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劉亮程摘得了魯迅文學獎和茅盾文學獎，這在新疆當代作家中是第一人。他堅守在新疆，固守在村莊，他的所有創作都與新疆大地密切相關，并通過文學創作尋找精神返鄉的道路，為自己為讀者筑造精神家園。劉亮程何以筑造精神家園？以何筑造精神家園？“文學者首先具有的是切實的地方體驗，他的文學表達是當時當地社會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文學的存在首先是一種個人路徑，然后形成特定的地方路徑，許許多多的地方路徑，不斷充實和調整著作為共同體的‘中國經驗’。”[1]我們可以借用“地方路徑”的理論和方法，來探討劉亮程寫作的地方路徑及其對精神家園的筑造。

一、從一個人的村莊出發

劉亮程對“一個人的村莊”的真切體驗而參悟了存在的某些本質，他意識到軀體在前行，而心靈在生命的某一時期需要定居下來，就得為其筑造居所。“我們是通過什么來獲得一處居所的呢？通過筑造。詩的創造——它使我們得以棲居——就是一種筑造。”[2]海德格爾認為人要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就得筑造居所，詩歌或者文學藝術的創造就是筑造的一種方式。這一居所，不是外在的有形的房屋，而是內在的無形的精神家園。劉亮程所有的創作都在尋找一條回去的道路，他從“一個人的村莊”出發，最終還要回到自己的村莊。這一返鄉不是葉落歸根式的肉身的返回，地理意義上的家鄉亦非心靈棲居的地方。真正的返鄉只能是精神返鄉，真正的棲居之所只能是筑造的精神家園。劉亮程從開始文學創作的那一刻起，就踏上了筑造精神家園的漫長旅程。

劉亮程說：“我們用一生的時間在心中構筑自己的村莊，用我們一生中最早看見的天空、星辰，最先領受的陽光、雨露和風，最初認識的那些人、花朵和事物。當這個村莊完成時，一個人的內心世界便形成了。”[3]用最初的生命體驗去構筑自己的村莊，去筑造精神家園，這是文學創作的個人路徑；劉亮程最初的生命體驗都在新疆北疆的一個村莊即黃沙梁獲得和形成的，這是其文學創作的地方路徑。劉亮程早年寫詩，后來寫散文，再后來寫小說，都是為了在新疆大地上構筑起自己的村莊，完成精神家園的筑造。

詩集《曬曬黃沙梁的太陽》、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風中的院門》《站在黃沙梁邊上》《正午的田野》《在新疆》以及長篇小說《虛土》（亦被當作長篇散文），都是劉亮程傾盡全部熱情對北疆鄉村生活的書寫，是他守在“一個人的村莊”中對精神家園的筑造。劉亮程在北疆農村長大，曾居住在地圖上找不到名字的黃沙梁、老皇渠和元興宮等小村莊。他當過農民，干過農機管理員，又進城當編輯，盡管學歷不高，但掌握的“地方性知識”不少，他的所有創作都依賴于最初的生命體驗或早年獲得的地方性知識。“這種地方性不僅指地方、時間、階級與各種問題而言，并且指情調而言——事情發生經過自有地方特性并與當地人對事物之想像能力相聯系。”[4]劉亮程對于一個村莊的見識帶有鮮明的地方特性，包括“土著”的思維方式，萬物有靈、萬物平等的價值觀念和存在的審美化方法。從內容上來看，劉亮程的地方性知識涉及新疆北疆鄉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土地、莊稼、各種動植物、季節和氣候變化、鄉村的日常生活、鄉民的生老病死和平凡的故事等等。

土地是生存的根基，劉亮程的地方性體驗根植于土地之中。人們“努力走近土地”，哪怕“面對土地 有時充滿恐懼”“看見大片土地沉默不語”，也要“種這塊地/也就是種一輩子的心事”[5]。農民種地和干其他工作一樣，都是生存的手段，但劉亮程種地不僅是干農活，他還要種“心地”。在書寫北疆鄉村生活的散文中，劉亮程或抒情主體不像一個辛勤勞作的農民而較為“閑散”，這使他能充分地體驗到新疆大地上的詩意從而去種好“心地”。靠著土墻，抽著莫合煙，曬曬黃沙梁的太陽是在享受生活；看著“鳥把有鳥的天空移到遠處”“我生命里的寂靜又厚了一層”[6]，盡管凄涼，也有濃濃的詩意。“多少個秋天的收獲之后，人成了自己的最后一茬作物”[7]，人在收獲莊稼的同時，也在收獲自己的人生，但收獲之后是荒涼和孤寂。劉亮程也將人看作是一朵云、一場風，如“一朵叫劉二的云”“一場叫韓三的黃風”。他認為周圍的許多東西都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樹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蟲的鳴叫也是人的鳴叫”[8]。人與土地上的萬事萬物緊密相連、息息相關；正是在土地上的真切體驗和詩意想象，劉亮程創造了屬于自己的地方性知識。

“生命就是在體驗中所表現的東西，這將只是說，生命就是我們所要返歸的本源。”[9]劉亮程在北疆鄉村的體驗也是返回生命自身的方式，關注和尊重生命本身，平等地看待各種生命，是其作品的主要特色。劉亮程平等地關注生命，即使是一只蟲子，也在他筆下發出了生命之光。守候著一只蟲子的臨終時光，劉亮程看到了土地因為蟲子的離去而沉寂，“大地一片片明媚復蘇時，在一只小蟲子的全部感知里，大地暗淡下去”[10]。死亡對任何生命本身來說都意味著世界的消失。個體生命是短暫的，但類的繁衍卻是永恒的。劉亮程在《與蟲共眠》中“一年一年地聽著蟲鳴”，也“感到了小蟲子的永恒”[11]；蟲子的生命之光就是以鳴叫為自然添彩，人也應留下點什么才行。黃沙梁是人畜共居的村莊，劉亮程也在散文里寫到牛、羊、馬、驢、狗、雞等眾多的動物，它們與人相伴相生，并和原野、小草、流云、風和起伏向遠的沙梁等一起塑造了人的性格。在《通驢性的人》中，劉亮程認為自己的生命被肢解成許多動物，每種動物身上都有自己的影子，“我飼養它們以歲月，它們飼養我以骨肉”[12]。劉亮程在描寫動物時，不僅從人的視角去看待動物，也從動物的視角去看待人。動物視角的采用，目的在于反思人本身，反思“命”，以窺探自然之道。評論界曾將劉亮程的這一思維方式和敘述視角稱為“天人合一的原始思維”，且帶有“齊物論”色彩。實際上，這就是具有內部眼光的“土著思維”，即帶有好奇、敬畏、原始、童真等特點的思維方式。這一思維方式有利于書寫人畜和諧共居的鄉村生活，呈現鄉村生活的審美圖景并表達萬物平等萬物有靈的價值觀念。劉亮程就這樣從“一個人的村莊”出發，沿著地方路徑不斷探尋，以筑造精神家園。

二、沿著地方路徑的探尋

離開黃沙梁進城后，劉亮程仍然以其鄉村土著的眼光和思維方式來看待都市生活。他把編輯報紙當作種地一樣，認為是許多農民工像種莊稼一樣種植了高樓林立的城市，他還想在適當的時候給城市上點牛糞。但他也在城市生活中看到了丑惡，鄉村土著思維和地方路徑在這里行不通，城市不是人畜共居的村莊，也無法為其筑造精神家園提供材料。于是，劉亮程多次前往南疆，欲把“一個人的村莊”的版圖擴展到整個新疆大地上。

天山將新疆分作南北兩地，因地理和氣候等諸多因素，兩地存在著很多差異，但也有著更多的相同或相似。差異使得劉亮程在南疆只是過客，相同或相似又使其能夠以“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對南疆地方性知識進行“深描”；散文集《庫車行》《驢車上的龜茲》和長篇小說《鑿空》就對庫車老城和阿不旦村進行了“深描”。“深描”不是事無巨細如實地描述，不是旁觀者獵奇似的描述，而是“必須依照特定一類人對自己經驗的闡釋，因為那是他們所承認的描述”[13]。也就是說，“深描”必然是一種認可的或具有切身體驗的描述，否則只能是高高在上的獵奇。劉亮程在《庫車行》和《驢車上的龜茲》中對庫車的描述最初帶有獵奇色彩，但他沿著地方路徑，以認可和贊許的態度實現了對南疆地方性知識的“深描”，此后又在《鑿空》中對阿不旦村進行了完全意義上的“深描”。

《庫車行》和《驢車上的龜茲》的大部分篇目是相同的，都是劉亮程多次庫車之行的見聞錄，記錄了完全不同于黃沙梁的南疆生活。第一次到庫車，劉亮程只是坐車穿城而過，此地并未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后來他又多次到庫車并停留了足夠的時間，有機會深入到庫車老城的大街小巷觀察和體驗，在記錄當地日常生活情景時，逐漸找到了其與黃沙梁的相似之處，找到與心靈相契合的東西。《庫車行》和《驢車上的龜茲》整體上呈現了一幅迥異于北疆和內地的生活圖景：庫車河、龜茲古渡、鐵匠鋪、理發店、巴扎、古幣生意、割禮、葬禮、正在失傳的手藝、長滿雜草的田野、奧斯曼草、老式瓜菜、托包克游戲、坎土曼、毛驢車等等；這些都是劉亮程所不熟悉的南疆地方性知識，他以外來者的獵奇眼光記錄著。走在庫車老城的街上，劉亮程感覺只有他一個漢族人，他背著相機，卻很少拍照，“只是慢慢地走、看、聞，走累了蹲在路邊，和那些老人們一溜兒蹲著，聽他們說話。一句也不懂。在他們眼里，我肯定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人，天黑了還沒找到去處，在街上亂轉呢”[14]。劉亮程和庫車老城的居民因為語言障礙而分屬不同的世界，他深知自己只是一個過客，庫車之行并未改變他的生活，南疆的地方性知識也未能融入“一個人的村莊”的知識譜系。

然而，劉亮程的庫車之行并不只是獵奇之旅，他在記錄南疆的地方性知識時隨著觀察和體驗的深入而逐漸獲得了“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光”。步入中年，劉亮程一點點地接近那些古老的事物，他在庫車老城發現了許多古老的事物，尤其是古老而緩慢的生活與黃沙梁是那么相似。“人只有緩慢下來，才會很從容地想想人之外的其他事情。人已經遠遠地走到其他生命前面了，完全沒理由再急死忙慌地奔跑了。停下來，至少，放慢些腳步。”[15]黃沙梁的慢生活成就了劉亮程的“一個人的村莊”，庫車老城的慢生活擴大了這個“村莊”的版圖。劉亮程認可和贊許庫車老城的生活方式，想象自己另外的一生已經在此開始，想象自己在這里娶妻生女，平凡地過完一生而一無所有。他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想象，是因為“這里原本就有我熟悉的許多東西：陳舊土墻的氣息，我吃慣并喜愛的馕、抓飯，我認識的各種樹木，能一一叫上名字的鳥兒，以及沿街擺賣的早年我使用過的手工鐮刀、坎土曼；還有，跟我的黃沙梁一樣緩慢、古老的生活”[16]。由此，劉亮程在庫車老城也找到了筑造精神家園的原材料，這些原材料在長篇小說《鑿空》中再次通過“深描”的方式呈現出來。

《鑿空》敘述了南疆一個叫阿不旦村的日常生活，故事性并不強，沒有貫穿始終的情節，也沒有性格鮮明的形象，卻是對南疆鄉村生活的全景式“深描”，呈現了地方文化的獨特性。《鑿空》中有各種目的各種形式的挖洞，有坎土曼的變形與漫長等待，有石油開發和“西氣東輸”工程，有萬驢齊鳴事件，還有許多家長里短的瑣事，這些表層物事是通過“土著思維”和動物視角敘述出來的。劉亮程以北疆農民的思維融入南疆農民的心理，將他們的生活態度、生活方式、思維習慣、價值觀念等形象地傳達出來，又通過狗、驢、羊、雞等動物視角來反觀人世，使得小說中的物事都具有深層的隱喻意義。小說中曾有驢與警車較勁的場面：“警車經常往阿不旦村跑，警車一來驢就興奮。這個牲口又來和自己較勁了。驢想。驢扯開嗓子對著叫，直到把警車叫走。”[17]驢叫是古老傳統的象征，警笛是現代的象征，傳統與現代抗爭其結局早已注定。越來越多的摩托、三輪車和汽車，使驢擔憂起自己的命，村里靠在墻根曬太陽的老人也在擔憂自己或他人的命，龜茲研究所的王加在擔憂坎土曼的命。這些“命”，都是文化之“命”的隱喻，傳統文化或鄉村文化在現代性進程中都如毛驢和坎土曼一樣到了生死攸關的時刻。

挖洞無疑是《鑿空》中的重要事件。張旺才為了連通村里村外兩處房屋而常年在地下挖洞；在城里風光一陣又垂頭喪氣回村的玉素普為了逃避而挖洞；村民為了地下的文物而挖洞；石油開采鉆洞，目的各異，但都鑿空了大地，鑿空了人的心靈。挖洞帶有原始沖動的意味，隱喻著返回原初的和諧。但自由自在、和諧的鄉村生活已被現代化碾碎，鑿空大地鑿空一切都無法筑造起精神家園。“《鑿空》通過阿不旦村自由自在、和諧自然的生活被打破來對現代性進行了深刻的反思。”[18]在反思和批判之中，劉亮程并沒有拒絕現代性，他沿著地方路徑探尋，為我們留存了一幅自在和諧的鄉村生活圖景，就如他在《庫車行》和《驢車上的龜茲》中為庫車老城留存老照片一樣，目的是希望奔跑在現代化道路上的人們慢一些，時不時回頭望一望，才能回到心靈棲居的精神家園。

三、穿越歷史深處的返回

劉亮程的“一個人的村莊”在現實中不復存在，他喜愛的那些古老的事物或緩慢的生活已經消失或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消失著。散文集《在新疆》中的《拾的吃》《墩麻扎村禁地》《牙子》等篇什延續了對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現代性摧毀地方性似乎勢不可擋。現代性與地方性并不是勢不兩立的，在現代性進程中，地方性的意義越來越突出，因為現代性并不意味著一致性，豐富性或多樣性應是現代性的題中應有之義，而地方性或地方路徑正是多樣性的體現。劉亮程沿著地方路徑探尋，在長篇小說《捎話》和《本巴》中試圖穿越歷史深處來筑造精神家園，以完成“一個人的村莊”的構建。

《捎話》虛構了毗沙和黑勒兩國交戰的歷史。戰爭的起因很荒謬：東邊毗沙大昆寺的高墻擋住了西邊黑勒的太陽，黑勒要求毗沙拆除高墻未果就兵戎相見。毗沙人信昆，黑勒人信天，兩國實際上因信仰不同而引發戰爭。經過多年的戰爭，黑勒攻陷毗沙，改宗信天的毗沙人活下來，不改宗的則被殺光。《捎話》的故事是由捎話人庫和小毛驢謝敘述出來的。王大昆門將翻譯成黑勒語的昆經烙印在謝的驢皮上，托不知情的庫將其捎給買生大昆門（后改宗變為大天門），以便在黑勒保存昆的種子。庫牽著謝穿過戰區捎話，戰爭的殘酷場景就一一展現在庫捎話的途中。當庫將謝當作一句話捎給買生大天門后，謝被捂死剝皮，昆經被埋進沙漠。小說最后，庫和謝又輪回降生。

《捎話》寫戰爭但不宣揚戰爭，“天庭朝上的臺階上走著這場戰爭的所有陣亡者，他們不分彼此，手牽手，兄弟姐妹一樣，往天庭的祥云里走”[19]。劉亮程無意美化戰爭，他通過描繪戰爭的殘酷來表達和平的渴望。當然，這只是《捎話》的一個主旨，其更為重要的主旨是對語言的思考。庫會幾十種語言，他的師傅則會世間所有的語言。存在因語言而敞亮。庫的師傅卻認為每學會一種語言就多一個黑夜，“在他看來，那些看似被不同語言照亮的地方，其實更黑暗”[20]。用黑暗的語言去照亮黑暗，是存在的悖論；通過文學筑造精神家園也是異常艱難的。

從毛驢謝的視角敘事，是《捎話》中地方路徑的最突出體現，小說中驢的思維隨處可見。萬物有靈、動物視角和“土著思維”是劉亮程的慣用手法，也是其文學創作的地方路徑。《一個人的村莊》《風中的院門》《庫車行》《鑿空》都如此，《捎話》將其發揮到極致。《本巴》保留了這一特色，如公蛇和母蛇的對話是萬物有靈的體現；又如“羊也在做夢，夢里羊群驅趕著牧人，在遼闊草原上遷徙。羊使喚人修羊圈、給羊割草喂料清理羊糞。在羊瞇著的眼睛里，牧人成了羊的牲畜”[21]，這是“土著思維”和動物視角。

《本巴》是劉亮程對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的致敬，但不是對其的篡改，而是互文性的創造。《本巴》敘述了史詩時代本巴國和拉瑪國之間的長年戰爭，又插入了蒙古族土爾扈特部落東歸的歷史壯舉，還糅入了現實生活中的旅游熱潮等情景，并附上不同史詩說唱者的《江格爾》片段作為結尾。小說的主要人物不是史詩中的江格爾汗，而是不愿長大的洪古爾、剛出生就征戰的赫蘭和在母腹里管理拉瑪國的哈日王。《本巴》和《捎話》一樣，都寫到了戰爭，后者寫了戰爭的殘酷，前者則將戰爭描繪成搬家家、捉迷藏和做夢夢游戲而淡化了其殘酷性。《本巴》中，江格爾在夢中打敗了莽古斯，本巴國的人都停留在二十五歲而不往老年走；江格爾和十二個勇士七十二個寶東沉浸在酒宴之中，只派不愿長大的洪古爾去拉瑪國應戰。洪古爾被俘后，又由不愿出生卻被迫降生的赫蘭去營救。赫蘭用搬家家游戲把拉瑪國人變成沉迷于游戲的小孩，但在營救洪古爾時兄弟倆卻被尚在母腹的哈日王踢向遠方。為了找到赫蘭，洪古爾又教拉瑪國的人玩捉迷藏游戲。洪古爾喝了拉瑪國守邊老人的茶后瞬間變老，他和弟弟赫蘭歷盡艱辛才回到本巴草原。哈日王又用做夢夢游戲操控著江格爾和本巴國，洪古爾和赫蘭則把他們從夢里拯救出來。《本巴》的故事非常離奇，它是一部奇作，意蘊豐富，在此只談其筑造精神家園的地方路徑。

史詩《江格爾》中的“寶木巴”被劉亮程在小說中稱為“本巴”，這就是他通過地方路徑筑造的精神家園。《本巴》中同樣有很多地方性知識，轉場就是其突出表現。在黃沙梁和阿不旦村，地方性知識屬于農耕文化；在本巴國和拉瑪國，地方性知識屬于游牧文化或草原文化。轉場是游牧民族特有的生產活動，他們根據季節、地勢和草的長勢而轉場放牧，以保持草原生態平衡。轉場時，所有的牲畜、氈房（或蒙古包）、家什物件和牧民都轉到另一片草場，整個部落的轉場就是大規模的搬遷。《本巴》中多次描繪轉場的場景，洪古爾跟著轉場隊伍走，看見他們每天日出前拆房子，把所有東西放到馬背上、牛背上和駝峰上，趕著羊群把家從一個山谷搬到另一個山谷，日落前又把房子搭起來休息。哈日王認為四季轉場是單調的，赫蘭則因為這樣單調的生活而不愿出生，但哪里的日常生活又不是單調的呢？班布來宮殿的酒宴上對草原上的白天、黑夜、云、風、山、草木、動物等萬事萬物進行贊頌，被贊頌的事物都有回應。小說中還有給牲畜打上家族的記號，還有獨特的阿扎爾酒等等。上述這些都是地方性知識的描述，也是劉亮程筑造精神家園的地方路徑。

《捎話》和《本巴》從歷史和史詩中獲得創作靈感，從歷史深處打撈精神家園的筑造材料，沿著地方路徑完成了“一個人的村莊”的構建，并回到了這個“村莊”。黃沙梁、庫車老城、阿不旦村、毗沙和黑勒、拉瑪和本巴，都是劉亮程的“一個人的村莊”，都是他筑造的包含完整空間和時間的精神家園，且有著鮮明的地方特征。“地區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系物樁，拴住的是這個地區的人與時間連續體之間所共有的經歷。隨著時間的堆積，空間成了地區，它們有著過去和將來，把人們捆在它的周圍。”[22]《本巴》中拴住洪古爾的車輪、拴住夢的鐵鏈，正是地方和精神家園的“系物樁”，我們最終都要回到且被“捆”在精神家園之中。

注釋：

[1]李怡：《從地方文學、區域文學到地方路徑——對“地方路徑”研究若干質疑的回應》，《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1期。

[2][德]海德格爾：《系于孤獨之途：海德格爾詩意歸家集》，成窮等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5頁。

[3]劉亮程：《風中的院門》，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414頁。

[4][美]克利福德·吉爾茲：《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王海龍、張家瑄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第273頁。

[5]劉亮程：《曬曬黃沙梁的太陽》，浙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9—10頁。

[6]劉亮程：《曬曬黃沙梁的太陽》，第153—154頁。

[7]劉亮程：《風中的院門》，第47頁。

[8]劉亮程：《一個人的村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3頁。

[9][德]漢斯-格奧爾格?加達默爾：《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征》，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年，第85頁。

[10]劉亮程：《一個人的村莊》，第107頁。

[11]劉亮程：《一個人的村莊》，第172頁。

[12]劉亮程：《一個人的村莊》，第14頁。

[13][美]克利福德·格爾茲：《文化的解釋》，納日碧力戈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頁。

[14]劉亮程：《驢車上的龜茲》，春風文藝出版社，2007年，第24頁。

[15]劉亮程：《庫車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6頁。

[16]劉亮程：《庫車行》，第117頁。

[17]劉亮程：《鑿空》，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152頁。

[18]李昌云、胡昌平：《新疆大地的詩意體驗——論劉亮程》，《當代文壇》2015年第5期。

[19]劉亮程：《捎話》，譯林出版社，2018年，第307—308頁。

[20]劉亮程：《捎話》，第111頁。

[21]劉亮程：《本巴》，譯林出版社，2022年，第165頁。

[22][英]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楊淑華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31頁。

（作者單位：塔里木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