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漢語能不能寫出批評的中式文體？提出這個問題的前提背景是，如今流行的文學批評，基本上是一種漢語寫出來的西式文體。一方面我們苛責自己的“詩詞話”傳統不夠科學系統，難以納入現代性以來的規范；另一方面，批評的中國化問題由來已久，我們從術語到概念，從觀念到方法，已經全部改造完畢。實際上，批評文體又何嘗不是現代性系統工程中的組件呢？王侃在《時見疏星渡河漢》中討論的學院派批評系列文章，引起了我的這番思考與共鳴。

事實上，王侃這本著作里涉及的范疇與論題之廣之新之深，都值得認真品讀。至少有三個方面的論述顯出其批評文章的魅力。第一個就是他對人工智能之于文學走向的關注與預測；第二是以學院派批評開啟的批評文體的討論；第三是關于女性主義的一些精妙的作家論。這些文章組成了我一直想讀的理論書的樣子：可以擴展知識又饒有機趣，有冥契會心之論又佩服作者比自己說得更清楚直截。以前在看薩義德的《知識分子論》、阿多諾論晚期風格的文章、本雅明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以及阿倫特的《啟迪》時，有過這種純粹的樂趣甚至享受的感覺。當然，也早就為中國古代詩論詞論中那些精妙、神來的批評所折服，感嘆中國人的藝術感受力和表現最精微感覺的能力絕對是卓然超拔的。可以說，如果不是為了上課、備課和各種不得不做的事情，王侃這本書可以一氣呵成地讀完——它不是心腦分離的，不是言不及義的，也不是大而無當的，更不是可以套用的公式文體，這就是當前應該呼吁的一種批評文體，用漢語寫的，既能學究天人、廣博精深，又能以貼切高雅的漢語消化西方的文論思想，融合而成一種被期待的批評文體。

王侃在文章中寫道：當前流行的批評其實是一種“徹底被文學理論和文學史所綁架所操控，從而不斷地在文學理論和文學史中迷失自己，離開文學理論和文學史就無以自立”的依附型品種，“絕大多數學院派批評文章，若抽去其中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的專業知識部分，便有殘羹之嫌，幾無可取可看之處；學院派文學批評的文體也早已僵化，沒有風格，僅剩套路。”此種批評不可謂不辛辣痛快。他指出從現代到后現代，知識分子的角色從立法者變為了闡釋者，與之相伴的是主體性的闕如。而學院派批評自以為是的“獨立品格”并未在業內達成，已成公認。接著又從“文體即風格”入手，認為作者的生活經歷、思想觀念、個性特征、精神立場、審美理想的綜合體現，就是鮮明而穩定的個人風格。以李健吾和法朗士視“自我”為文學批評的最高原則為例，重新倡導文學批評中的個性與自我。我曾于2012年寫過一篇短文，也提到李健吾的《咀華集》，對那一代批評家自由灑脫反而能釋放出極具個性的、情采的文風深為傾倒。更早時候，還寫過一篇專論批評的文章，名為《批評的八股與八卦》，與王侃的文章對照閱讀，他那學統正宗、知識精英的風度是我所不及的。我一貫以“野狐禪”自居，后來“學為好人”讀了一個博士，但自己清楚，學統方面始終留有“野狐禪”的嫌疑。如今見到王侃也有逸出學院派向往自由自我的批評境界，極大地增加了我的批評自信。

同樣令我有批評同儕之感的是，也曾寫過一篇艾偉的作家論，從浙東學派的文化思想根脈以及魯迅、周作人等奠定的浙東衣缽的角度，來論述地方性文化之于艾偉小說潛隱影響的思想暗線，且在并不認識王侃的情況下，引用了他的觀點。表面上看我們的論述幾乎沒有相同的地方，王侃的敘述學分析更為具體貼合，比如他以“人性意志”為關鍵詞的討論，而人性意志與我所持浙東的心學、史學在艾偉小說中體現為“心”與“史”的糾葛的觀點，最終曲徑通幽而殊途同歸，令人看到批評的多種可能性，以及多種可能性帶來的思想的碰撞與交鋒，而碰撞與交鋒才是批評真正的生命所在。

歷來研究余華的評論文章可謂沸反盈天，川端康成、卡夫卡的影響之源也幾成共識。也曾想寫篇余華的批評，因為他的作品看了很多。但最終覺得可能寫下的都是別人說過的話，自己也恐才力不濟說不出更高深的見解。看王侃論余華，尤其是論余華與卡夫卡的關系，以及余華擺脫卡夫卡由“虛”再入“實”，仍然以寫下“崇高作品”為目標的轉變，忽然醒悟，觀點與別人一樣不可怕，可怕的是論證觀點時的功夫與學力不到。而王侃庖丁解牛一般精到的論述令人信服，原來“致廣大而盡精微”的材料剖析，以及完全可以用清明簡潔的文字洞穿理論的風采，證明除了觀點，論述本身也是批評可以升華的領地。王侃論莫言，認為莫言是在不斷地自反中確立起強悍的主體性形象。這個觀點應該說是王侃獨一份的發現，以客觀、學理為依據的學者，也能以精神分析的精辟論證一針見血地指出作家的心理結構原型。這種化繁為簡、以道馭技的直入關鍵，正是一個優秀批評家所應具備的識膽與才力。

王侃認為大部分的“反思文學”都僅有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的水平，絕大多數作品不具有耐磨損性。“反思文學”夠不夠得上“啟蒙”的高度，本身成了一個需要反思的問題；大膽向文學史的編撰發起了風車的挑戰，為什么就不能作此類的縱向對比？王侃目光之犀利、發現之獨到可見一斑。此外，他談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甚囂塵上的女性主義批評，認為中國的性別寫作研究存在著無效的話語增殖、低水平的成果重復等重大缺陷，需要反思與厘清。這些論述不但理論辨析深透，做到了淵博如海，精微入微。尤以《反自由的性別》這一類介乎思想隨筆之間的文章，以豐富、立體的女作家的人生為女性主義研究的底本，瞬時將人生與理論結合在了一起，整篇文章有如一群生動的學術形象在自我演繹。若說理論是灰色的，這樣的理論卻合著雄辯與激情，自然地生長出了生命的綠意。

“你不能否認小冰確實寫下了詩。進一步的感受是：小冰的詩至少處于當下詩歌水平的中等線上下。”王侃借羅蘭·巴特的理論大膽預測，文學創作如果就是功能性的而非作者之力，人工智能不僅可以替代人類，而且完全有可能比人類做得更好。甚至“所謂的價值觀和情感，其實都是一種生物學計算，都可以通過分析其中的程序而被人工智能所模仿和習得”。“一種新的人本主義將可能是新媒體時代的文學主題。”等等論述，無不折射出王侃批評嗅覺的敏銳、對批評有的放矢的問題意識。

（作者系評論家、湖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