間、工地的內部，缺乏廣闊的社會生活面，人物事件的描寫又常常離不開生產過程本身。有經驗的作家可以用藝術手段來補充、豐富。在較多的作品中使人覺得枯燥、單調。這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1）。矛盾沖突與情節雷同問題也很嚴重，“一般是書記正確，廠長錯誤，工人先進，技術人員落后，通過生產事故表現人物的英雄行為，以反革命分子落網作為矛盾的解決?！栋贌挸射摗放c《乘風破浪》是兩位老作家先后寫成的作品，但其情節不少地方卻是相似的”（2）?？疾焐鲜鲎骷业膭撟鬟^程不難發現，這些作品基本上是他們到工廠體驗生活后創作的，處于“為工農兵寫作”的主流意識形態的絕對影響之下。然而，多數作家到工廠只是短暫體驗，雖寫出大量作品，但隨著時間流逝，大部分作品沒能在文學史上留下痕跡。對1949年前就已成名的作家而言，工廠的技術性與大生產的聯合性是很難在短時間里研究透徹的。尤其是工人，往往被淹沒在枯燥的崗位上，人的主體性，包括個性，便顯得無足輕重。文學在這種情形下很難捕捉到表現的角度，即便是虛構的小說，也很難施展作家的藝術才華，這與農村題材的豐富性、趣味性，以及軍事題材的故事性、傳奇性，都是無法比的。因此，即便是出自有名作家之手的工業題材小說，也存在明顯缺陷，藝術上被詬病者亦不在少數。2005年5月，李云德在與傅汝新的一次對話（3）中也強調了這一點。李云德說：“工業題材跟農村題材，跟軍事題材肯定是沒法比的。建國初期出現的那批工業題材長篇小說雖說當時也在全國引起轟動，但跟軍事題材長篇小說所產生的影響還是有很大差距。軍事題材作品斗爭激烈，你死我活的情節和人物對讀者更有吸引力，改編成電影后流傳更廣泛?！?/p>

工業題材文學，準確說是工業題材長篇小說最輝煌的時候，李云德剛剛開始文學寫作，算是文學青年或業余愛好者。1954年，草明落戶鞍鋼后辦起了青年工人業余文藝創作班，李云德是第一期學員，也是后來成就最高的學員。雖然初出茅廬，但李云德很快就取得了初步的成績：1956年出版短篇小說集《生活第一課》，1958年出版第二部短篇小說集《林中火光》。這兩個集子中的多數作品是寫他最熟悉的地質勘探生活。此時，離他的長篇小說《鷹之歌》出版還有5年，離《沸騰的群山》（第一部）出版尚有7年。

李云德創作《鷹之歌》始于1962年下半年，并于1963年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作品發行量很大，受到讀者和諸多作家的好評。這部小說是寫地質勘探生活的，當然要算工業題材。小說只有18萬字，故事情節也比較單一。由于小說人物主要活動在崇山峻嶺中，作者進行了大量關于山川林海的風景和各種動物的描寫，既增加了小說的詩情畫意，也凸顯了自然生態的特性。那時中國似乎還沒有生態文學之說，但可以說，《鷹之歌》是較早凸顯自然生態在小說中地位的長篇小說。概言之，《鷹之歌》清新的語言、詩性的自然描寫和昂揚向上的時代氣息，以及青春的激情，使其成為1960年代初不可多得的優秀長篇小說。它也是新中國第一部寫地質勘探生活的長篇小說，是新中國建設者的“青春之歌”。

從李云德的總體創作來看，由于《沸騰的群山》過于強大，《鷹之歌》的文學史地位受到壓抑是可以理解的。筆者想說的是，與1950年代那批知名作家深入工廠礦山“體驗生活”不同，李云德是真正從事過多年地質勘探工作的。1951年，李云德隨軍委測繪隊借調至鞍鋼搞測繪和地質勘探。他回憶說：“那一陣兒，從齊大山到大孤山，從大石橋鎂礦到本溪、撫順，遼南地區的每一座礦山我都跑過。”《鷹之歌》《沸騰的群山》，也包括早期的短篇小說集《生活第一課》《林中火光》，都與他那一時期的地質勘探生活有關?！绑w驗生活”與就在生活之中的不同是顯而易見的。

傅汝新收藏著李云德談《鷹之歌》創作過程與想法的手稿，與小說后記不完全一樣，未見公開發表過，故抄錄于此：

鷹之歌是一部反映地質勘探的長篇小說。我所以寫這部作品，是因為我在地質勘探部門工作過，接觸過許多勘探員。他們不辭辛苦在深山里奔波，英勇地跟大自然斗爭，為工業建設尋找資源。我感觸很深，因此我寫一部長篇小說，歌頌那些地質勘探員。

地質勘探活動在山區，山里的景色吸引人。當你進入老林時，看眼前峰巒起伏，矯健的雄鷹和山燕在空中飛翔，林木茂密，溪水暢流，你會情不自禁的贊美，祖國的山河多么美好。

作品里我注意描寫一些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各有特點，使讀者有印象，吸引他們喜歡看。主要人物有女勘探員佟飛燕，隊長魯云超，工程師陳子義，隊長葛鋒，號稱白雪公主的白冬梅，賀林和孫大立等人。這些人在建設社會主義偉大理想的鼓舞下，不辭辛勞，不怕艱險，奔波在深山里，英勇地跟大自然斗爭，為工業建設尋找資源。他們的英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腦子里。

這部小說是我頭一次寫的長篇小說，因為沒有人寫地質勘探生活的小說，我的作品引起注意，特別是地質勘探人員重視，書發行量暢銷。我受到鼓舞，從此注重寫起中長篇小說。

從這段文字不難看出，李云德對親身經歷的地質勘探生活是滿懷深情的，對小說所寫的那些人物和自然景色是極其看重的，它們帶給李云德的精神鼓舞和寫作動力亦是顯而易見的。

二

“后紅色經典”《沸騰的群山》

大家熟知的“紅色經典”集中出版于1950年代，中后期較多，也有少部分出版于1960年代初期。這十幾年也被文學史家稱為“革命歷史小說”的噴涌期?！斗序v的群山》（第一部）出版于1965年12月，比多數“紅色經典”晚出版。李云德是1963年開始寫作《沸騰的群山》（第一部）的，也就是長篇小說《鷹之歌》出版的當年。可以想象，《鷹之歌》的成功對一位30歲剛出頭的年輕作者是多么大的鼓舞。促使李云德寫作《沸騰的群山》（第一部）的緣由有很多，包括1950年代“革命歷史小說”的噴涌，但更為重要的是，他對家鄉的解放、建設及礦山生活的諳熟，尤其他在鞍鋼宣傳部工作時曾寫過鞍鋼史，接觸了許多鞍鋼的鮮活歷史資料。這些無疑觸動了正在寫作高峰的李云德，也為小說寫作打下了堅實基礎。李云德只用了1年時間，長達34萬字的小說初稿便完成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后，發行20多萬冊。

《沸騰的群山》（第一部）寫1948年秋遼沈戰役激戰正酣，副營長焦昆帶領解放軍進駐遼南孤鷹嶺礦，保衛并恢復礦山生產的故事。故事發生的時間及描寫的內容都符合“以1921年到1949年這個歷史階段，以中國共產黨為主體的歷史活動為題材的小說”（4）這個規定，也符合“‘革命歷史小說’的作者，大都是所講述的事件、情境的‘親歷者’”（5）的條件。是否可以說，《沸騰的群山》（第一部）完全可以進入“紅色經典”范疇？

筆者想提供一個資料說明這一問題。200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中國當代長篇小說藏本”叢書，收入“十七年”時期描寫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及社會主義建設的作品。這些作品反映了我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奮斗歷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風貌，代表了那一時期我國長篇小說的最高成就，在當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沸騰的群山》（第一部）位列其中。201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朝內166人文文庫”，亦收入《沸騰的群山》（第一部）。2021年，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了一套“百部紅色經典”，《沸騰的群山》（第一部）和《鷹之歌》位列其中。由是論之，《沸騰的群山》作為“紅色經典”可謂毋庸置疑了。

但在筆者讀過的多部中國當代文學史著作中，只有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簡要提及：“李云德的《沸騰的群山》第一部出版于1965年底，第二、三部出版于‘文革’期間，也是這個時期較知名的作品。”（6）其他文學史著作也有詳細闡釋“十七年”工業題材文學的，但均不曾提及《沸騰的群山》。當代文學史之所以存納艾蕪與草明等，甚至周立波、蕭軍的工業題材作品，筆者以為是因為他們名氣大，而且作品出版相對較早。論文學成就，這些作品其實都沒有超越他們早期的作品，而且因為對工業生活的隔膜，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帶有概念化、模式化傾向，其內容也局限于車間、工地，缺乏廣闊的生活畫面。前輩作家的局限與不足恰恰是李云德的長處。《沸騰的群山》雖然圍繞恢復礦山生產而展開，卻有著更為廣闊、復雜的生活，有著眾多鮮活的人物與真實的生活細節。李云德是鞍山本土作家，他不是來體驗生活，他就生活在這里。

回到洪子誠的那句話，他所說的“這個時期”指的是“文革”時期，他稱1972年至1976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約百部，寫當代現實生活的占絕大部分，其余為“革命歷史題材”。除了浩然的作品，最后提及的便是李云德。洪子誠雖然提及李云德和《沸騰的群山》，卻重點強調第二、三部的寫作時間，而忽視了第一部所反映的內容，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偏頗。有一種可能是，1970年代新華書店里中國作家作品沒有下架的只有4部：浩然的《艷陽天》、黎汝清的《海島女民兵》、高玉寶的《高玉寶》、李云德的《沸騰的群山》。在題材和作者的選擇上體現了工農兵的傾向和原則。不知洪子誠是否受了這個影響。也就是說，1970年代創作的《沸騰的群山》（第二部，1973；第三部，1976），給李云德帶來的顯然是負面影響，甚至連累了1965年出版的第一部。即便如此，仍然不能將《沸騰的群山》（第一部）與“文革”期間創作的那些“革命歷史題材”作品相提并論。

在重讀了《沸騰的群山》（第一部）后，綜合1960年代初中國的政治思想狀況及文學背景，結合李云德在對話時曾談到的創作過程及心理狀態，筆者試圖用“后紅色經典”指稱《沸騰的群山》（第一部），考量有二。其一，《沸騰的群山》（第一部）創作時間不但偏后，作者與早期那批“革命歷史小說”作者相比也年輕許多，且出版時間臨近“文革”，是“紅色經典”最后一批作品。“文革”開始后創作的小說，即便內容完全符合“紅色經典”的規定，作者的身份資格也符合要求，也不能稱之為“紅色經典”，包括《沸騰的群山》第二部、第三部。其二，小說的后半部明顯受某種外力的影響，生硬地加強了人物的政治話語，甚至多處引用領袖的語錄與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報告精神，與小說前半部生動鮮活的細節與人物描寫有明顯差異，這在1950年代出版的“紅色經典”小說中是不曾見到的。

三

1960年代初的文學背景與李云德的創作心態

李云德1963年開始寫作《沸騰的群山》（第一部），1965年12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表面上看，寫作與出版都順風順水，事實卻并非如此。小說敘事是按照恢復礦山生產所面臨的問題和生產程序展開的。情節與人物寫得較為生動形象的是前半部分，也就是克服困難的部分；后半部分進入生產程序時，李云德也沒能跳出艾蕪和草明的窠臼，寫了積極進取派與僵化保守分子的斗爭。為了另辟蹊徑，李云德在環境背景上增加了緊傍礦山的孤鷹嶺鎮，雖然這里的居住者主要是礦山工人及其家屬，但其他社會閑雜人等也混跡其間，形成一個復雜的社會生活場域。李云德在與傅汝新對話時曾談到這一點，如下文所錄：

李云德：那時候鞍鋼、礦山我都跑遍了，當時就有一種感覺，鞍鋼不好寫，因為人與人之間接觸相對少，與社會聯系也少。

傅汝新：從小說的角度是不是不容易產生故事？

李云德：對。礦山就不同了，它本身就是一個小社會。尤其是解放初期恢復建設，土匪、礦工頭都沒有剿滅，故事自然就出來了。為什么很多作家都覺得工業題材不好寫呢？就是這個問題。艾蕪、草明、于敏，他們的作品相對而言還是單一，這跟鞍鋼工人的生活本身有關。越現代化，工業題材的作品越不好寫。

李云德在寫作《沸騰的群山》（第一部）時，對當時那批工業題材小說存在的不足有著相當清晰的認知。因此，他希冀憑借自己的生活積累與文學觀念，對正處于高光時刻的工業題材小說創作有所突破。這一想法在小說的前半部得以實現。比如，國民黨特務和土匪的聯絡窩點“牛家酒館”，不光是土匪敵特金大馬棒、魏富海、翠花、牛樂天的據點，也有不少礦工到這里喝酒。這一場景的設置顯然為小說情節推進及人物塑造增加了更多可能性。也就是說，小鎮的設置是《沸騰的群山》極其重要的敘事核心，如果僅僅讓故事在礦山工地里發生，就很難實現小說文學性層面的諸多可能。我以為這既是生活本身的狀態，也是李云德對1950年代工業題材小說局限性的反思或省悟。也就是說，他要讓工業題材小說更加鮮活，更具故事性和可讀性。之后，小說圍繞面臨的困難展開故事，也都是本著這樣的敘事邏輯與文學風格。

塑造人物鮮明的個性顯然是李云德著力的另一重要文學性所在，也是《沸騰的群山》（第一部）的成功之處。焦昆是一個理想化的人物，由于他在孤鷹嶺礦干過多年，對礦山極其熟悉，加之在部隊經受了血與火的鍛煉，可以說是有勇有謀。他的特點是堅持在一線，與礦工們摸爬滾打在一起，掌握大量一手資料，也親身感受到礦工們被激發的巨大熱情。這是他領導礦山恢復生產始終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所在。令人稍感遺憾的是，作者沒有賦予這個人物更多細節，使得人物性格顯得單調扁平了些。老礦工蘇福順、古尚清、林大柱等寫得各具特點，他們既是礦山的主人，也是礦山恢復生產的英雄?！爸虚g人物”如蘇萬春、副礦長邵仁展、工程師嚴浩也都展現了他們獨特的思想和性情。尤其是反面人物金大馬棒、魏富海、翠花寫得極其鮮活。少有批評家對這一現象的原因進行分析，筆者覺得可能與下面三點有關：一是人性的復雜性與極端性的描寫，很容易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二是作家站在了意識形態的高點俯視人物，把握起來更加自信；三是作家寫作狀態的松弛與無所顧忌。在革命歷史小說里，鮮有反面人物寫得很差的，作家們極盡文學想象之能事，夸張地將這些人物描畫得入木三分。

小說后半部分寫克服了困難后礦山開始恢復生產。圍繞著缺乏設備和資金這一核心矛盾，到底是依靠礦工主動作為，爭取早日生產出礦石，為煉鐵煉鋼打好基礎；還是“等靠要”，期待上級調撥，延后生產出礦？為此，礦山上層領導，包括工程技術人員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沖突。對立雙方，一組是唐黎峴、焦昆與副礦長邵仁展，一組是工程師張學政與工程師嚴浩。嚴浩是國民黨時期的工程師，他一方面思想不積極，另一方面嚴格按照技術規程辦事，對黨組織發動依靠工人的做法既抵觸，又不屑一顧。他的觀念從出場到小說結束都沒有轉變。

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看，副礦長邵仁展和工程師嚴浩并無大錯，他們對現代工業的理解，對技術設備及生產管理的嚴格要求也都沒有錯，錯誤在于，他們的思想觀念與時代主潮是抵牾與錯位的。當然，這只能是幾十年后才能言及的后話，與這部小說無關。在這一過程中，潛伏的國民黨特務魏富海進行挑撥，加劇了這一矛盾斗爭的劇烈程度。這樣的問題或過程不是不可以寫，而是不宜寫得過多，因為政治思想與技術過程都不適宜在小說中大篇幅描寫，它會影響小說的生動性與文學性，以及故事敘述的節奏感。前半部分表現如此之好的李云德，何以在后半部分忽然變了個人似的，大量且重復地寫上述兩個層面的矛盾斗爭呢？這致使小說后半部分幾乎沒有生動鮮活的細節，人物的思想、性格也得不到進一步發展，只是從政治思想的邏輯上完成了一個小說情節的閉合式敘述，斷崖似地終止了小說文學性的延宕。這對作家而言當然是悲劇，但本質上卻是時代的悲劇。

李云德在與傅汝新的對話中談道：“這里面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建國后咱們的運動搞得太多了，一個接一個，形勢老變，不要說我們這樣的工農兵作家，就是三四十年代的那些名作家建國后不是也寫不出東西來了嗎？托爾斯泰有個問題，就是他生活的時代一直延續了很長時間，沒有大的變化，所以他才有可能一部接一部地寫。三四十年代那批作家如果沒有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也會產生大作品。”

還有一個問題似乎不應遺漏。小說開篇便有兩位年輕女性高調出場，一位是林大柱的女兒林秋妹，一位是古尚清的女兒古月娟，這是小說重點強調的兩個女性人物。焦昆6年前襲擊金大馬棒后負傷躲藏在林大柱家養傷，林秋妹給予他細心照顧，對這位焦大哥無比崇拜。讀者本以為她會與焦昆發生愛情，但直至小說結束也不見端倪。倒是古月娟與唐黎峴的警衛員薛輝一見鐘情，且有情人終成眷屬，但也沒有具體的細節描寫。這里的問題就在于，焦昆是主要人物，也是英雄人物，在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中，這樣的人物不能像普通人一樣有男歡女愛。所以整部小說中，焦昆都沒有流露出對林秋妹的愛。當然，他也沒有時間談情說愛，他所有的時間都消耗在夜以繼日的工作中了。其實這條線沒寫，對小說和人物而言都是缺憾，或說傷害也不為過。

筆者提及的上述問題，李云德并非沒有意識到。他能將小說的前半部分寫得那樣精彩，就已經說明并非作家的文學觀念與寫作能力不及。問題的關鍵在于作家所處的特殊時代的政治與文學背景，規約著作家寫作的幾乎所有要素，寫什么與怎么寫對作家而言并非可以自由選擇。上面所引李云德的那段自述，便觸及筆者提到的《沸騰的群山》（第一部）后半部分出現的政治思想話語過多的問題。由于政治運動過多，李云德沒有能力把握意識形態的變化，不知道小說該怎樣寫，或表達什么思想才符合政治形勢的要求。小說中多處引用領袖語錄，甚至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就是要保持政治正確，甚至將其當作推動情節發展的動力。這樣一種心態變化，才是導致小說后半部分沒能延續前半部分文學性敘事邏輯與風格的重要原因。盡可能保證小說整體思想的正確性，并平衡小說的文學性，應該是彼時李云德的無奈之舉。

四

李云德：工農兵“寫工農兵”的終結者

工農兵“寫工農兵”是當代文學史的突出現象，雖然時間短，但影響深遠。1949年后，曾經聲名顯赫的作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他們一部分努力改變自己，自覺踐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紛紛到工廠、農村、軍營體驗生活，甚至與工農兵相結合，如丁玲、老舍、柳青、艾蕪、周立波、草明等；另一部分則無法適應新的時代的文學理念與意識形態規約，漸漸被邊緣化。對工業題材、農村題材和軍事題材文學的強調，人民大眾對新政權的擁護，以及對社會主義建設熱潮的期待，使得“工農兵作家”應運而生。由1940年代的作家“寫工農兵”發展到“十七年”時期的工農兵“寫工農兵”，這或許是時代的吊詭，卻成就了文學史上激情澎湃的“紅色經典”創作風潮，并創造了此后無法復制的“革命歷史敘事”。

從積極方面講，“這種‘工農兵’的風格氣質確實為文壇帶來了新質。從風格上說，它帶來了一種粗獷、明快、豪邁的風格；從題材上說，它開拓了新的生活領域和生活體驗，對底層生活有切實的描繪，對戰爭場面有逼真的記錄”（7）。《沸騰的群山》（第一部）雖然不是那一時期唯一寫礦山生活的作品，但李云德深厚的生活積累，以及他匠心獨運的情節設置，使得小說情節跌宕起伏，人物情感復雜多彩，呈現出大時代波瀾壯闊的畫卷。筆者認為，《沸騰的群山》（第一部）的文學性成就，在某種意義上是高于那個時期著名作家的工業題材小說的。并不是說這些著名作家的文學能力不如李云德，但他們終歸是到工廠礦山“體驗生活”，而李云德就生活在工廠礦山，是浸泡其中，這種差異對作品寫作的影響是巨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

問題消極的一面在于，“‘工農兵’作家的文化積累普遍不足。這種文化積累的薄弱從思想與審美兩個方面對他們的創作形成了制約。思想方面，這批作家的創作可以說完全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體系，只是對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進行完全的應和，所以，今天的讀者幾乎不可能從他們的作品中挖掘到有價值的思想資源。并且，在思維方式上，這批作品也有簡單化之嫌，這種簡單化既表現為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單面和心理的淺顯，也表現為作品中人物關系和集團關系的簡單，還表現為對其所描寫的題材缺少超越性審視，以及對戰爭、人性、人的命運這些已經觸及到的重大問題的反思”（8）。“紅色經典”的作者，除少數專業作家和記者外，主體是“工農兵作家”，他們多數文化水平不高。李云德只讀過幾年小學，他的寫作練習是從每天寫日記開始的，如他所言，“剛開始是記豆腐賬式的日記，寫著寫著，逐漸感到這種日記沒有意思，就開始加入一些寫景狀敘事之類的情節”。再往后，就過渡到短篇小說上去了。1959—1961年，李云德因對世界文學一無所知，受到來鞍山講課的蘇聯作家一臉不屑的刺激，3年沒寫作品，專心致志讀世界名著，研究他們的寫作技巧與文學風格。這對他后來創作的提高，尤其是長篇小說的寫作，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還有一個重要的細節就是，“紅色經典”的出版，一批高水平的編輯功不可沒?！肮まr兵作家”中的多數人都得到了出版社優秀編輯的各種幫助，包括語言、結構、人物、故事情節等幾乎所有層面。“工農兵作家”被請到出版社，住在招待所，編輯跟著他們修改作品，這對他們作品文學性的提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沸騰的群山》同樣得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的幫助，李云德對此并不隱晦。《沸騰的群山》（第一部）寫作于1963年，到1964年上半年便完成了34萬字初稿。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老編輯謝世杰將書稿帶回北京，編輯、主任、社長齊上陣，共同為書稿把關。出版社還為李云德請了4個月創作假，到北京修改作品。李云德回憶說，與他同時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修改作品的還有浩然、曲波、劉知俠、馮德英，改稿之余他們彼此交流探討，相談甚歡。李云德在與傅汝新對話時坦言：“工農兵作家是那個時代特殊的產物，中國人民經過那么多年的流血犧牲，終于解放了，需要這樣的作品鼓舞他們建設新的國家的激情。他們有生活，有激情，但文學技巧和文學修養不行，我就讀了五年半書。但是他也得有文學的愛好和創作的興趣，以及起碼的才能。最重要的還是當時的社會氛圍，國家的提倡，出版社見到這類作品就迅速組織人力編輯出版。”

“工農兵作家”的文學水平在經歷了“文革”浩劫后很難再有明顯增長。另外，他們也不具備如先鋒文學作家馬原那樣的只要有個想法就能寫作的能力。在新時期到來時，他們只能反復挖掘過去的、寫完代表作后剩余的素材。他們所信奉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與思想觀念，已經無法跟上新時期文學觀念的變革。雖然有一部分“工農兵作家”出版了新作品，其水準較他們的代表作也相去甚遠，丁玲的“一本書主義”居然成為他們中多數人的宿命。一句“我是不贊成沒有生活體驗而胡編亂造的”，透露出李云德那批“工農兵作家”的文學觀念?，F實主義是他們創作的唯一圭臬，他們對敘事、虛構、想象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真實反映現實生活的層面上。事實上，李云德是讀了很多中外經典作家的經典作品的，但這些經典作家作品中的思想與方法卻沒能轉化到他的寫作中。李云德曾說：“我們這批工農兵作家不是不想寫東西，也沒有誰不讓你寫，而是我們自己與這個時代不相適應了。我們是特殊歷史環境造成的，只能屬于那個特殊的時代?！?/p>

李云德應該是那批“工農兵作家”中比較年輕的，他于2022年12月26日離世，似乎意味著作為一個時代精神與文學思潮標志的工農兵“寫工農兵”的終結。

五

生活與故事：李云德的文學信念

在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十七年”文學中，對真實反映現實生活的強調遠超文學本身。文學的意識形態屬性在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被放大與外溢?！绑w驗生活”這個概念不知出于何處，也不清楚是不是中國文學所獨有，但它無疑是職業作家寫作必不可少的一個重要環節。生活對作家而言其實不應該成為一個問題，問題出在對寫什么生活的強調和規約上。“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一經確立，生活作為問題便在194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1949年后凸顯出來。中國當代文學的舞臺在這時向“工農兵作家”敞開，那些多數只有小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建設一線的工農兵們，被集體置于聚光燈下，在1950年代，包括1960年代的上半期，大放異彩。他們有的就是生活，就是主流意識形態所倡導的文學要極力表現的生活，而且那些他們剛剛親歷的革命斗爭，一直在他們內心翻轉，攪動著他們的情感與神經，他們急于將故事和人物講述給更多讀者，以撫平內心的沖動與焦慮。創造了“紅色經典”的那批“工農兵作家”無不如此。關于生活，李云德在與傅汝新對話時曾提及，如下文所錄：

傅汝新：李老，您近幾年基本上不寫東西了，偶爾寫篇報告文學，或者帶有自傳性的散文之類的東西，多半原因也是因為推不開情面。我想問您，是年齡大了，還是有一種該寫的東西都寫完了的感覺？

李云德：不一定是寫完了。年齡是個問題，主要是過去積累的東西沒有新的觀點去開發，新的生活又缺乏感受和體驗。接受寫報告文學的邀請也是想出去走走，了解了解現在的社會。我是不贊成沒有生活體驗而胡編亂造的。

傅汝新：現在的年輕一代作家更強調想象力，對究竟什么是“生活”也有與您那一代作家完全不同的理解。

李云德：這個我能理解，但我做不到。我寫東西的那個時候，就是解放初期，不是你自己想寫什么就寫什么，有各種條條框框的限制。上世紀80年代初基本上還是延續五六十年代，變化不太明顯。到了90年代就開始有大變化了。

傅汝新：您怎么看當下的文學現狀？

李云德：改革開放，繁榮文學創作才成為現實，作家個人的才能得到充分發揮，可以寫自己熟悉的東西，各種主義思潮也都出現了，出了許多好的作品；但現在胡編亂造的東西太多，寫愛情，太多色情的東西。作家需要才能，但更需要生活，生活才是文學的根本。我對撇開生活只靠想象力的理論不贊成，大的情節可以編，但細節你編不了。不論怎么變化，生活總是第一位的。我偶爾寫篇報告文學一類的東西，但太膚淺，走馬觀花怎么會寫出好東西？

傅汝新：寫歷史呢？像陳忠實。

李云德：我是十七八歲離開岫巖農村的，然后就再也沒有回去。當兵呢，時間很短，打過幾個小仗，不能算很熟悉。解放初期鞍鋼恢復建設的那些東西在《沸騰的群山》里都寫過了，再寫也沒什么新東西了。寫歷史，我沒有那么多積累。

這場近20年前的對話真實記錄了李云德等“工農兵作家”的創作心態和文學感受。對故事的迷戀與執著，是李云德那批“工農兵作家”極為普遍的狀態，他們幾乎將故事同文學或小說畫等號。也就是說，他們創作伊始就認為寫小說就是寫故事，這與他們青少年時期的文學啟蒙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李云德從小就對文學感興趣，因為舅舅家比較富裕，有不少話本，他就經常去借，多數是《薛禮征東》《羅通掃北》《岳飛傳》之類的古典民間話本。這樣的文學啟蒙，使得李云德在后來的創作中高度重視故事性?？梢哉f，創造了“紅色經典”的那批“工農兵作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中國古典話本的影響，有的甚至直接采用章回體形式。即便不用章回體形式，其小說結構、情節設置等也更為接近章回小說，而不是“五四”作家們的西方現代文學觀念與結構。寫革命戰爭故事的作品對傳奇性的張揚，不能不說也是對這一傳統的承繼。

結 語

進入1980年代的李云德陸續創作了幾部長篇小說，在寫自己熟悉生活的基礎上，仍然在講故事的路上前行。然而時代不同了，新的思想與文學觀念風起云涌，一個不曾有過的文學的“黃金時代”飄然而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短暫地“鮮花重放”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更具現代性的作家們便搶灘登陸了，其情勢可謂銳不可當。即便是那批創造了一個時代“紅色經典”的前輩作家們，也只能望其項背，黯然神傷，無奈退場。

重讀《沸騰的群山》，也許會讓我們經歷一次思想與心靈的洗禮，一次重新獲得生命重量的自我確認?，F實生活里，我們不可能再重返那個年代，但那個年代的思想精神、工人奮發向上的拼搏激情與家國情懷，構成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前史，契合了新時代文學藝術與人民大眾的雙向需求。對當下，以至于未來，仍然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與意義。

注釋：

（1）（2）張鐘、洪子誠、佘樹森、趙祖謨、汪景壽：《當代文學概觀》，第342-343、343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

（3）李云德、傅汝新：《作家需要才能，但更需要生活》，《鞍山日報》2005年5月21日。下文引用李云德的回憶及自述，皆出自此篇對話，不另注。

（4）（7）（8）洪子誠、孟繁華：《當代文學關鍵詞》，第113、118、118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5）（6）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第92、225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