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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周作人在《晨報》副刊上給散文下了個定義，他說，“外國文學里有一種所謂論文，其中大約可以分作兩類。一批評的，是學術性的。二記述的，是藝術性的，又稱作美文，這里邊又可以分出敘事與抒情，但也很多兩者夾雜的”[1]。這種記述性與藝術性兼備、敘事與抒情夾雜的文體，也是王統照所說的“純散文”，就是“修辭上風格上講究一點，使人看了易于感動而不倦的”[2]文章。其實不論怎樣界定，寫情或抒情都是賦予散文以獨特文體特質的關鍵所在。

在侯志明《行走的達蘭喀喇》（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和《少點精致的俗相》（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兩本散文集中，作者記述了個人的生命感悟和情感體驗，其中《行走的達蘭喀喇》通過人、事、物、言等多個方面，營造出一個情深義重的情感世界；《少點精致的俗相》多以懷舊、采風和游歷為主題，將個人情感與時代風云相連接，譜寫出當代中國的情感故事。兩本散文集中由“感”而發，重“情”明理的文學書寫，不僅體現出抒情散文的鮮明特征，也從“情感理性”的層面為我們提供了借助情感理解中國社會，書寫中國故事的方法和路徑。

一

在中國現代散文的發展脈絡中，“情”“情感”“情緒”始終是散文家關注的對象，因為它既是抒情散文的表現內容，也是衡量散文文學性和藝術性的重要指標，梁實秋在《論散文》中就提出“感情的滲入”和“文調的雅潔”是“文學的高超性”的由來[3]。侯志明的散文創作也是在這一脈絡中展開的。他在創作談中說:“是情感促使我去寫，真情去寫”[4]；“這里說的情不只是男女之間的愛情，不只是叫人以身相許的那個情，而是一種情緒、情感，這二者構成了感情。感情是人對客觀事物的一種特殊反應，是一種特殊的主觀意識，它對應的一定是一個客觀存在。就像作家，他一定是面對他敘述的事件、塑造的人物表達他的感情”，而感情必須是“真摯的”和“健康的”[5]。這些夫子自道既是作者的散文觀或創作觀的表達，也是讀者進入文本并借此獲得共情的原因。換言之，真事和真情是文本要處理的寫作對象，是基本內容，也是文本展開的具體形式和審美追求。

就抒情散文的創作而言，文中記述的事件是個人經歷的外在面貌，抒發的情感則是生命體驗的內在肌理，侯志明在散文中將“真事”與“真情”融合，以情運事，借事抒情。《行走的達蘭喀喇》將若干篇散文以感懷的對象分類，“感恩”“感情”“感物”“感言”……本身就體現出濃郁的抒情性；相較而言，《少點精致的俗相》雖偏于記述，但記述的目的仍在于抒情。兩本散文集從親情、鄉情和家國情三個層面，折射蘊藏在尋常人家最為日常的情緒和感受，同時也描畫出一個普通中國人立體的情感世界。

親情在侯志明散文中占有相當大比重，也是文本中處理得最為細膩的部分。吉狄馬加特別提到了他在閱讀《母親》《感謝母親》《父親》《無家可歸》《給兒子的信》這些表達親情的篇章時“每每讀之眼眶濕潤”的情形[6]。可以想象，如果沒有豐富的細節和飽滿的情緒，很難支撐起動情的敘述，也很難獲得讀者的共情。老井、老樹、老屋、糧倉連接著家鄉的物理空間，剪紙、糖場、貼春聯、跑大年、養兔子喂牛則是將日常生活融入故鄉風土的表達，個中暈染的酸甜苦辣映襯出醇厚的鄉情。如果將這份鄉情延展，四子王、九寨溝、馬爾康經由作者的游歷現于筆端；于敏、倪潤峰、流沙河這些不同時代的風云人物也因為作者的采訪或探望進入文本，寫景與觀人的彼此呼應，成為家國情懷的一種寫照。

在這兩本散文集中，有不少篇章是詠物抒情的。器物成為情感的具象體現，也是情感的外在延伸。比如《燈如紅豆》寫四十年來陪伴“我”成長的大大小小、形態各異的煤油燈。腦海中的燈具、流動的時間、相關的故事，都在作者的情感梳理中匯聚。每一盞燈都如紅豆般寄托著“我”的情思，讓我時時沐浴在親情和友情的溫暖中。《一張特殊的賀年卡》通過一張自制的夾有山西剪紙的賀年卡寫家鄉的年俗。因為每年過年，全家人都要參與一場盛大的剪紙活動，從買花樣、拓花樣，到剪紙和貼窗花，熱熱鬧鬧地帶出了過年的氣氛，剪紙也就不僅僅是一項民間技藝，更是沉淀在我內心深處的親情的呈現。《老屋》《老樹》《老井》中，細膩的景物描寫成為維系家庭親情和故鄉情誼的根祗，表達的是“我”對家庭、對故鄉的情感體認。在所有這些詠物抒情的文章中，“情”的綿延構成了敘事的線索，不同時代的不同故事由此連綴成篇。

《少點精致的俗相》也有部分散文偏向以事運情，其中的人物、事件以及作為基本背景的文獻資料也都成了情感的落腳點。比如《脊梁》記述了我國核武器的奠基人、“兩彈”元勛于敏。在借助報刊史料追溯核武器的發展脈絡，通過實地訪談介紹人物先進事跡的過程中，科學家嚴謹的研究態度、愛崗敬業的職業精神和忠誠愛國的民族情感跳出漢字符號的表象，具體而鮮活地呈現在讀者眼前。《本色》寫曾經引領長虹集團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搏擊的掌門人倪潤峰。通過相當篇幅的談話錄音整理，讀者感受到一個企業家的責任擔當和勇氣魄力，理解他“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情懷，以及將振興國有企業內含于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精神品格。推動作者走筆至此的是他與這些時代英雄的情感共振，在這些散文中，事件或人物事跡本身是行文的核心，而蘊含其中的情感、精神卻是推動行文的敘事動力。

當然，不論是詠物抒情，還是以事運情，“我”作為敘述人的在場感和強烈的主觀介入都是使抒情散文獲得審美力度的重要表征。在《搖曳的亞菊》《成都的雨》《我和流沙河的兩面之交》這些篇章中，“我”與書寫對象（器物、景物或人物）的淵源、關聯、交往等相關細節構成了情感故事的基本背景，而“我”的在場感所凸顯出的真實性，則引發了讀者的共情。因為“我”并非旁觀者或者見證人，“我”的記錄也并非冷靜客觀的“照單全錄”，而是“我”在“絕對是被打動了”[7]之后，對書寫對象的建構。我們不難從《煤礦，那些抹不去的記憶》《感念擦鞋子的》《痛定還痛》這些篇章的標題中感受到寫作者的主體情緒。顯然，作者的在場是一種情感介入，一種賦予客觀事實的情感傳遞。

二

情感不僅是個體借助情緒和感受建構主體性的方式，也是現代主體與他人、社會甚至與政治制度建立起必然聯系的紐帶。換言之，情感成為解釋現代主體與民族國家之間關系的方式，是現代性話語的一種表征。杰姆遜在討論第三世界文學時就有一個著名的論斷：“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來好象是關于個人和利比多趨力的本文，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于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沖擊的寓言。”[8]這種以個人情感對接民族國家的判斷基本佐證了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論述。畢竟中國文學的現代起點離不開通過“美人淚”（言情）促成的“英雄血”（革命），這是一種推己及人、由家至國的情感連接模式，而這種模式同時也為每一個平凡的個體概括出一種能夠接受、理解并且踐行的愛國主義情懷。從這個意義上說，情感本身就是現代話語中的一種文化資源，它不僅參與了自我認同的建構，也影響了社會秩序的再生產。

侯志明的抒情散文在這一寫“情”的脈絡中展開。細膩的親情圍繞作家的個人生活鋪散開來，醇厚的鄉情在懷舊中透出故園的質感，豐沛飽滿的家國情則回蕩著英雄主義的豪邁。這些文章對應了不同的情感維度，同時也呈現出由己及人，由家至國，包容相照、漸次遞進的有機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侯志明寫出了日常生活中親情、鄉情和家國情相互關聯的情感邏輯，它經由親子之情向外部拓展，借老屋、古井、老樹連接起鄉情，繼而再延伸至對祖國河流山川的歸屬感和中華民族脊梁的認同感。這種以親情為起點，建構起自身的感受、分寸和道德自律，繼而召喚出家國天下的情感經驗，既是侯志明散文的內在肌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復刻了繼發現代性國家中現代主體的身份認同和主體意識的形成過程。

韋斯特馬克曾討論過情感與社會道德之間的關系，他認為親子之愛是“利他情感”（altruistic sentiment）的本源[9]，人們通過這種無私的、利他的情感，生產出群體生活中相應的社會道德和行為準則。可以說，親情是侯志明寫作的情感原點，通過對親情的闡發，立身行事、安身立命的基本規范得以投射。比如《祖制》寫家鄉過年的傳統習俗“生旺火”。每年除夕，“我”都在父親的帶領下生旺火，上墳祭奠先祖，之后回來掌燈、放爆竹，父親主講的這堂“人生必修課”教育我們兄弟對長輩的“孝”和對先祖的“敬”，它體現的是一種文化傳統的承續。《老屋》記錄了“我”兒時住過的老房子，其中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仿佛歷歷在目。雖然當時的老屋寒酸、破舊、簡陋，但母親的勤儉、兄弟姐妹之間的手中之情卻讓這棟老屋總是干凈整潔、充滿快樂。顯然，老屋在這里已經不單純是寄托懷舊之情的情感空間，也是維系“我”與親人、家園、故土情感連接的紐帶，它教會我們“家有敝帚，自享千金”的人生道理，也是確認我們身份認同的基本方式。“我”正是通過這樣的親情體驗，建構起自身與社會的基本關系和相處方式，并將“我”習得的秩序德行推演至社會和國家。

但需要說明的是，在中國具體的社會文化語境中，情感所參與的主體認同離不開儒家傳統的加持。“情感理性”是蒙培元在討論儒家傳統的情/理關系時提出的概念，他認為儒家在將理性知識融入感性世界的過程中，將個體的情感進行理性化的加工和闡釋，形成了具有合理性和廣泛性的道德情感，“儒家重視情感的共同性、普遍性，因而主張情感與理性的同一。這是儒家哲學的最大特點”[10]。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家思想最看重的“仁”，可以具象為以愛親為起點，通過共情或移情形成的由父母兄弟到家國天下的情感秩序，它是儒家情感理性最集中的表達。而在修身基礎上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明德”過程同樣也是這一情感理性的外在體現。

侯志明的抒情散文也體現出這種由己及人，由“小家”而“大家”，由家至國的情感連貫性，呈現出儒家情感理性的基本特征。《痛定還痛》記錄了“我”所親歷的“5.12”汶川大地震。敘述從“我”在當天的心緒不寧起筆，寫自己當時的慌張和絕望，自己略感安全后對家人的掛念和擔心，得知家人平安后對救災工作的全心投入。隨后，敘述離開了“我”自己，轉向了“我”在救災過程中的所聞所見，所感所思。這里有陪著兒子開推土機參加救援的母親，有剛從廢墟中爬出來就跑去救人的村主任，有連續工作超過30小時還沒有吃飯的工作隊成員，也有罹難小朋友的作文……在巨大的災難面前，

在生死攸關的每一個瞬間，每個人都有求生的本能，都有想要靠近親人的本能，但同樣也是源自本能的利他情感，以及人類共有的同情心和群體生活中習得的道德感，讓身處其中的人們能夠設身處地地推己及人，將“小愛”轉為“大愛”。《痛定還痛》記錄了這種體現在“我”以及“我”身邊每個人身上的情感理性，它是陌生人之間獲得信任、贏得共情的方式，也是個體經由社會認同獲得價值感的方式。

如果說災難面前由愛親而博愛、由利己而利他的“移情”尚有部分原因出自群體生活的本能，那么在利己與利他出現矛盾時選擇后者卻是儒家情感理性看重并強調的，它需要后天習得，受道德和教養的影響。《脊梁》寫“氫彈之父”于敏，一個在理論物理研究方面極具天賦的科學家，一個在核理論研究中已經頗有建樹的學者，為了國家戰略的要求和作為科技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放棄了個人興趣和志向，轉向氫彈研究。也正是這樣的科學家在氫彈研制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沒有選擇出國深造，也沒有選擇重回自己感興趣的基礎理論研究，而是繼續在氫彈研制領域深耕，保證了我國核武器技術的可持續性發展。侯志明在講述于敏的感人事跡時花了不少篇幅寫他對古典詩詞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寫他從岳飛、于謙、林則徐、文天祥這些民族英雄身上汲取的力量；寫他對愛國的理解，對“愛國就是愛事業”的踐行。這些科學研究之外的記述，將于敏這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個人奮斗與家國情懷結合起來，讓這種將國家利益置于首位，讓自我實現服從國家需要的人生選擇成為中國科學家忘我奉獻、以國為家的精神寫照。《本色》中銳意改革的企業家倪潤峰雖然沒有面臨這樣的選擇，但他表現出的“關心政治、關心政策、關心天下大事，最終天衣無縫地和自己所做的事鏈接起來”[11]的精神，有著與科學家于敏同頻共振的家國情懷。雖然是人物專訪，侯志明的書寫仍然具有很強的情感驅動力，這源于寫作者對時代精神和英雄主義的情感認同，源于他對這種犧牲精神和家國一體的價值認可。

在理解個體與集體的相互關系時，儒家情感理性中的推己及人與現代主體通過情感建構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有著明顯的差別。前者是經由家（族）、國（諸侯）連接起身（個人）與天下的縱向等級的倫理結構，個人的情緒和感受在這一結構中往往被忽略或者懸置，“光宗耀祖”“光耀門楣”成為個人價值的具體呈現。后者則是通過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個性、自由、民主等現代話語的聲張，建立起個人與國家、“小家”與“大家”的同心圓。當家（大家族或小家庭）被視為壓抑個性發展的根源而被抽離出這個同心圓，個人的情感就有可能得到凸顯，并升華或深化為對集體的情感。侯志明對“情”的處理在某種程度上彌合了這兩者之間的裂痕，一方面，他筆下親情、鄉情和家國情的融合共生，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儒家“修齊治平”的政治倫理，成為傳統的儒家情感理性的具體呈現。另一方面，這種情感書寫又以尊重個體的情感經驗為基礎，由個體生發而延展至民族國家，實現了個體與家國的同構。當然，這種處理方式并非簡單的“體用合一”之說，也不是侯志明的發明，我們可以將其視為中國文學現代性的一種表征，或者從情感層面理解中國文學現代性的一種路徑。

三

現代主體首先且必須是一種情感性的主體，因而現代民族國家同樣首先且必須是一種同情式的社群。情感因此成為建構個人、集體以及國族身份的一種話語，而關于情感的言說也就不再是純粹的個體感受或情緒，而是與身份認同、主體建構、權力結構、權利關系等相互纏繞的表達。雖然在中國的文章學傳統中，大部分被稱為“文”的文章首先是用來敘事的，但是，當文學書寫被組織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現代散文也就自然地通過抒情，參與了現代主體的建構。我們不難在現代散文的起始階段看到郁達夫、朱自清等“五四”旗手筆下那一個個“有情的”主體形象。彼時的“情”是內在自我的發掘和表達，是對“內面的人”的充實和完善。不過，隨著時代主潮逐漸由“五四”時期的“個人自由”過渡到“階級解放”“民族獨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改造”，主語逐漸從個體置換為集體，現代文學中的情感抒發也在不斷調整個體與集體之間的關系。當然，不論抒何種情，以及如何抒情，都關乎現代主體的自我體認。

王德威將抒情與世變的關系作為考察現代主體性生成和發展的新起點，援引“抒情”來重新審視中國現代文學中關于“革命”和“啟蒙”的講述，并將抒情作為一種傳統來呈現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復雜特質。他說：“中國文學傳統中的抒情論述和實踐從來關注自我與世界的互動，二十世紀中期天玄地黃，觸發種種文學和美學實驗，或見證國族的分裂離散，或銘記個人的艱難選擇。‘抒情’之為物，來自詩性自我與歷史世變最驚心動魄的碰撞，中國現代性的獨特維度亦因此而顯現。”[12]王德威在“自我”與“世界”的辯證關系中呈現宏大歷史中“事功”與“有情”的雙重性，抒情在此意義上既有中國傳統文人的感時憂國，也有現代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侯志明在散文中抒發的“情”，無論是日常隨感還是升華出的民族大愛，都是在由己及人、家國同構的情感邏輯中調用個人情感經驗的文學表達。從這個意義上說，《行走的達蘭喀喇》或《少點精致的俗相》都是浩浩湯湯的中國文學抒情傳統中的一脈。

文學史家王德威將“抒情”作為重新理解中國文學現代性的介質，彰顯被現代性話語中的強勢思維（strong thought of modernity）所壓抑的抒情。他有意呈現隱身在“事功的歷史”背后的“有情的歷史”，認為“正是這‘有情的歷史’才能夠記錄、推敲、反思和想象‘事功’，從而促使我們對于‘興’與‘怨’、‘情’與‘物’、‘詩’與‘史’的認識。是這樣的歷史展示了中國人文領域的眾聲喧嘩，啟發‘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的主體”[13]。侯志明的“非專業”寫作卻是以“有情”的書寫自覺地貼近了時代主潮或者說“事功的歷史”。他在《行走的達蘭喀喇》“跋”中自述寫作的緣由：一為感恩，二為梳理自己的成長史，三為確認自我的存在價值，四為引導晚輩，這樣的寫作目的決定了他雖然從“有情”出發以確認主體價值和身份認同，但不會局限于自我的小世界，而是有所升華，從而具備了某種“事功”的特性。這也是阿來所說的“書寫經驗，行文中又爭取超越經驗”[14]的意義所在。

朱自清在考釋“詩言志”時認為“言志”就是抒發“懷抱”，并且指出了“陳己志”與言“一國之志”的不同[15]。當我們在現代性的視域中將情感視為現代主體的養成標志時，“情”自然地被打上了個人的印記，成為“內面的人”的集中體現，這在“五四”一代的文學書寫中表現得極為明確。王德威在現代文學發展脈絡中追溯的“抒情傳統”和“有情的歷史”，也是要在時代大潮中凸顯被“強勢思維”壓抑或遮蔽的個人詠懷和個人的情感需求。因而，當20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的潮流推動著當代文學打破僵化的思想內容和形式壁壘時，最先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便是對個體情感的言說，不僅散文可以抒情，短篇小說的抒情式表達也成為一種創作潮流。在彼時關于人性、人情、人道主義的討論中，重新發現的“人”便是有自我意識，要求自我實現的現代主體。然而過于執著個體的內在體驗，執著個人的情感、欲望、自由意志的開掘，很快也讓文學書寫與公共領域和現實關懷發生了斷裂，封閉的文本空間不僅成為寫作者的語言游戲，也拆解了“事功的歷史”的深度意義。沉溺于自我的“己志”與架空了自我的“一國之志”同樣令重新發現的“人”消融在瑣細與虛無之中。換言之，從“事功的歷史”和集體話語中解放出來的“人”，不能僅僅憑借碎片化的歷史拼圖和內在化的私人生活獲得主體性。如果說近年來文學書寫中出現的英雄主義基調、理想主義情懷和重建宏大敘事的寫作趨勢是文學界重建人的主體性的自覺努力，那么侯志明“只是感到有話要說，就服從這個愿望把內心話說出來，有事說事，有情抒情，有理論理，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行于所當行，止于所當止”[16]的抒情散文則是這個時代中國人最樸素自然的情感表達。

有了“有情的歷史”，“事功的歷史”便有了溫度；有了“事功的歷史”，“有情的歷史”也才會有高度，從某種意義上說，承托現代主體的歷史是這兩者相互融合，彼此支撐的結果。侯志明以“有情的”書寫對接“事功的”社會人生，這其中，親情、鄉情、家國情的有機融合與儒家的情感理性相呼應，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我們從情感角度理解“后革命氛圍”中中國社會的一個生動個案，幫助我們在這一語境中再次審度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復雜特質。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

注釋

[1]周作人：《美文》，《周作人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頁。

[2]劍三（王統照）：《純散文》，《王統照散文選》，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243頁。

[3]梁實秋：《論散文》，《梁實秋文集》（第六卷），鷺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頁。

[4]侯志明：《少點精致的俗相》，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207頁。

[5]侯志明：《少點精致的俗相》，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211—212頁。

[6]吉狄馬加：《曉看紅濕處 花重錦官城》，《行走的達蘭喀喇》，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2頁。

[7]侯志明：《少點精致的俗相》，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207頁。

[8]弗雷德里克·杰姆遜：《處于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張京媛譯，《當代電影》1989年第6期。

[9]愛德華·韋斯特馬克：《道德觀念的起源與發展》（第一卷），張敦福、羅力群譯，商務印書館2023年版。相關論述見第五章“道德情感的起源”，第129—151頁。

[10]蒙培元：《情感與理性》，《蒙培元全集》（第十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頁。

[11]侯志明：《少點精致的俗相》，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107頁。

[12]王德威：《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版，第3頁。

[13]王德威：《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版，第443頁。

[14]阿來：《舊書記 新文章》，《少點精致的俗相》，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3頁。

[15]朱自清：《詩言志辯》，《朱自清全集》（第六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174頁。

[16]阿來：《舊書記 新文章》，《少點精致的俗相》，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