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業態勞動者”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簡稱，指的是網約配送員、網約車駕駛員、貨車司機、互聯網營銷師等依托互聯網平臺就業的新型勞動者。近幾年來，這一群體通過文學創作進行自我書寫，以詩歌、散文、非虛構等形式表達勞動經驗，形成了當代文學與勞動詩學的新向度。外賣員王計兵的《趕時間的人——一個外賣員的詩》《我笨拙地愛著這個世界》（2023）、《低處飛行》（2024）、《手持人間一束光》（2025），快遞員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2023）、《我比世界晚熟》《生活在低處》（2024），以及卡車司機牛二哥的《貨車司機牛二哥》（2024）等作品的先后出版，表明新業態勞動者的自我書寫，不僅在自媒體平臺引發強烈共鳴，同時也獲得了傳統出版界的認同與接納。對這一群體的寫作經驗與美學意義的發掘，對于透視數字時代勞動詩學的新向度與新趨勢，具有重要的價值。

從“沉默的大多數”到勞動者的自我表達

王計兵、胡安焉等新業態勞動者寫作群體的出現，標志著新型寫作主體進入文藝場域，勞動者從“被塑造”“被代言”向“塑造自我”“言說自我”的躍遷出現了新的向度。中國文學源自“勞者歌其事”的傳統，但隨著腦體分工的強化，體力勞動者逐漸成為“沉默的大多數”，其生命體驗與人生訴求基本由知識分子作家代言。經歷五四時期“平民文學”及左翼文學、延安文學大眾化思潮的洗禮后，勞動者在文學中的位置逐漸由客體向主體轉化。十七年時期的工農兵寫作運動，以及以高玉寶為代表的農民作家、以胡萬春等人為代表的工人作家的出現，便是這一位移的結果。不同的是，十七年時期的工農作家基本是國家體制與知識分子聯手啟蒙的產物，是黨領導下的群眾文藝運動的結果，而王計兵、胡安焉等新業態勞動者的寫作則具有明顯的自發性。

就“勞動者自我表達”這一點而言，新業態勞動者的自我書寫與二三十年前以鄭小瓊、王十月等人為代表的打工文學有著某種相似性，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被納入廣義的打工文學范疇。二者的主要差異在于背后的媒介力量和活躍范圍。鄭小瓊、王十月等打工作家崛起的支撐力量是《深圳文學》《佛山文藝》等文學刊物，其反映的生活形態限于深圳、東莞等廣東沿海地區，具有鮮明的地域性。新業態勞動者寫作的引發關注則源于微博、豆瓣讀書、今日頭條、簡書等新媒體平臺，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等主流出版社的加持以及中央電視臺的采訪報道均屬于后期推動。同時，新業態勞動者的活動區域更為廣闊，他們遍布中國的“毛細血管”，也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就素人作者依托新媒體平臺進行創作與傳播這一點而言，新業態勞動者的自我書寫也可以被納入新大眾文藝范疇，但其在寫作姿態、題材內容與社會效能上與短視頻、網絡小說等新大眾文藝樣態存在鮮明的差異，后者更注重流量效應和娛樂消遣功能，而新業態勞動者的自我書寫則更具個體反思的嚴肅文學屬性。當然，新業態勞動者自我書寫或許也可以納入當前另一流行術語“基層寫作”范疇，但基層寫作涉及范圍廣、書寫內容和主體更為多元，新業態勞動者則以書寫自己的職業生活為主體內容。在這個意義上，兩者并不能完全等同。

“日常勞動詩學”與平臺勞動的文學呈現

新業態勞動者文學書寫的意義，不在于其提供了圓融精致的審美文本，而在于其建構的“日常勞動詩學”使勞動回歸文化表達的中心位置而參與了社會精神價值體系的建構。

盡管王計兵、胡安焉的作品中不乏回憶親情與成長經歷的文字，但外賣員、快遞員的職業細節始終是其寫作中最具價值的部分。正如王計兵第一本詩集的名字“趕時間的人”所象征的，受制于平臺算法的成本控制和效益追求，時間的緊張始終是新業態勞動者寫作中的核心意象。“閃電”“呼嘯的風”“奔走的秒針”“走失的秒針”等意象在其詩作中頻繁出現；“趕時間的人”“趕單”“下午三點”“不等了”“奔跑的藍”“午高峰沒空打架”“一個用速度生活的人”“灑血與灑餐的速度PK”，類似詩題更是令人產生一種極度的緊迫感。在送單件數與收入直接掛鉤、超時就要罰款的平臺管理機制下，外賣員“像是一個被時間追趕/慌不擇路的小偷”（《不等了》），“從空氣里趕出風/從風里趕出刀子/從骨頭里趕出火/從火里趕出水”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寫照（《趕時間的人》）。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則用非虛構手法、用大量細節講述快遞員習慣“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看待問題，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時間”的過程。這種職業生活的“審美化”再現，呈現的不僅是個體的生活經驗，同時也是數字經濟時代發展的標本與切片。

在記錄職業勞動的同時，新業態勞動者也在寫作中表達了對勞動狀態的理性思考。王計兵用“浩浩蕩蕩的螞蟻/在大地的裂縫搬運著糧食和水”比喻快遞員勞動的渺小與忙碌，同時也用“我們不是軟骨頭/我們只是帶著母體最初的溫度和柔韌”贊美快遞員生命的韌性。作者用詩句調侃自己的境遇，他將人們在菩薩前許下的心愿比作“訂單”，“我想菩薩也會/超時、灑餐、按錯門鈴/弄混了訂單/只是不知道/菩薩會不會收到/投訴和差評，扣分和罰款”（《菩薩一定是辛苦的》），字里行間有一種混雜了無奈與豁達的幽默。對于在工作中的“失名”狀態，詩人也會發出溫和的抗議：“我不叫兄弟/兄弟在別的城市……我明明一動未動/名字卻跑丟了/你可以叫我：上一個/也可以叫我：下一位”（《請叫我王計兵》）。與此類似，胡安焉也在以白描手法記錄勞動細節的同時，表達對職業生活的反思。其將自己比作“工作時薪30元的送貨機器”的自嘲，以及在快件丟失后認為自己“精神上再也爬不起來”的挫敗感，都展現了勞動日常中的困境。只是與傳統打工文學的悲情色彩相比，他們的基調更為平和，也具備了更復雜的審美張力。

“低處飛行”與個體微觀體驗敘事的價值

王計兵將自己的第三本詩集命名為“低處飛行”。這四個字既是對外賣員在物理空間的“低處”高速穿行的職業生活的具象化，同時也是其雖身處社會“低處”精神也要“飛行”的宣言。無獨有偶的是，胡安焉同年出版的第三本書也被命名為“生活在低處”。這種在“低處”平視生活的視角及對自我生命體驗的深度挖掘，呈現出其他任何形式的文本所不具備的真實性與情感性。對比知識分子型詩人王二冬的《快遞中國》對快遞行業的宏觀書寫：“一個個快件如橫平豎直的漢字/用每一次穿越山河與風雨的抵達/在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書寫著新時代的速度與溫度”，王計兵、胡安焉等人的個體微觀寫作更具叩擊人心的力量。這種書寫既是對個體生命經驗的忠實記錄，同時也是社會結構性問題的文學回應，彰顯了文學與社會對話的獨特價值。

根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布的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結果，我國包括外賣配送員、快遞員在內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達8400萬。這樣一個數量龐大的、與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職業群體，也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2020年9月《人物》雜志發表“爆款”文章《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記錄平臺算法對外賣員的“壓榨”；2024年7月中國社科院青年學者孫萍出版《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呈現外賣騎手勞動的“懸浮”與“過渡”狀態。新業態勞動者在文學作品中的自我書寫，則深刻揭示了算法壓力如何內化為勞動者自我規訓的心靈細節。這不但在個體情感層面與新聞報道的事實呈現、學術著作的理論抽象形成互補，同時也對平臺經濟的結構性矛盾做出了更具力度的批判。

更為重要的是，新業態勞動者通過自我書寫，實現了對被算法控制的勞動異化的精神抵抗，并由此完成了對自我生命主體性的建構。外賣員王計兵將“寫作當作尋找人間的補丁”，稱“把一塊塊補丁連接起來，連接成一件一件的百衲衣，可以為人間遮風擋雨，可以撫慰內心，可以讓人變得沉穩、平和、善于容納”（《騎手的春天》）；快遞員胡安焉將“寫作”視為“親近和向往美的途徑”，在寫作中“漸漸看清楚真實的自己，并反省自己，也學會了肯定和愛自己，并由此通往內心的平和、坦蕩、充實和滿足”（《重建自我認同》）。貨車司機牛二哥在萬籟俱寂的午夜將靈感固化為“清秀絕倫的花”，并把這一刻當作疲憊一天中“最幸福、最愜意的時刻”（《一名貨車司機的寫作之路》）。寫作之于他們，既是疲憊生命中的英雄夢想，也是體味與消化生活、辨認與接納自我的有效方式。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有更多的新業態勞動者加入他們的行列。

［作者系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文化傳播學院教授，本文為教師學術創新團隊項目“職工文化與勞動傳播研究”（24JSTD003）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