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眾所周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第一個獲得規范性意義的敘述模式，是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為基礎發展出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敘述范式。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重寫文學史”潮流的影響下，新的敘述模式逐漸出現。新模式各家提法或有不一，但大的核心范疇可歸結為“現代化”或“現代性”。它們的共同點是用傳統走向現代這一方向性軸線，取代了以革命為終點的敘述方向，來重新組織和描述現當代文學的發展并展開對文學作品的評價。

在經歷了四十多年的發展后，現代性/現代化模式也逐步暴露出其局限和問題。20世紀90年代，巴赫金的“眾聲喧嘩”理論流行一時，這也正對應著彼時喧嚷嘈雜的“現代”定義。以形形色色的“現代”定義為基礎，大量新的現代文學史涌現出來，以現當代文學研究對象時限之有限，對比現當代文學史著作種類之多，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觀。不過，如果仔細地看，這些競相標榜自身獨異性的現代性敘述，也未必如其所稱的那般彌散萬千，反而多多少少都有一個共同的背離點，即此前的革命敘事范式。在這個意義上，以反思革命敘事范式為前提的現代性/現代化范式本身，由于這一共同起點，恰恰也內在地包含了一些自身難以克服的難題。

難題的一個癥候，在于如何處理邊界不斷延伸的“現代文學”與作為經典起點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間的關系。事實上，新時期現代文學史敘述模式的第一個更動，就是把現代文學的起點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上移至1917年的新文化運動開始的，這也成為開啟后續經由不同的“現代”界定、“現代文學”不斷上行的潮流。但落實到具體的研究中，似乎仍然徹底放棄“五四”新文化運動對現當代文學的劃時代意義。如果說，以“五四”作為起點意味著一種經典的革命史敘事，那么對這一敘事的背離，在打開了諸多以往被壓抑和忽視的現當代文學面向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對左翼文學、革命文學脈絡的忽視。20世紀80年代以來確立的個體的、審美的、精英性的文學觀念，促使新時期的文學研究者們加深了對現代主義、唯美主義等思潮和作家作品的認知，但在這一觀念的燭照下，從左翼文藝到延安文藝和共和國文藝的歷史線索，同時也變得難以安放了。八九十年代以來，左翼文學、革命文學研究經歷了長期的沉寂，本身就是現當代文學主導敘事模式轉移的后果之一。

過去十年中，一些新的變化開始出現。在現當代文學領域，一個明顯的現象是，左翼文學、延安文藝乃至“十七年”文藝相關研究重新回溫。大量年輕的研究者進入這些領域，顯示這些領域已經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對左翼文學、延安文學和“十七年”文藝的突破，必然也提出了如何處理革命及其遺產的問題。新一代的研究者在處理相關問題和研究對象時，并非回到對過去革命史敘述已有結論的重復，新時期以來對左翼文學之外的其他文學思潮、團體、人物的研究成果也被充分吸收進來，不僅更細膩和生動地呈現出了左翼文學一脈發生發展的具體歷史場景，左翼文學內部觀念和實踐與其他潮流的互動、影響乃至互相生成的關系，也被充分地打開。這也從文學的角度，推動了對中國革命歷史更細膩的理解和展開。

事實上，不僅僅在文學領域，歷史研究當中也出現了革命史研究的回潮，這也并不只是黨史研究內部的趨勢。民國史、社會史、新文化史、經濟史，乃至社會學研究的相關學者近年來都出現了興趣和關注點朝向20世紀中國革命歷史的匯聚。這些領域實際上也通過新時期以來大量接受域外影響和自身的研究深化，實現了學術視野和方法的更新。這也同時意味著，大量新的學術視野和方法涌入革命史領域。按照李金錚的總結，最近革命史研究當中的新趨勢，包括：“注重革命政策與具體實踐的互動關系”，“挖掘基層社會和普通民眾的主體性”，“革命史與鄉村史相結合”，“加強區域和層級間關系的研究”，“從全球史視野研究中共革命”，以及對革命當中的話語、象征、符號、儀式等新話題的開拓。很明顯，不僅將目光集中在革命的上層、核心組織和中心理論，而去觀察其在更為彌散和廣闊的“社會”以及“文化”空間當中的開展與實踐，構成了這一輪革命史研究推進的核心關切。

近現代史研究中的上述潮流，實際上也正在與現當代文學之間發生互動和匯流。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一批青年學者組織的“當代中國史讀書會”，提出以“社會史視野”來觀照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在過去十多年來已經形成一個引人注目的潮流，這一思路本身就可視作社會史與文學研究交叉的產物。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僅從研究方法來看，社會史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結合，本來可以討論的話題其實是相當多樣的。姜濤在回應“社會史視野”時，就曾提出這一思路應用于20世紀40年代國統區作家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如此看來，“當代中國史讀書會”同人集中于討論從延安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文學實踐和作家狀態，不能被理解為社會史方法介入的結果，而且本身就是對革命主題深深關切的產物。不僅在文學研究當中，與此相對應，近現代史研究也在出現與現當代文學交叉的趨勢。由于共和國史研究當中一些史料獲取的難度，以文學為取徑來側面切入一些問題，反而成為更便捷的選擇。一些新興的歷史研究視角和方法也在推動歷史與現當代文學的互動。如從社會史和新文化史的角度，要把握某一時期人們群體性的感受、經驗、情感模式，相較傳統的史料和史料解讀方式，文學文本以及文學研究常用的文本解讀方法，無疑也能提供更豐富的內容。近期一些情感史取徑的歷史研究論文，就清晰地展現了文學與歷史研究交叉的特點，耐人尋味的是，這些論文也大都圍繞著20世紀中國革命的主題。當然，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回看文學，難免也因研究習慣的不同而產生一些問題，如將文學文本直接等同于“史料”。但總的來看，歷史和文學研究的深度互動和交叉，仍然是一個讓人值得興奮的推進方向。

上述文學和歷史研究當中的新現象，或基于不同的歷史脈絡和前提條件，但其中有幾個共同點值得關注。首先，對革命相關歷史現象興趣的上升同時出現在了文學研究和歷史研究之中。盡管是否可認為其標志著一場到來中的范式轉型尚有待進一步觀察，但這些現象無疑表征出，新時期以來同時影響了現當代文學和近現代史領域的現代化敘事多少發展到了極限，新的研究正在嘗試挑戰和沖破它的邊界。其次，對革命興趣的回潮并不等同于回到甚或重復此前革命史已經得出的結論。社會史和新文化史方法的廣受歡迎，表明對革命的認識和理解走向了更深和更具綜合性的層次，革命不僅僅是領袖們的登高一呼，也是幾萬萬人民群眾的命運變遷、日常生活以及情感體驗。從這個角度來看，對革命興趣的回升和相關研究的開拓，其實也包含了另一個可能的方向，即不在革命—現代的二元對立中循環，而將革命的發生進程視作中國自身現代道路選擇的一個核心特征。近年來，關于“中國式現代化”“中國道路”等提法有諸多討論，經由對革命更多層次和更廣泛的認知，來體察中國現代道路選擇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實也是充實上述討論的重要途徑。

二

今天的現當代文學研究是否能夠回應新的思想和學術潮流，又應當如何加以回應？在此，我提出一個重新來看待和考察現當代文學史的視角，我稱為“運動的文學與文化”。需要加以說明的是，這一提法并非意圖徹底顛覆現有的現當代文學史并加以“重寫”，而只是提供一個角度，以便于某些長期被忽視問題的打開，也嘗試在一個連貫的視野中，將一些此前零落在不同問題中的現象加以勾連，從而揭示出更深的歷史邏輯。“運動的文學和文化”首先希望強調的是，在20世紀中國的歷史當中，文學和文化不僅僅承擔了社會變遷的“反映”和“記錄”功能，而且始終發揮著一個強大的“運動性”力量，深刻地參與了對國家、社會乃至個人的改造與重構。如果說，無論是在中國的古代文學還是在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文學中，文學本身常常是生長和附著于產生它的社會現實的，社會形態和狀況對文學保持著一種大致的決定關系，那么中國現當代文學當中則出現了一種“奇觀”，即驅動文學去“表現現實”的，其實是一個強大的、將想象中的理想世界召喚進現實的動力。歐洲的現代文學研究者高利克將這一現象稱為“神話創制學”。在此，文學超越了一般的“反映論”，而試圖提供一套有關未來的圖景，以指導現實前進的方向。現當代文學當中一些現象，如對理論討論的熱衷，甚至理論設想的發生常常先于文學實踐，如果不簡單地理解為政治對文學的戕害，是必須在“運動性”的視野當中才可能加以解釋的。“運動性”首先指向的是介入現實、改變現實的強烈愿望及其能力。在最近的一篇討論中，周展安將中國現當代文學稱為“20世紀的經學”，也即是說，它成為“作為政治之根源和依據的那種具有源發性的知識體系”。暫且不論“經學”這一命名是否恰當，這一表述所揭示出的現象和問題本身，與“運動性”的視野有共同之處。

在20世紀中國的歷史上，發生“運動”的，不僅限于我們今天狹義上所謂的文學，還有美術、音樂、舞蹈、戲劇、電影等不同的“文化”類型。甚至應該說，文學其實是廣泛的“文化運動”當中的一個部分。“運動的文學和文化”是一個由“五四”文化運動開啟，并貫穿了20世紀中國的傳統。汪暉曾指出，“五四”前后的“文化”范疇的核心特征，是包含了一個激發和重新生成新政治的邏輯。“五四”前后有關“文化”的議題極為彌散多樣，并不一定局限在我們一般認為的文學藝術領域，但這一邏輯在后續的文學和文化運動當中延續了下來。在談及作為運動的文學與文化時，我們較容易想到的是左翼文化的傳統，但近年來關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國民黨文化統治的研究已經以充足的證據顯示，這一時期國民黨在文化戰線上實際也投注了大量精力，嘗試以其政黨意識形態主導的種種“運動”，在文學、思想、美術、民眾教育等陣地上與左翼及共產黨人展開爭奪。這樣看來，作為運動的文學和文化并非獨屬于左翼的現象，而1928年之后掌握了合法政權的國民黨仍然要采取“文化運動”的形式，大力介入對文化的爭奪，顯示“五四”開啟的作為運動的文學和文化的傳統，到此時已經成為文化實踐展開的一個主要模式。而從“五四”文化運動到延安文藝再到新中國成立后的共和國文藝，我們也不難觀察到，文化和文學深度介入革命以及社會改造，構成了一條一以貫之、逐步壯大的脈絡。過去若干年中，如何突破1949年的區隔是一個同時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和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被反復討論的問題。本文在此不便過多展開，但“運動的文學和文化”無疑可能提供了一個連貫的視野，將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置于一個共同的邏輯演進之中。

“運動的文學和文化”究其根本，嘗試突出的是文學/文化的及物性，其核心關切的是文化與社會的關系。事實上，這不是只在中國一地發生的孤立現象，也是回蕩在整個20世紀全球文化政治中的一個核心命題，許多20世紀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思想流派都對這一問題展開過回應，在這個過程中，它們又各自提出了不同的對于文化的理解，以及文化與社會關系的設想。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們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幾種基本類型。文化批評是法蘭克福學派理論的核心部分。法蘭克福學派重視現代主義音樂、文學等文化類型所包含的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解放和超越潛能，同時對20世紀興起的大眾文化現象有極為深刻的批評。法蘭克福學派文化觀的基本特征因此是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二分，而將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和提振設想，寓于精英文化之中。活躍于戰后英國的伯明翰學派與法蘭克福學派分享了類似的左翼立場，但在對文化的界定上，可以說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伯明翰學派將文化視為一種整體生活方式，文化所涵蓋的內容因此被推延到更廣泛的大眾文化和亞文化實踐，其著意的一個重點是經由對工人階級或底層文化的辨認，嘗試釋放其中蘊含階級斗爭的潛能。伯明翰學派對文化的界定深受人類學等學科影響，在對文化范圍和邊界的撐開上，可能也是走得最遠的，這樣一種彌散性、廣闊的文化概念，又與激進的改變社會的期待聯系在一起。從思想脈絡來看，伯明翰學派的一些早期人物對文化問題的關注，其實源自另一個態度立場上頗為不同的傳統，即英國的文化保守主義。文化保守主義在文化與社會問題上占據了另一種代表性的立場。按照阿諾德的看法，文化乃“世上所思所言之精華”，他們因此對文化抱持了一種高度精英主義的態度，不僅文化本身是稀有的、經過傳統和時間累積精粹的，而且文化的創造者和守護者也被局限于一小撮知識與文化精英中。文化對社會承擔的是一種倫理上的引領責任，精英應該教育大眾，大眾則需要追求文化所呈現的高貴理想，向精英們靠攏。

法蘭克福學派、伯明翰學派、英國文化保守主義對文化問題的立場，可大致歸納為在兩個坐標軸上的滑動：其一是對文化的界定，法蘭克福學派和英國文化保守主義站在精英主義的、限定性的一端，伯明翰學派則站在彌散的、泛化的一端。其二是對文化與社會關系的理解，法蘭克福學派和伯明翰學派強調文化的批判性，嘗試從中挖掘出激進的改革潛能，英國文化保守主義則傾向于守成，希望通過精英在教育、倫理方面的引導，以平和的方式完成社會總體向上。從這個角度，上述三個派別也可認為構成了一個理解文化問題的矩陣，其中還可再加入一個坐標，也即從蘇俄到中國，伴隨著政治和社會革命而發生的文化革命與文化運動。從20世紀中國自身的歷史狀況來看，種種的文化運動雖然有非常廣泛的類型，也包含著強烈的通俗化傾向，但作為運動的文化仍然主要集中在一些比較明確的門類當中，如文學、音樂、戲劇、美術、電影、思想辯論、學術研究等，而并未像伯明翰學派對“文化”的界定一樣走向彌散無邊的境地。這樣一種對“文化”的理解，顯然受到了蘇俄的影響。俄國革命勝利后，蘇俄也做了大量文化領域內的激進嘗試，希望在文學、藝術、思想、學術研究等方面，打造屬于無產階級的文化，同時也希冀著激進的文化本身能夠教育和打造出有能力創造新世界的先進階級。俄中兩國的文化革命和文化運動因此對文化改造社會的激進性設想上走到了最遠端的位置，由于包含著大量真實的革命實踐，因此它們實際上比法蘭克福學派和伯明翰學派更加激進，但它們本身又仍然確認著某種經由傳統積淀的、精粹而成的“文化”，盡管這仍然有別于法蘭克福學派與英國文化保守主義的精英化立場。“運動的文學和文化”因此為在20世紀的全球語境中理解文化與社會問題提供了另一個重要的類型。它不僅是一個孤立地發生在中國的現象，也處在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相關嘗試互相呼應和影響的關系之中。“運動的文學和文化”的探索和實踐同時具有全球性的意義。

三

“運動的文學與文化”包含著哪些內容？在我看來，這里至少包含著如下幾個核心性的命題。首先，運動的文化參與了重新塑造現代中國的國家、社會、個人和群體。換言之，它對現代中國的現實有深刻的塑造功能。從“五四”的時代，也即是“運動的文學與文化”在中國發端之時起，文化運動承擔的一項基本任務就是對于新政治（內容、形式）的探索，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對現有國家政治的批評以及由此展開的新設想。正如許多歷史研究者已經注意到的，“五四”是激烈批評國家政治的時代，但“運動的文學與文化”并不是以直接參與國家制度設計和執行的方式，而是經由對新政治諸多基本原則的重新討論來介入這一過程。王汎森曾經將從晚清到“五四”時期的思想發展，歸結為從“新民”到“新人”。如果說“新民”包含著現代國家對其組成單位（國民、公民）的規定性，那么“新人”則意味著在更原理性、基礎性的方向上對新政治的重新打開和鍛造。對語言、家庭、婦女問題的討論，從個體內面和倫理等兩方面提出了支撐“新人”的核心要素，從這里開始，個人與他人、社會、國家的關系也得到重新安排和塑造。“五四”前后，不僅是個體，“聯合”“社會”“民眾”等范疇也風行一時，顯示對個體的想象也是與對新的群體和人與人關系的想象互相配合、促進的，而這最終也將影響到對國家政治的理解。“五四”之后，隨著文化運動本身與政黨政治的深入結合，這種塑造的功能就更加突出。在共和國文藝的歷史上，經典的文藝作品往往為社會主義的理想遠景提供了細膩可感的表現，而通過閱讀、表演和傳播，它也將這些理想轉化為實踐中不斷切近的現實。

其次，運動的文化呈現什么樣的形態和特征？盡管可以將其分解為文學、思想、音樂、美術、戲劇、電影等不同的文藝類型，并分別按照各種類型的邏輯加以關照，但運動的文化之“運動性”的一個重要層面，也在于這些不同領域之間的交叉性和互動性，甚至發生邊界的消融和新類型的生成，或可稱為類型間的運動。正是由于運動文化的主題并非由個別的領域內部獨立生成，而是產生于與朝向未來的實踐的直接互動之中，因此一個特別顯明的現象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上許多文化人也常常身兼多種身份：學者、黨人、社會活動者、藝術家……他們從事的工作，也并不像今天一樣受到壁壘森嚴的學科或領域的限制，而常常出現極為自然的跨界、往返，這當然不僅僅是因為那一代人的才能遠逸常人，而且也得益于一種特殊的文化氛圍。在追求“運動性”的前提下，這一時期文學、藝術的某些變化發展，常常也并不囿于某種內部的文學性或藝術性邏輯生長演變，戲劇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勃興，對文學唱誦性、聲音性的追求，報告文學、木刻的引入和發展，延安對秧歌劇、說書等藝術類型的發掘創造，都包含著突破此前的框架、使用新的方式和技法來回應時代課題的嘗試。在運動的文化當中，常常可以觀察到的是同一個主題在不同領域當中的回蕩和移動，而對具體身處某一領域當中的文藝創作者和實踐者而言，他們所做的也不是單純的“表現”，而是對這些主題的積極介入和推進。

運動的文化的另一個特征是始終貫穿于其中的“普及”與“提高”的辯證法。“運動性”如果指向的是文化對現實的介入，那么文化打破自身的精英性，去獲得更廣闊的受眾，就是題中應有之義。從這里也可以理解，為什么前述大量文藝類型的突破，也是在通俗性的方向上發生的。但是，如果片面強調普及性和通俗性，也可能淪為單純的宣傳，而不涉及理念的更新與創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普及”和“提高”需要以辯證統一的方式出現，才能真正確保“運動性”。20世紀中國的歷史上，“普及”和“提高”的問題并非40年代由毛澤東在“講話”首次提出，而早在20年代關于國語文學發展方向的討論時就已經出現了。30年代的根據地斗爭中，已經出現了一些通過文藝手段去宣傳、普及革命觀念的嘗試，但毛澤東仍然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將以魯迅為代表的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成果評價為與根據地反圍剿軍事斗爭并駕齊驅的“文化革命的深入”，就已經可以見得“提高”的重要意義。事實上，在“講話”中，毛澤東強調的也并非放棄“提高”，而是不“普及”將無從真正地“提高”。從這個角度，《白毛女》、趙樹理文學成為解放區文藝乃至傳頌至今的經典，而超越了抗戰時期大量出現的使用傳統戲曲、小說套式宣傳抗戰的通俗文藝作品，就是因為前者有機地將“普及”與“提高”結合在了一起。另一方面，新中國成立之后，以作協系統為代表的精英化、專業化傾向，也持續地遭到群眾化、運動化的文藝發展模式的挑戰，二者之間形成的張力和互動，也構成了理解當代文學的一條重要線索。以往的一些研究往往將蘇聯和中國革命中的文化運動處理為政治宣傳，但如果注意到“普及”和“提高”之間的辯證關系，可以幫助我們更準確地理解作為運動的文化。

作為重新思考和理解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一種可能性路徑，“運動的文學和文化”也包括了許多尚待發展和討論的問題。從方法論的角度，第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是重新找尋一種恰當的“文化”觀念來對之展開描述和分析。我們今天一般通用的“文化”理解，基本接近英國文化保守主義者所謂的人類文明之精華的理念，而當下流行的文化研究以及新文化史，則常常采取了一種人類學式的、極為泛化的“文化”理解，這二者在用來關照20世紀中國的這一種“運動的文學和文化”時，都有不足敷用之處。正如前文所述，蘇俄和中國的與真實的社會革命相伴隨的文化運動當中，仍然保留著對一些經由傳統積累的、精英樣式的文化類型的體認，并嘗試通過一系列國家性的制度來促成其繁榮。但即便從蘇俄到中國的文化運動存在深刻的影響淵源和相似性，仍然不可忽視的是，對群眾性的、自發性的推崇，也即不僅僅是“提高”而且是“普及與提高的辯證法”，構成了20世紀中國“運動的文學與文化”一個核心特征。因此這里的命題不僅是一種精英性的文化去由上而下地改造民眾的精神，更重要的還在于如何通過對新政治的追求生成一種新的、能夠“化人”的文化樣態。如何根據歷史的具體狀況來描述這樣一種“文化”樣態的邊界、內容和機制，既是具體歷史研究的課題，也是重大的理論挑戰。

進一步地，在這樣一種廣闊的文化運動的圖景當中，20世紀中國的諸多核心范疇，如人民、社會、階級、農村、國家、民族、政黨……運動的文化實際上也都參與了其塑造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對這些范疇的考察，僅僅停留于一種紙面上的概念和理念推衍是不夠的，同時需要在一種運動性的視野當中去理解其生成和塑造。這里因此也留下了大量可以展開的課題。與概念和范疇相關，政黨和國家往往是理解革命史的兩個關鍵指標，而從“運動的文學與文化”的角度，在這二者之外，文化運動構成了一種什么樣的力量，如何參與革命和社會改造的進程，其實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文化運動推動關于新的國家想象的生成，也催生出新的政黨政治，國家和政黨既需要征用文化運動，有時又在其生成性的力量的推動下，調整和改變自身。在這個過程中，文化運動發揮的一個重要功能，其實是對不同層面的社會性重組的介入。實際上，前述現當代文學當中“社會史視野”的提出，也可說是學界對這一問題正在展開探索。伴隨著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展開，知識分子轉化為“文化工作者”，文化運動與社會改造發生了深刻的結合，文化運動不僅發生在概念、思想領域，也不僅限于通過培養和塑造“新經典”來教育人民，而且也進入一村一社的微觀層面，如村莊當中的冬學、理論學習、板報、地方性戲曲和通俗文藝的創作演出……文化運動因此必然也重新塑造了新的個人身份和主體性，改變著家庭的倫理和形態，改變著村莊的樣貌，創造出新的社會主義“單位”。當下一些研究已經注意到文學作品當中對這些問題的書寫，而通過與微觀史、新文化史方法的結合，通過對更多具體案例的發掘，這樣一派歷史圖景還可能以更清晰和細膩的面貌呈現出來。

洪子誠曾將當代文學的歷史軸線敘述為“一體化”趨勢的擴大、到達頂點又解體的過程，在這其中，作協、文聯以及相關出版社、刊物等組織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從“運動的文學與文化”視角，一個值得積極探索的問題，是文化運動的組織與系統。在社會主義時期，除開集中的、精英性的作協、文聯體制外，其實對基層覆蓋最廣泛的是不同類型的群眾文化機構，如工人文化宮、少年宮、群眾文藝館、文化館/站，軍隊和行業系統的文工團、文藝宣傳隊等。這些組織往往承擔了最基層的文化工作，也成為運動的文學與文化的毛細血管。石岸書的研究就注意到，縣一級的文化館實際構成了新時期文學的制度基礎。林彥也對文藝宣傳隊的歷史沿革展開考察。但總的來說，對這些組織的關注還很不充分，存在著大量開掘的空間。如新中國成立初期許多基層文化館實際承接了民國時期民眾教育館的設施和人員，但關于民眾教育館如何演變為文化館，這些機構如何在地方層面工作、開展哪些工作，是否具備全國性的統一管理和組織方式等，這些問題都還存在許多空白。組織的視角也構成了豐富和具體化對“運動的文學與文化”理解的一個重要方面。

落實到具體的文化和文學現象上，“運動的文學和文化”也可能推動新的解讀和研究出現。除了對經典作品的再解讀外，許多運動式的文化現象，也值得引起我們的重視。如社會主義時期的民間文學搜集整理與創造，新民歌運動，“講革命故事”運動，“四史”運動，群眾科學……關于這些現象，已經有了一些各自獨立的研究，但在一個總體的視角下，恐怕也存有許多繼續推進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