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我們今天提起“瀏覽”，緊隨其后的目光往往不是移向敘述凝固瞬間的書頁，而是接入充滿動態時間經驗的網頁，選擇“打開”的也不是封閉的線性敘事文本，而是通向鏈接著無限復合空間的超文本，盡管它們的命名暗示著相互之間有著切近的關聯，卻潛藏著基于數字性的深刻區隔。后者對前者的替代，推動著知識觀和文學觀的轉向，顯露出一個與眾不同的文學批評語境，批評不再僅是蜷縮于紙面的靜態文字，而是成為屏幕內閃爍的光斑，隨著每一次點觸在線上空間流轉，生發出新的審美標準與評判體系。在這一語境中，網絡媒介既是文學批評得以實現的核心載體，又因其鮮明特點成為批評實踐的重要對象，提示著網絡媒介作為形式和內容的雙重介入。

作為文學批評的新形式，網絡媒介將數字維度縱向擴充進傳播通道，在這里，傳統靜態、線性、單一的敘事方式逐漸顯露出局限性，在表達復雜多變的現實時，非線性、碎片性、開放性的特質更適應數字化的傳播模式。作為文學批評的新內容，網絡文學、AI寫作、數字出版物已成為文學批評的重要對象，甚至網絡媒介的某些特性，如即時性、互動性、多媒介性，也被納入文學批評的視野之中，成為分析和評價作品的重要尺度。

無論是作為形式還是內容，追問網絡媒介在文學批評中的雙重角色扮演，實際上是在追問文學批評生態如何隨時代而變的問題。當下，文學批評正在探索如何于數字時代觸達讀者，如何在碎片文本中傳達深度思考，如何在情緒宣泄中確保理性和真實，如何在文化喧囂中呈現審美價值。種種追問都預示著，媒介性將成為當代文學的底層邏輯，網絡技術、數字平臺、線上市場等場域要素的強勢介入形成了多重中心的格局，文學批評場域的核心主體——批評家、作者、讀者等，進行著位置的移動和關系的重組。文學批評要在新的文化語境中實現生態和諧，需穿越無形的阻隔屏障，以主動姿態迎向數字潛流的暗涌，搭建起核心主體間兼容的間性關系，在媒介要素推動下成就順暢的內循環。

一

關聯：底層邏輯和價值觀念的更新

在認識到數字技術已深刻契入文化語境的今天，我們很容易感受到文學批評生態自身的振蕩，雖然還不能確定其最終形態，但一些關系已慢慢成形，如期刊和社交媒體、傳統文學和網絡文學、專業文章和大眾評論等二項對立式之間的張力，力的活躍推動著文學批評走向新的書寫過程。這種張力不僅體現在它們之間存在著傳播媒介、創作機制、敘事結構的顯性差異，追溯源頭能夠發現作為底層結構的文化價值觀念的迥異。在媒介穿透性力量的席卷下，社交媒體的微內容、問答平臺的互動對話、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等新文本迅速流通，攜帶著后結構主義的氣象，孕育出關于知識、文學和批評的新范式。

知識觀、文學觀與批評觀的更新是同步的，也是彼此促進、相互影響的。文學批評對文本及其意義的發現與闡釋，不可能脫離文學新的生產與消費機制，更不可能脫離不斷更新著的知識傳播模式。知識觀作為我們認識世界的“鏡片”，在根本上塑造著文學觀的形成，也影響著批評家對文學基本命題的看待方式。文學本身就是一種知識，當互聯網改變了知識的生產和傳播模式，文學創作也傾向于展示不同的可能性。批評觀于二者的滋養下得到發展，同時也是這組關系中的反向推手，以追問意義的方式反哺著文學觀和知識觀。三者相互勾聯，映照著特定的文化空間，在不斷介入的媒介元素的作用下，其關系有了新的交匯模式，有必要進行重新審視并建立一種新的闡釋路徑。

（一）知識結構的懸置

知識可以被看作“人類心智、理性主體對外在客體、實體世界的表征”（1），知識所提供的先驗認識，以鏡像的方式表征著整個世界，成為人的認識和實踐的解釋框架。于文學批評視域，知識觀成為批評家面對外在世界時帶有預設性的價值觀念，不僅作為靜態概念存在，而且發揮著動態思維工具的意義，指引著批評家以獨特視角解碼文本，剖析作品的復雜面向，追問文學的意義。

“當發展、保存以及交流知識的媒介發生了改變，知識也隨之發生了改變。”（2）戴維·溫伯格觀察到，互聯網時期知識的整體結構已從三角形變成了網狀，三角形結構中，最下層是數據，再往上依次是信息、知識和智慧，從下向上結構逐漸收窄，代表著知識被層層篩選的過程。而今天，知識不再以過濾減少的方式呈現，而是做加法：將所有細枝末節“都放置在巨大的、松散連接的網絡之中”（3）。無限的可鏈接性和可訪問性擴展了足夠的寬度，消弭了原有的邊界。如此，互聯網中的知識構成了一個“大到不可知的領域”（4），當然，不可知不僅源于互聯網知識巨大的體量，更重要的是其一直處于實時更新和無限修正之中。

不同于鐘表時間量化的時間刻度和均勻的線性時間流，媒介中存在著各種時態的混合，因而其時間步調顯得尤為靈活。正是這種動態節奏使得知識隨時可被修補和替換，各類議題往往“懸而不決”，常處于開放性的探討之中，很難得到一個共同意義上的最終答案，所謂的專業和權威也更容易被質疑，這與傳統出版物一旦印刷就不可更改的特質形成了明顯的對比。當我們進入了一個以無邊界容器為載體、以即時訪問為方式、以動態時間性為特征的新知識體系，文學創作也具有了相應的特征，更傾向于支持數字化創作、多媒體形式和實驗性文本。

（二）文學的多向度生成

盡管文學的核心立足點——諸如洞察人性、追求審美、反映精神、反思現實——展現出了一種超越時代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但作為一種文化和藝術形式，文學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夠不斷以突破性的先鋒力量引領新的文化潮流。文學觀作為對文學本質、功能和規律的探索，正是文學經驗不斷自我更新的理論反映，如20世紀中葉占據主流的是以揭示文本深層模式為目的的結構主義，20世紀70年代，全球化的推進則使后結構主義的理論家們將目光轉向文化多樣性及個體經驗的獨特性。因此，基于當前媒介化生存的基本現實對既有模式的顛覆意義，可以預見，正在位移中的文學定位將帶來一種新的文學觀。

基于紙張和油墨的物理性質，作者的凝視、思考和書寫，也以一種“狀如書籍的思想”（5）引領著文本結構的展開。顯性的書籍結構或隱形的出版要求規定著，作者需要丈量封面和尾頁間的寬度，以減刪旁枝末節的方式在其中完成故事的“開始”與“結束”，從而得到一條長條狀的思維線路。而作為一種對話式的雙向媒介，網絡寫作模式往往不是個人的獨奏，密集的超鏈接結構允許文本之間建立更為緊密的關聯，作者可以從即時的傾聽中反芻，依據實時反饋或最新信息修正方向，開放的創作過程激蕩起更為廣泛的共振，也形成了更加松散的文本結構：擁有“超級長度”的網絡小說、中等篇幅的公眾號文章、簡短的社交媒體帖子，寬松標準下數字化文本的創造力不僅體現于字數的自由，更于多媒體元素的進一步融合下增添了視頻和音頻的軌道，出現了視聽故事、互動小說等新型網絡文學形式，在展開多重面向的文化語境中被賦予著新的指認意義。

具體來說，在這樣一個能夠容納多樣異質元素的生態空間中，文本創作呈現出多向度的模態，各種非傳統的、實驗性質的文本形態得以萌芽和成長。例如，中國網絡文學中玄幻類作品的流行已成為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之一，不同于嚴肅文學和現代通俗文學，這類作品以奇幻的異世秩序、升級打怪式的游戲性視角、扮豬吃老虎的角色爽點、跳切式的敘事句段、百萬字的閱讀體量，共同完成了一種屬于網絡空間的特定的“神話”體系。但其顯然還未能成為一場真正的“造神”行動，相較于傳統的文學敘事，這類小說更在意沖突性情節、共鳴式情感，期望以作品的補償性和休閑性填補讀者的精神空間，同類作品趨向于同質化和模式化。這與數字文化工業的特性尤為相關，大眾文化和數字市場的結合構建了以消費主義為中心的文化景觀，無論是創作者還是讀者，其文化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被動性，缺乏主動選擇的能力。正是基于文學創作機制數字傾向性的加深，相應的文學觀正進行一種更適應網絡文學本質、功能和規律的理論探索。

（三）批評價值的內與外

正是在這樣一種知識觀和文學觀影響下，批評觀也不得不打破自身的固有模式。相對于紙質媒介的有限和不透明，互聯網媒介充滿了無限、變動和進行時，這并不意味著批評觀完全失落了以往的秩序，但媒介性的獲取已使文學批評走向了由內向外的加速變化，呈現出多元化、區隔化、議題懸置、他人授證的新景觀。

批評標準面臨著內外雙重視角的演變，從內部來說，面對作者的數字化創作模式、網絡文本的異質性特征，以及數字平臺的市場規律，既有的紙質文本的批評標準無疑顯得太過狹窄，在文學批評對象場域重啟的過程中，一系列新闖入的角色，諸如平臺、技術、算法、互動、視聽、情感、商品、消費等，擴張了文學批評的考量因素和評價尺度，延展出一系列新的標準。如有學者提出人工智能寫作的創造力已經更新了既有的文學經驗和知識，因此對人工智能文學的評價需要突破文學守成主義的壁壘，從技術與文學融合的視角，看待文學性的內涵和價值（6）。

從外部來看，對批評文章自身的評價標準也發生了改變。一方面，互聯網知識邊界消失后，來自不同時空的批評聲音得以在此時此刻匯集，新的觀點不斷產生，并提供了得以觸及的跳轉路徑，許多問題難以達成完全一致的同意，這使得議題懸置，確定性消解下分歧的持續存在成為一種常態，批評價值會在不斷的閱讀、篩選、對話、爭議、互證中逐漸浮現與深化，這個在協商生產中追尋不確定意義的過程，也是文學批評新形式和新內容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去中心化的網絡取代了原本知識生產格局中的主導者地位，“他人授證”有了不一樣的指稱。開放的數字平臺中的“他人”顯然不能忽視網絡社群的在場，在這里，批評觀點的價值于大眾評審的目光中經受著新標準的考核，部分地顯現為社交媒體上的點贊數、分享量和評論的正負色彩。評定程序表現為一個集體參與的持續過程，這決定著批評文本是否能夠作為一個重要的網絡節點觸達更多的公眾目光，使得一批有價值卻未能進入傳統出版程序的批評文章進入公共空間，但也促使批評家不得不考慮網民偏好和新媒介推送程序的作用，否則可能會落入批評觀點雖有價值卻無法言說的境遇。

二

關系：主體間的差序與協同

新的價值觀念撕裂了既有的文化語境，以一種顛覆性的力量將新的生態格局推向時代版圖中，尤其體現為文學批評中的核心主體：批評家、作者、讀者等，在數字環境中有了不一樣的出場方式。他們一邊面對著適網化改造、占據網絡地勢的迫切現實，一邊在對話和碰撞中爭奪著優勢話語地位。相較于紙質媒介的不透明，網絡媒介作為中間介質顯然是易于穿透的，批評家、作者、讀者脫離了各說其話的處境，進行著直接的想法互換或間接的回音捕捉，在媒介程序之上一個更為豐富和立體的對話空間正在形成。但這并不意味著各主體已組成和諧的整體性系統，從如今批評景觀的二元結構、批評標準的觸網懸置等議題來看，新組合關系的復雜性和矛盾性還未能被完全消化，距離真正的媒介融合文化還有裂谷需要跨越。生態學研究倡導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的動態平衡，因此，分析作者、批評家、讀者之間的對話和關系，既是從媒介性維度認識文學批評生態的轉向，也是在其中尋找系統內部不確定因素的存在，從而試圖摸索達成默契的途徑。

（一）內在對話：批評家的擴容

當媒介空間成為億萬人共在的公共領域，更多的群體開始出演“批評家”角色，參與著批評實踐。學院派所堅守著的專業出版物、文學雜志和學術期刊依然散發著權威的光環，但為免于在新的文化現實面前可能出現的光環消散，他們也轉換著自身的活動場域，逐漸走向大眾文化生產前沿，在文化品格的保有與大眾可讀可解之間尋求著可行的路徑，試圖繼續維持意識形態的引導力。更多的評價則以即時反饋的形式彌散于線上空間，讀者熱衷于在評論區留下即時感想，博主和大V在各自賬號面向粉絲發表見解，呈現出一個個靈活的對話式區域。其中不乏一些精辟點評，它們或接地氣引人共鳴或觀點鮮明發人深省，逐漸從邊緣化意見融入主流文化討論之中。

不同的批評角色有著對文本不同的潛入方式和體察視角。對于一些大眾批評者來說，他們因缺乏理論基礎和系統訓練，其審美批判往往只指向個人的直觀感受，而非普遍達成共識的客觀尺度。但也正因如此，這些批評者以一種業余的、邊緣的姿態實踐著一種坦誠直言的批評風格，基于對作品的直接感受和獨立思考，以一種近乎對抗性的姿態表達著真實的自我，這也彰顯了數字平臺在促進批評自由方面的獨特優勢，一定程度上更接近批評活動的本質和初衷。這也使學院派批評家感受到了新的召喚，重新組織著批判的觀點、語言和表達。這并不意味著學院派批評家要以去專業化的方式單向靠攏，若盲目趨附于網絡形式，批評的維度便會悄然縮減，喪失原有的鋒芒與深度。學院派批評家在擴展自我精通但日漸狹窄的知識邊界、擯棄某些帶有束縛性的學術傳統之時，其優勢依然在于探求事物本質的判斷力和觸及文本深層意涵的洞察力，這是大眾批評實踐難以替代的。

媒介空間的無限性造就了文化多元景觀，每一種文化觀念之間展開的對話、交響與共在，是媒介空間真實而豐富的必要條件。在主體間性的意義上，他者的存在正是自我界定的鏡鑒，大眾讀者批評的靈動真實與晦澀的理論纏繞形成強韌對峙，專業批評家觀點的科學與客觀則與大行其道的情緒觀點展開交鋒，不同的批評體系既因其理論基礎和關注焦點的不同而互相區別，又在批評實踐中實現了某種程度的互補和融合，有助于形成一個包容性更強的批評生態。

（二）新的同盟戰略：批評家與作者之間

批評家與作者之間的對話確立著一種同盟關系，合力激活著文學作品的主體性，使之從靜默字符躍升為具有隱喻意義的象征物。批評家被要求對文學作品給出意見，在閱讀中探求一種評價性的藝術，描摹出文學作品與現實世界共同存在的連接點。但批評家的闡釋并不是完全的自造之物，它始終是基于文本的次生產，要兼顧作者的個人風格及其創作意圖，在此基礎上為文本符號尋找更深層意義上的能指。

在既有的“作者—文本—批評家”對話路徑的基礎上，“作者—網絡—批評家”關系與之相疊加，顯然使這個過程變得更為復雜。“網絡”如同棱鏡折射般改變了原有的行進方向，“文本”流轉于不同的媒介載體，經歷著相異的傳播模式，“批評家”劃分著學院派與大眾批評家的雙層處境，而與之對話的“作者”身份呈現出雙軌并行的局面。一些作者從出版社逐步走進線上文學市場，與此同時，一批網文作者則在與數字平臺的合作中獲得肯定，完成了自身的主流化進程。在基于數字連接的開放空間中，四個關鍵要素的革新，使得新的對話關系不斷加強著批評實踐，雙方的自由行動使對話過程更為直接，同時也引入了一系列新的對話主題，產生著新的語境失落。

在文學生態呈現傾向性變化的時刻，學院派批評家依然占據著主要的學術陣地，同時也面臨著擴大音量的迫切現實；大眾讀者的留言、書評、話題互動在文本界面形成更為寬闊的對話場域，但又面臨著主觀印象的片段式表述等問題；傳統作者注重藝術邏輯，也在觸網中嘗試實現創作方式和傳播手段的更新；網絡作者則更傾向于用戶邏輯，注重以作品的休閑性和互動性滿足大眾需求。多元角色的交談構成了異質化觀念交織的具體對話，不同主體之間的連接對話著不同的內容，并指向了差異化的觀點。

在這一過程中，批評家以新的窗口打開了對作者的認識。作者有兩種分離性的形象——現實形象與文本形象，巴赫金將其稱為“第一性作者”和“第二性作者”（7）。如果說傳統對話中，批評家是通過分析作品的話語敘事來還原作者的第二性作者身份，那么，新媒介則以極近的對話距離建構著對作者的認識，作者的個人特質與生活經歷有時會先于其作品成為關注點，影響著評價的視角和標準。如余秀華的詩和她的個性、疾病、婚姻等非文學元素一道引發著媒體和大眾的關注，充滿沖突性的個人故事作為另一重文本被分析和闡釋，其中蘊含的爭議也使余秀華的詩得到了線上線下兩極化的評價。物理與心理距離的極大縮短，使批評主體觀照批評對象的姿態很難維持一種超然的狀態，即以外部觀察者的角度進行超越性的思考。特別是當媒介傾向于放大人物性格的某一橫截面，從而塑造特定的人設時，這種標簽式的認知難以全面反映一個作者及其作品的真實面貌。這促使我們思考在媒體環境中，批評家應如何在增強雙方對話實踐的同時公正且全面地解讀作者和作品。

（三）“批評”與“批評的批評”

當網絡聯通了一條即時、流暢的反饋回路，批評家和讀者之間的距離無限逼近，兩者不再是遙居彼端的陌生者，處于難以融通的兩種場景，有著個體化的獨異思維，讀者從沉默的大多數逐漸走向中心地位，以有力的聲音讓批評家們不得不直面受眾和市場。因此，兩者之間的對話是直接的，從時間上說幾乎可以實現瞬間的傳播和反饋，在這樣一個為實時時間所籠罩的對話舞臺中，批評家與讀者在多對多連接的評論區或一對一連接的私信中實現觀點交融，這種即時性不僅增強了時間效率，還激發了更廣泛的、更有針對性的討論，有助于持續且深入地探討某一特定話題，進一步成就了文學批評自身功能性的發揮，搭建起讀者與作者、作品相互連接的無物之陣。

在媒介的透鏡下，兩者的對話也有間接模式。讀者在社交媒體平臺上的回應行為，如點贊、分享批評家的文章，或是基于批評內容進行二次創作，雖非直接的言語往來，卻構成一種彼此促成的間接對話模式，通過“批評的批評”將文學推向更廣泛的場域。身處媒介化生存空間，讀者所關聯的是自身最直接的生活經驗，網頁中所記錄的數據印痕能夠真實地反映讀者偏好，甚至能夠反映讀者無意識的潛在態度，批評家通過參照點擊率、搜索趨勢等數據進而改進批評的視點和語言方式，更加接近讀者的真實生活，這也是一種間接對話模式。但媒介內容具有可見性偏好，獲得關注的往往是具有沖突性、情緒性的話題，因此，依據媒介的算法程序來靠近讀者，在一定程度上會使批評內容向情緒、話題、熱點靠攏。

雖然二者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將對話距離無限拉近，但這一場域中卻闖入許多其他的角色，現實、媒介、技術、市場等將雙方引入了一個規定情境，成為批評家和讀者對話的前提性存在。譬如算法在塑造個性化信息環境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算法通過篩選所保留的個性化內容，可能將個體引向認知迷宮和消費循環，陷入思想“閹割”的可能困境（8）。人的行動自由并非絕對，而是受到媒介可供性——即媒介環境所提供的行動可能性——的隱形規定，看似自主抉擇的背后，實際上是在媒介框架設定的有限選項中作出選擇。因此，無論是批評家還是讀者，是否可以稱得上完全的行動者是可疑的，當主體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技術邏輯所影響，甚至形成固化的行動慣例，批評家與讀者如何進行自主的有效對話還需進一步探索。

三

關注：新現場的規律

以文學批評場域主體間的關系為入口，無論是批評家之間的標準互斥，還是讀者對批評家的量化評價，都刻畫著媒介化環境中文學批評的變遷軌跡。批評家、作者、讀者在文學語境中適應著新的位置與角色，其關系的對抗、拉扯、融合反映了文學批評生態格局變化的復雜性，辨明其中潛藏的尖銳，是為了使文學批評生態走向新的平衡。生態系統的平衡維持需要主體找到恰當的“生態位”，即“在生態系統里一種有機體的功能作用以及它們在時間和空間中的位置”（9）。批評家作為文學批評生態中的關鍵角色，應重新指認自我在整體環境中的位置和身份，并在其特定的生態位上發揮與其他主體的連接作用，在新的文學現場中同其他主體形成和諧的對話關系。

（一）發聲標準的動態尺度

漫長的文學史固化了一些共識性的標準，如作品的文學性、思想性、藝術性等內在價值指標，而在數字信息營造的文化秩序中，新增了網生性、產業性、互動性、跨媒介性等外在評價指標，與原有的批評標準形成了一種動態的交織，凸顯出紙媒與新媒體兩種批評體系的應用及兩種批評模式的互滲。現代社會生活存在于實體世界與虛擬世界的雙重結構中，既有標準和新生標準之間尚未完成平滑的過渡，這也導致了普通讀者與知識權威、期刊與網絡媒介在對話中存在不諧的二重性，未能以一種平衡姿態在文學性與媒介性、時效性與歷史性、情感與客觀、溫和與尖銳之間找到統一標準。因此，在傳統文學創造性傳承和網絡文學持續性革新中，對文學批評新標準的探討成為新的學術風口，亟待以一種平衡的辯證立場，完成整合性標準及新美學原則的建立。

如前所述，在一個以無邊界容器為載體、以即時訪問為方式、以動態時間性為特征的新知識體系中，面對傾向數字化創作、多媒體形式和實驗性文本的文學創作模式，批評家首先需要進行的是知識圖譜和文學觀念的重構。一方面，唯有跳出既有限定視角，進一步延展認知維度，重構網狀的知識圖譜和思想空間，以專業而新鮮的姿態邁入數字平臺，才能不至于沉湎于認知與表達的真空之中。另一方面，要熟悉文學新的生產和傳播模式，通過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提升，以新的姿態看待文學的新形式和新內容，如此，才能對自己置身的歷史時段和文化場域有整體性的認知和判斷，在此基礎上重建和執行批評標準。

重建批評標準并不意味著要完成單一、固化的評價體系。技術發展催生了多元化的新型文學形式，這些形式以打破傳統文學類型的方式挑戰著固有的文體、敘事和美學標準，其獨特魅力恰恰在于形式多樣性所帶來的多元價值，內在地蘊含著新鮮的生命力。因此，對標準尺度普遍適用性的追問，可能因過于單一的評估而不能發揮作用。在批評實踐中，或許應該建構一道相對包容的界限，甚至保留一些特殊的評判規范標準，將更具創造性的作品納入視野，以維持多元化的活力。相應地，批評家應發揮創新精神，聚焦于更加具體的文本中，勇于嘗試新的評價方法，在循序漸進的持續表達中逐漸超越現有標準。

（二）多方共話的邀請和參與

批評家作為對話空間中多重意義匯聚的焦點，其責任不僅在于扮演被動的觀察者或解讀者，更應以主動的參與者甚至是推動者的身份，協調與作者、讀者以及其他批評家之間的互動關系，這也構成了其尋找自我生態位的方式和路徑。優秀的批評家能夠在網絡間形成密集的、發散的脈絡，通過鏈接指向各種關系主體，促進各類意義系統的交匯融通。

通過對話，不同的批評家能夠在互動中尋找互補的可能。學院派批評家善于將新的社會文化現象與文學史、文學理論相結合，進行一種自覺性的反思式解讀，而大眾讀者的討論則更為及時和落地，在參與式氛圍中能夠推動話題的迅速擴張。這一互動過程中將會有融合、有分歧，甚至有錯誤，但在融合和爭議之中又會延展出新的內容，形成觀點的爭鳴及共鳴。在這種異質批評體系的交匯中，不同批評主體之間的相互照亮，更容易實現巴赫金所提出的對話理論。

以鉛塊文字相互連接的批評家和讀者，身處的場域顯然有著明確的劃界，但媒介將批評場域推向前方，接觸讀者已不再困難，難題轉變為如何在真正意義上接近讀者。移動媒介的存在使得讀者的閱讀行為無處不在、無時不可，模糊著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劃界，一方面點明了讀者于文學批評生態中的始終在場，另一方面，復合空間的流動使讀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文學批評納入個人生活中，不間斷的閱讀和評價成為日常經驗，并與自我的社會圈層相連。因此，要更加接近讀者鮮活雜蕪的真實生活經驗，傳統批評家學術化的深度設想需要更加落地，即關注更為本質且真實的社會文化現象，并將其有機地融合在批評觀點中，以更為真誠的姿態提供更有價值的文本，而不是被隔離在讀者的真實生活之外，自語著不被聽見的內容。

商業價值和文學價值的分化在無形中割裂著作者的寫作，面對動態的外部環境，作者也在創作中艱難摸索著新的文學標準。因此，批評家不只要對作品進行意義解讀，更要敏銳覺察到當前作者面臨的普遍困境，及時發出聲音厘清一些不恰當的偏向，并嘗試提出某種解決方案，以指導創作的立場構成文學場域中的一道清晰的界線。以文學史、文學理論、文化研究作為工具，批評家可以將作者的文本意義放置在歷史環境中，幫助其理解文學在當代文化環境中的位置和意義，為作者的創作發揮能動的指導作用。

（三）持續的想象和行動

時至今日，媒介技術仍保持著充滿活力的前進速度，尤其是智能技術的突破，如大數據、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技術涌入文學現場，催生出交互小說、生成式文本、AR敘事等文學形態。兩者的同頻共振意味著批評家必須于動態中適應變化，在彌漫著技術氛圍的環境中理解新興文學形態的內在邏輯，并用這種變化改造自身。在連接文本內涵與現實意義時，批評家需在認識媒介性對文學影響的基礎上，以清晰的自我身份深度卷入文學現場，以參與者的角色記錄文化語境變遷的痕跡，以跨學科的融合視角抓住這些痕跡中的本質問題，在持續時間中履行社會批判功能。

身處動態環境中，簡單地將既有理論套用于現實情境無助于解決實際問題，還可能導致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脫節，適用的文學批評的價值觀和方法論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在與現實世界深度聯系中逐漸清晰。批評家要深度卷入文學現場，首先要做到的是自我姿態的敞開，深入所處的歷史時段和社會文化的前沿，這意味著不僅要關注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問題，還要對社會的底層結構、運行機制及發展趨勢有所認識。批評家要積攢一些冒險精神，走出幽閉的自我世界積極地體驗現實，以創造力和想象力從無序散亂的信息中理出頭緒、追問意義。

在意識到文本之外社會文化現象復雜性的基礎上，不能不從更多的視角豐富批評實踐。在時代的動態變化中，原有的批評模式在理論運用、研究方法上不免捉襟見肘，面對一些既有理論無法解釋的困惑，不能只聚焦文本內部，跨學科研究變得更為必要，通過借鑒媒介學、哲學、心理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學科理論，能夠以更為全面的認識應對外部環境的復雜構成，保持批評的時代性和在地性。如在媒介學視域下進行批評實踐，不僅能面向文本自身，也能面向媒介環境的可供性，經由“人—媒介—文學”的批評路徑，從根本上解讀網絡文本的生成原因和傳播路徑。

要抗衡融合視、聽、觸元素的霸權式符碼，或者區別懸浮于人類思維之上的AI創作，新時代文學批評呼喚一種更強有力的表達，不僅要以跨學科視角去承接和延展作品的價值，還應具備足夠的力量與主觀化、情緒化觀點形成強烈碰撞。點擊量和訂閱量并不足以完全作為批評價值的量化指標，真正的評判標準反而應該在于與媒介性相反的某些特質，如持續的時間和確定的空間。在媒介如潮興起又相繼寂滅的熱點中，只有抓住某個具體場域的本質問題，并發掘表象之下的深層意義，批評觀點才足以在加速的時間中抵抗虛無，持續履行社會文化批判功能。

結 語

網絡媒介作為形式載體和內容本身，勾勒出文學現場既活躍又混亂的景觀，雖并不足以宣告希利斯·米勒所謂的“文學終結論”，但普遍的共識是文學從風向標的主導地位逐漸邊緣化，或者說隱沒在圖像文化、視聽文化的陰影中，逐漸與之走向融合。文學作為對人類經驗的藝術想象和藝術加工，無論物質文明如何發展，依然能夠以內核的精神價值照亮時代，但因其內部缺少自覺反思的視角，要回答文學的位置在哪的問題，仍要寄希望于文學批評的活力，批評實踐一邊參與著文學作品的解讀和評價，一邊審視文學與技術、資本、政治及其他社會力量之間的多重關系，是文學場域角色設定中不可或缺的反思位。

如前所述，在媒介要素的推動下，文學批評在傳統與現代、線上與線下、精英與大眾等系列二項對立式中組織起新的內循環。批評家、作者、讀者等主體面對著新的自我身份指認，一對一的連接關系正在解體，暴露在媒介場域中的是更為貼近的、彼此纏繞的復雜組合，共同聯結成一個沒有絕對中心的網絡。有賴于網絡間的力量引動，文學批評領域的界限逐漸擴大，但也要承認的是，網絡偏好的是短暫的、易碎的弱聯系，且文學批評生態尚未完成徹底的轉向，信息過載、標準模糊、情感傳播、算法操控、個人化等問題也暗中萎縮著批判空間。

面對憂慮，我們應該如何從批評中看到文學朝向未來的姿態？后現代的表述正在瓦解傳統語境中的種種理論，但新的書寫繞不開重述的過程，此間所經歷的種種轉向，并不是對過去的徹底否定，而是一種適應歷史社會環境的進階。無論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側重審美感情的“詩味”和“意境”，還是當代西方批評學派中的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在理論和實踐不斷演變中某些核心價值始終保持著相對的穩定，如思想性、文學性、藝術性、美學追求、真善美的價值統一、人文關懷的立場等。歷史的周期性循環顯示，前溯歷史并不意味著途徑的退返，相反，表面上看似全新的現象或理論，往往可以在過去找到類似或相關的原型，因此，建構新的文學批評語境并不意味著只是炒作新興概念，也需堅持共識性的核心價值，激發其中蘊含的培育未來種子的支撐性力量。在重返歷史深處和置身現實經驗之間，新的文學位置正在確定之中。

注釋：

（1）張良：《課程知識觀研究：從表征主義到生成主義》，第24頁，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2）（3）（4）（5）〔美〕戴維·溫伯格：《知識的邊界》，序言第7頁、第10頁、序言第12頁、第154頁，胡泳、高美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6）見楊丹丹：《人工智能寫作的技術化、創造力與文學性》，《湖北社會科學》2024年第4期。

（7）龔舉善：《巴赫金表述詩學的多維生成與效果期待》，《文學評論》2020年第5期。

（8）韓傳喜、顏逸：《新媒介技術時代文學經典的價值影響力考察》，《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

（9）李慶臻：《簡明自然辯證法詞典》，第171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