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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南方寫作”概念的提出突出了區域文學寫作的特質，召喚了當代文學區域化再出發的可能性，豐富了當代中國文學版圖與文學史敘述。有關理念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是理論與實踐雙管齊下的前瞻性操作，但同時也顯示出理論性不足、未能堅守陣地，論證虛浮空泛等缺陷。“新南方寫作”的進一步發展需要超越混亂和空泛，確認名實相符的質的規定性，同時更要深入挖掘概念界定與層次指向的內在空間與精神關聯性，召喚出別具特色的“新南方”“文學共同體”。

關鍵詞：新南方寫作 中國性 東南亞 邏輯 區域文學

近年來，“新南方寫作”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界一個炙手可熱的存在。其概念最早來源于2018年末在廣東潮州舉辦的“花城筆會暨第三屆韓愈文學月活動”。會上，楊慶祥、王威廉、朱山坡、林森、陳崇正等學者對該概念展開了熱烈討論，認為“新南方寫作”可以成為一種可資借鑒或推廣的新的批評裝置，在文學創作、批評及研究領域中發揮作用。隨即，以《文藝報》《南方文壇》（后起的《當代作家評論》也加入戰場）為代表的各大文學類報刊紛紛刊載了相關研究和專欄，研究生學位論文也開始就此選題，作品分析類文章也添加了“兼論‘新南方寫作’”的字樣，王德威的加入更為這個概念增加了熱度；甚至有關專著也應運而生；而南北呼應、各地開花的“新東北”“新南方”的反思與聯動更是顯得聲勢逼人。這不得不讓人正視并思考：這個新興而日益壯大的學術概念究竟該何去何從。

從地理的限定來看，“新南方寫作”剔除了一般意義上代表“南方”的江南地區，范圍涵蓋到中國的廣東、廣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門、臺灣等地區以及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從復雜的多元指涉來看，其包括“海洋性”“臨界性”“國際性”等層次。耐人尋味的是，“新南方寫作”這一較新術語的建構到底有何價值與意義，究竟是轉瞬即逝的新興名詞，或者新一輪學術界“圈地運動”的操演，還是指向深思熟慮的理論范式建構，抑或尚不完善但仍蘊藏巨大生機的潛力股？本文力圖探索“新南方寫作”術語建構中的邏輯合理性與利害得失，并對其進行建設性反思。

一、概念建構與內涵闡發

如果說從術語建構的影響力角度來看，無論是南北聯動、多點開花，還是理論建構與文本分析相結合（包括作家與批評家的雙重身份）的實踐操作，“新南方寫作”的話語生產都已經成為一種轟轟烈烈的文學現象。它不僅放眼中國的嶺南、海南、臺灣、粵港澳大灣區，還放眼華文創作風采斐然的東南亞地區，將以前相對刻板的文化邊界變得動態十足，并具有開放性。這些都值得充分肯定。

如前所論，“新南方寫作”的發生發展自有其脈絡。毋庸諱言，一個新的術語的生成如果只是亮出口號、招搖過市，即便是有心大力鼓吹也難以行之久遠。它必須有綱領、有層次、有論證、有實踐，才能穩扎穩打，從自己建立的根據地宕開一筆，詩意地大開大合，竭盡所能地創造歷史。顯而易見，“新南方寫作”有其相對成熟的操作與賡續，其中之一就是立綱建制。

較早且有意對“新南方寫作”進行系統性理論闡發的學者是楊慶祥。他對該概念的（理想）特質大致作出如下界定：地理性、海洋性、臨界性、經典性。這種多重建構性和發展性的思路值得肯定。首先，其重視了相對邊緣化的南方書寫，并將相關領域拓展到海洋書寫，如將熱帶雨林及其文化的有關對象延伸到了南海周邊；其次，他還關注了多元歷史文化的混雜性特征，拓寬了既有的歷史、文化維度，將后殖民視域納入其中。特別指出的是，楊慶祥認為“新南方應該指那些在地緣上更具有不確定和異質性的地理區域”，其重要向度是“要通過持續有效的書寫來建構經典性，目前的創作還不足以證明這一經典性已經完全建構起來，而新南方寫作概念的提出，也是對這一經典性的召喚和塑形”。既大力涵容新的可能性，又發掘錘煉未來的經典性，楊慶祥的預設既有銳利的前瞻性視野，又有宏闊的文學史視野。

需要指出的是，新的術語的發展壯大也需要兩頭開拓，一方面是必不可少的知識考古學視域——如果能夠關聯（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新”則有了厚重的支撐。“新南方寫作”亦有類似的實踐，如黃偉林巧妙而精準的重審了廣東作家陳殘云（1914—2002）的寫作，并賦予其在“新南方寫作”中的重要位次：“陳殘云亦可被視為新南方寫作發端期的代表人物。而這個華南作家群在整個東南亞地區的游走，及其在桂林文化城的集結，恰恰成為一種文學寫作現象成為氣候的表征。”如此打通了“新”與“舊”的界限，使新術語走得更穩健。

另一方面則是多層次、多角度、多方位指向未來——錨定既有的新經典。如在論述當前正活躍著的馬來西亞華人作家黎紫書、黃錦樹等的過程中加入“新南方寫作”的視域。“新南方寫作”是對“南方”新的現實經驗的想象和敘述，也是對舊的文學秩序的打破和重塑。在論者前赴后繼有意或無意的推動下，“新南方寫作”在理論建構與創作批評實踐中日趨成熟，不斷深化并持續推進。

首先是書寫領域或書寫特質的擴張。“新南方”的提法，不只是地理上的指涉，更是對海洋性文化與國際化思維的側重。這改變了以往以大陸性文化（含游牧文化）為中心的觀察范式，對中國南部沿海地區及東南亞地區的漢語文學文化進行了聚焦，帶來新的觀察視域。誠如論者道：“向海、向粵港澳、向東南亞，構成了‘新南方寫作’最為重要的面相，其中在漢語行旅中不斷創生的南方新義，在‘海里岸上’的海洋寫作中透露出來的南方倫理，以及經由地方性敘事而達致的精神構造與南方美學，形塑著‘新南方寫作’以至于當下地方性文學書寫中更為廣闊的界域、更為新穎的經驗以及更為開放的姿態。”這是超越常規的嶄新美學思路。

王德威對此概念進行了深化和拓展，針對那些易被忽略的連接點和新的創造空間進行強調，以“潮汐”“板塊”“走廊”“風土”作為描述新南方寫作的四個關鍵詞。“以三種相互關聯的書寫和閱讀立場——跨越、逾越與穿越——作為對未來的期待。”“這三種寫作與閱讀立場各有隱喻對應：界限、理法、幽靈。”這種擴展具有世界性的視野和格局，頗具指引意義，但因為涉及過廣似亦難免抽刀斷水之尷尬。

其次，要始終保持革新意識，避免使其陷入另一種刻板化的陷阱。“新南方寫作”必須永葆“新”質才可能獲得合法性、實現充分性、成就經典性。如人所論，“‘新南方寫作’更重要的并不是某個終將凝固并成為陳跡的‘南方’或各種形式的‘以南’‘更南’‘最南’，而是為寫作設置一套不斷自我反思、自我更新和自我創生的活力裝置。‘新南方寫作’也是 ‘“新”南方寫作’！”一方面，這種觀點在邏輯和理論上頗具開放性，具有反思意識，而另一方面，其開放性與籠統性導致概念空泛并具有標語化之嫌。空間的延展（“南”的界限）與意識的延續（“新”的實質）間的含混不清，使內在的缺憾依然存在。

有論者立足風景美學指出，“當批評界提煉新南方美學的特征使之步入經典化之際，新南方寫作其實也正面臨著風景僵化的敘事困境。要使新南方寫作的異風景美學始終保持活力和魅力，首先就需要保持開放性，防止地域標簽對想象力的限制”。這種獨特的美學視角結合個體或時代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s）展開提醒，活化、補充，乃至強化“異”的可能。從此角度看，不斷更新的風景與想象力的契合才可以讓“新南方寫作”兼容并蓄，既有當下特色，又具有長久生命力。

似乎為了擴大聲勢和展開盡可能深入的討論，2024年開始，《當代作家評論》和《南方文壇》南北聯動，強調“新東北作家群”與“新南方寫作”的關聯性與比照性，比如韓春燕指出：“‘新東北文學’與‘新南方文學’都是位于地理邊緣區域的文學，當關外與嶺南這南北兩個地域的文學成為被學界關注的對象，說明中國當代文學正在悄然發生一場革命性的變革。這是一場來自當代文學內部的渴望與召喚，也是一種無法遏止的打破與掙脫。”李志艷、唐晨曦甚至把“新南方寫作”視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世界文學模式的有力實踐和論證。

不難看出，不同角度的思考提升了“新南方寫作”的層次內涵，使它成為一個頗具影響的術語或概念。但同時也要看到，該術語的原生缺陷與后發弊端也值得深入反思。

二、邏輯重審與問題反思

從邏輯自洽的角度看，“新南方寫作”的提法可謂問題重重。作為新生事物，“新南方寫作”有著一些先天不足，如缺乏強有力的生發和積極的引導，其擴張也難免帶有隨意性和雜亂性。同時，由于大多數研究者并不能深諳“南方”這一宏闊地域內研究對象的特征及彼此間的差異，相關論述的針對性、準確度與涵蓋力也值得商榷。甚至或許并非杞人憂天的是，對于新南方內部文學主體性不夠熟悉和尊重的情況下，強行拼湊、好大喜功拉郎配也可能形成類似于強行創新的南方奇觀。

首先是如何新、新多久的問題。所謂“新南方寫作”的“新”是相對于“舊”而言，從地域上排除了“江南”，然后添加了中國臺港澳與國外的東南亞地區。但從政治角度看，香港、澳門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華人人口比例較高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則是獨立主權國家，它們當然不可混為一談；從文化角度看，臺港澳與大陸的廣東、福建、海南、廣西等地區既有共性又有差異，而東南亞則屬于多族群、多文化交織的海外地區。如果在政治與歷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國“南方”地區與海外東南亞地區之間文學與文化的傳承性、共融性與互通性，在具體社會、歷史語境下探究中國文學文化在海外的傳播過程與本土化過程，在各地文學創作與理論的實踐中聚焦變異的、發展的、多面目同時又具有最大公約數的中國性（Chineseness）議題，那么這恰恰是既有的華文文學研究的核心范疇之一，而非全新的“新南方寫作”獨有的議題。

如果就此議題繼續蕩開去，對于“新南方”的重新思考與實踐其實可以前置到21世紀初甚至是20世紀90年代，彼時的王安憶開始關注中國大陸文學和臺灣文學的異同，而黃錦樹也已經對中國大陸南方文學（包括海派文學）和中國臺灣影響下的馬華文學開始了差異性比較和總結。即便是從更貼切的南方命名角度來看，黃錦樹2007年在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小說選集《死在南方》，2015年在馬來西亞有人出版社出版了馬華文學短論集《注釋南方》，顯而易見有一種對南方的獨特鐘愛與心得闡發。如果從此層次繼續闡述，有關馬華文學的經典性論述（如黃萬華等人的跨域越界、文化轉換、代際成長等）才是“新南方寫作”更雄厚的基礎推演與申論基石。

為了凸顯“新南方寫作”之“新”，有論述將其與舊有的“嶺南文學”概念加以比較，認為二者的“實質差異不僅在于‘新南方’在空間涵蓋性上比‘嶺南’要更大一點，更在于它們的指向并不相同。”嶺南文學“使嶺南的文學現象和歷史文脈得到全面的檢視”“從根本上它并不創造增量”，而作為增量的“新南方寫作”面向未來，更具有建設性意義。這種觀點仿佛為刻意突出“新”而低估了“舊”的價值意義，未免略顯偏頗。“新南方寫作”與“嶺南文學”之間并無不可逾越的、本質性的差異。“新南方寫作”也并非憑空出現的文學摩天大廈，而是在既有創作積累、批評實踐和理論研究基礎上產生的新興概念。從維護新興概念的革命策略性角度來看，矯枉過正尚可理解，但如果從學理上的概念建構與闡釋角度來看，其形成的理論淵源與文化傳統不應當被抹殺。實際上，眾所周知，如果沒有底蘊深厚、歷史悠久、空間宏闊的嶺南文學打底，何談今天生機勃勃、指向豐富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而“新南方寫作”的雄厚增量和嶄新問題意識又從何產生？沒有歷史感的未來如何彰顯厚度對比之下的先進性？同時，從時間線上考量，“新南方寫作”也缺乏指向未來的周全性、科學性思考，即多久以后還可以稱作“新”，50年、100年、500年？由此而看，“新南方寫作”這一概念難免陷入無法自圓其說的困境，具有一定權宜性、階段性的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南方”本身也是一個被建構的概念，是相對于“北方”而言的存在。這恰恰反映了相關研究者的北方中心主義視角及傾向。不難發現，恰恰是由于部分論者對華南及臺港澳地區的文學文化生產缺乏理性而全面的了解，對東南亞地區華文文學的發展歷史與當下趨勢缺乏真切的認知與判斷，便籠統地稱之為“新南方寫作”。這反映了研究者面對這片成績斐然的新領域時，在震驚之余缺乏真切的把握能力。實際上，對研究對象的把握越精準，研究本身也就越為細致精確，比如我們可以細化為中國臺灣文學、香港文學、馬華文學等。不同地域出身、活動的作家間的差異不只是個體或時代背景造就的，也是不同文學傳統、藝術流派與本土氣質的融合造就的，而這些因素之間往往存在精神上的內在關聯。

眾所周知，優秀的作家往往都會突破概念和標簽的限制，如魯迅顯然不能只被視為紹興作家；莫言不只是山東作家。“新南方寫作”雖然范圍宏闊，但亦有其限制。畢竟，幾乎所有概念都有其輻射的局限性。部分論者并不認同“新南方寫作”可以涵蓋所涉地域內的大部分優秀作家。如林棹的書寫就自有其主體性，“變形與招魂皆以‘南方’為底色，關涉新近提出的‘新南方寫作’概念，但林棹一方面與這一后設理論保持距離，一方面有意識地呈示出一種超地域的全人類視角。”同樣，在借助“新南方寫作”去評判某些作家時，也尚未達到應有的效果，如林培源在論述馬來西亞作家黎紫書的《流俗地》時總結道：“《流俗地》 將‘世俗’寄托在細膩綿長的‘人心’變革之上的寫法，為現代漢語小說立下了標桿，它警醒我們，只有在不斷的對照、‘抵抗’中，‘新南方寫作’才能永葆活力。”這種評價似乎有些牽強——把黎紫書納入觀察系統的確可以豐富、壯大“新南方寫作”的業績與聲勢，但論述本身卻隔靴搔癢，簡單化了黎紫書創作自身的豐富性、獨特性及其不足——從某種程度上講，無論是從作家自身的由短篇轉為長篇的創作變換過程，還是從宏觀的馬華文學史或華文文學史意義而言，該論述既沒有確切地評判出黎紫書寫作的獨特性，也沒有指出該長篇小說的問題所在，反而更像是“新南方寫作”向黎紫書的“致敬”。易言之，套上“新南方寫作”的帽子并不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或評判馬華文學或世界華文文學語境中的黎紫書。

實際上，一個新興概念的生成與發展應當“固本培元”，即在夯實基礎理論、厘清基本闡釋的前提下銳意進取、開拓擴張。但遺憾的是，“新南方寫作”相關的不少論述并未真正關注到這一點。如前所述，“新南方寫作”中的關鍵詞“新”“南方”其實都是變動和發展中的概念：在大部分廣東人眼中，韶關以北就是北方，但一般意義上的“北方”至少要劃到長江以北乃至黃河流域，而所謂的“新”亦然。如果這個概念缺乏真正的限定性，那么它的整體指向難免會呈現浮泛化、泡沫化傾向。有論者指出：“如果說新南方寫作能成立或有一點點意義，需要它先在文學上提供出獨特的審美與價值。首先，它得是南方的……其次，它得是蕩開的、不安的。”不難看出，上述略顯寬泛和模糊的文學化的表述不能真正鎖定“新南方寫作”的合理身份。或有論者努力彰顯其視野宏闊，卻略顯空洞：“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關心的是全人類，為全世界提供有價值的內容和獨特的個人體驗。這才是新南方寫作的意義和使命。”雖然義正詞嚴，但同樣也有繼續填補和充實的巨大縫隙。類似的，把“新南方寫作”視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自覺實踐，為后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文學創作提供了有益借鑒，顯示出濃郁的地方風情與人類普世價值相統一的藝術精神與美學旨趣”貌似宏闊神武，卻也有生搬硬套之嫌，讓豐富的文學實踐變成了理論的簡單注腳，罔顧了“新南方寫作”所包含區域內部的復雜張力，無論是多元文化、政治、歷史，還是個體、集體的本土思維皆然。

當然有些論述也可能過于強調氣勢恢宏的未來性而未立足堅實的基礎，好比在沙灘上建高樓，“更為重要的，應該是新南方寫作的超越性，它不能僅僅局限于地理、植物、食物、風俗與語言，而應該是在一種多元文化形態環境中所形成的觀察世界的視角與表達方式，代表著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無窮探索。”作為論述在觀念升華時固然可以高屋建瓴，在理念上力圖超前，但如果不采取針對性的實踐策略，尤其是找到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支撐，逐步加以具化、豐富化和縱深化，這樣的論述就會顯得空泛，而有關話語生產也很可能只是泡沫化的文字制造，甚至最終曇花一現。

三、未來期許與超越可能

某種意義上說，一個新的術語必須產生雙重效果（既關注當下與具體，又指向未來與超越）才可能細水長流——從超越性視角來看，它必須意識到并強化自己的特質。好比一種新興理論之于文本實踐，如果理論的運用不能進一步照亮文本詮釋，那么這個理論在結合實踐使用時可能是可有可無甚至可以被摒棄的。正如林棹審慎地表示：“‘南方意味著什么’是無法用幾句話說清的，否則就不需要生活或文學了。‘南方’也是一個太大的集合，它正在不斷細化、具體化、感性化。我最先、最直接經歷的是這個地方（不管它被稱為‘南方’‘新南方’‘深圳’還是別的什么）的具體細節，而不是關于它的概念。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是情感、經驗、發現、創造，是如何處理真實的地方和虛構的地方之間無法咬合的部分。”從作家的角度和立場闡發這樣的觀點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作家創作的自由是無法被學術的嚴謹性（有時也是刻板性）、邊界性與科學性所完全涵蓋的，文學創制的復雜層次也是難以被準確清晰地條理化的；當然，學理性概念的精煉與深邃也未必是文學體裁一時之間可以傳神說明的，“黑貓白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道理同樣也適用于文學創造，但作者和論者關注的視角、使用的策略和產生的效果也各有差別，但無論何種流派、何種理論、何種出處，如果不能給創作帶來質的改變，則依然是銀樣镴槍頭。

同時，必須明確的是，真正的經典往往是可以印證并豐富相關理論（含術語）的，如楊慶祥就在論述朱山坡時發現了此理，“朱山坡作品中的‘荒謬’和‘反諷’不是慣常意義上的黑色幽默——雖然在閱讀的時刻我們會被這種幽默感打動——它更是一種重塑新南方歷史和主體的行為：既反諷那些因為過于宏大而具有壓迫感的歷史，也嘲笑那些因為過于遙遠而不切實際的歷史，新南方的根部和歷史只能從普通人民生活的實感之中生長且枝繁葉茂。”這恰恰是術語炮制者所要深刻反省的地方：理論創新既要自身的深刻性與精神關懷，也需要有連綿不絕的經典文本對其說明論證、不斷闡發其深度，拓展其廣度，使理論和文本之間相互成就。

如果升華“新南方寫作”的問題意識，我們不難發現它可以簡化為三條互相關聯的方向：一是粵港澳、福建、海南等地與東南亞文學的新指向（張燕玲等），此方面可以理解為相對基礎的立足于地域文化方面的多元推動與增長，尤其是各個學術期刊不遺余力地推波助瀾；二是世界文學視域下的中國性發展及其糾纏（王德威等），此方面更多是從多元文化比較、新質開拓（比如海洋性等）以及壓抑的其他可能性角度展開，是對基礎操作的一個有意開拓和有力補充；三是豐富漢語文學的可能性（楊慶祥等），此方面更多是從中華文化的語境里進行拓展、比照和反觀，借此是為了更好地建設中華文化與文學。上述三條方向雖有內在關聯和交叉，但也明顯有各自為政的缺憾，目前的文學實踐與理論指涉并未產生高端化學反應，導致二者顯得相對脫節，有兩張皮之嫌；同時理論內部的整合度不夠，各自為政的現象顯而易見。對此，如何進行有效的應對與建構性的提升呢？

第一，要相對確定“新南方寫作”的包括地理邊界在內的概念界限。既要強化其內在的文化關聯、適當賦予其彈性邊界，又要體現國內南方地區的文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區隔。目前的“新南方寫作”在概念上似乎在不斷變化、不斷探索，其中包括地理邊界。然而實際上，其概念不應該貪多求大。如果考慮到與東南亞地區文化層面的關聯，應該只囊括對東南亞華人社區產生最主要影響的地區，而并非中國所有的南方地區。更何況21世紀以來，中國北方移民的比重不斷加大，“新南方”的邊界不可能無限擴充，成為無據可查、無法可依的概念。所以，新南方的地理界限，中國部分除了粵港澳大灣區，臺灣、福建、海南、廣西地區外，不宜再無序擴大。同時，在處理新南方視域下的華文文學經典作品時，要密切關注多元文化中的“異”和文化的在地性，探求“文化中國”的豐富性與延展性，以此才能對癥下藥。

第二，要更準確地探勘“新南方寫作”中的文化張力與可能貫穿的主線。從國際角度來看，中國的臺港澳地區與東南亞國家地區都有著被殖民的歷史，但由于具體的社會歷史環境有所不同，其產生的文學也有各自差異和特點。在這異同之中，“南方”語境內部便容納了豐富的交流空間與對話可能。從國內角度來看，中國文化發展史從空間角度來看是一個南移北進、融匯混合的復雜過程。南北方之間的文學和文化既有著差異性，也有著互動性，因此應充分挖掘“南方”的概念內涵及其內部構成的復雜性、繁復性。一方面，從傳統角度來看，“南方”包含了文化上的差異性、獨特性、滯后性等特征，而另一方面，南方文化卻具有著開放性、創新性、革命性特征，具有由“邊緣”切入“中心”的沖擊力，值得深入探勘。而從國內外互動的角度來看，中國本土的閩粵文化（如潮劇、酬神戲等）在域外既可以很好地發揚、傳承，又在異國環境下融入了在地化特征。這種中國文化在異域環境下挪移和雜交后產生的本土中國性（native Chineseness）反過來可以積極地滋養、豐富中華文化母體。

第三，要認真思考“新南方寫作”的跨越性、混雜性、異質性，不要以一把尺子去度量復雜的文本生產與經典生成。在理論概念上作為新生事物，在創作實踐中占據重要比例的“新南方寫作”在未來將會產生與以往作品有所不同的新作。這些新作可能既超越固有的本土性，又兼具流動性，甚至主動追求自我放逐（離散性），在與多元文化融合后形成較強的異質性。這些新作將超越我們固有的認知、觀念和詮釋框架，需要更為包容、開放、長遠的眼光。惟其如此，假以時日新的美好獨特性才會應運而生，否則新生事物容易被扼殺，文學與思想的發展也將裹足不前。從此角度來看，“新”是永遠的，無論是創制、批評還是理論引領和總結。

結語

“新南方寫作”從實際效果看，召喚出了一定區域文學寫作的特質與可能性，強調了其呈現的復數性和坐標移動性，強化了從“南方”為中心的虹吸效應，具有形構多元文化的敞開性與包容度，豐富了有關文學版圖及文學史敘述，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是理論與實踐雙管齊下的前瞻性操作。但同時由于該概念建構為時尚短，各種闡釋間又缺乏統一性，出現了未能堅守陣地、概念模糊、論證空泛等問題，也必將經過大浪淘沙、潮退人空和去蕪存菁的發展過程。

“新南方寫作”的外延、內涵仍然必須面對一個“度”的辯證問題：它不能只是一個簡單的地域指涉，哪怕是滑動的界限展延，但是它又不能喪失了主線或邊界的秩序設定，否則要么故步自封，要么無法辨識。金理指出，“地方性寫作不應該成為新一輪的話語圈地運動，如果將其敞開為一個建構的過程，那么更進一步，不應只是立足邊緣反叛中心，或‘壓抑者復歸’，而是應當從整體上突破宰制性的格局、結構與分配秩序。”這自然還是把“新南方寫作”更多視為中國版圖內地方性寫作的忠告，但實際上涵容廣闊的“新南方寫作”遠超“新東北作家群”似的指涉，它應該可以有更美好的未來。更進一步說，我們需要跨學科實踐卓有成效地展開：研究者應進一步規范其概念內涵，深入挖掘其內在要素間的精神關聯性，使之照煥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別具特色的“文學共同體”。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