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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小說集《身不由己》《日出日落》《尋找葉麗雅》之后，楊曉升的第四部小說集《龍頭香》，2024年擺在我的書案上。

楊曉升散文集《人生的級別》出版后的一次講座上，有讀者提問：當年，您已是正局級單位的處級領導，上升空間寬廣。卻選擇平調到正處級單位《北京文學》，而且工資由4000元下降到2000元。上任不久，會計說雜志社賬上快沒錢了。仕途級別走到盡頭，工資降一半，責任卻重大了許多，為什么會做出這個選擇？楊曉升沒有正面回答，講了毛姆《月亮與六便士》中的一段話：“月亮是頭頂上的理想，而現實是腳下的六便士。只顧著撿便士容易忘記抬頭看看月光，他們不容易理解追月的人。但如果你選擇追月，漸漸地就會飛起來啦。”

他進一步解釋：“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使人類逐漸明白一個道理，無限制的人類叢林法則是一切禍害的根源。于是，人類把智慧聚焦到如何阻止其泛濫，保證人的生命、基本權力的平等。這就是人類逐漸建立的文明體系，道德、法律、規章、輿論、保障強者不能侵犯弱者的基本權力。優秀的傳統文化、道德、意識，修養，使強者自覺地約束自己的本能性行為，將社會維系在一定和諧的范圍。

社會和諧必須依靠兩個方面的約束：

外定力：即法律、規章、制度、社會輿論，迫使每個社會成員必須遵照一定的行為規范。

內定力：通過優秀的傳統文化和自身的修養，形成自覺的遵守道德、法律觀念，把自己的本能扼制在法律、道德的許可范圍，保證社會的和諧。

如果個人本能的洪水沖破了內定力的堤壩，必然受到外定力的懲罰。

文學的功能就是呼喚人們仰望‘月亮’，毛姆筆下的月亮就是理想、友善、善良、同情、憐憫、自律、修養。不擇手段地撿拾便士就是獸性、自私、貪婪、仇恨、陰謀、奸詐。”

楊曉升當年自愿放棄仕途的升遷，降低工資的收入，就是對文學在人類文明發展，在民族文明發展中的作用的理解。

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文學的滋養，就像滾滾長江露出了干涸的河底，層層山巒沒有一絲碧綠的覆蓋。

楊曉升在主持《北京文學》工作的同時，還進行小說散文創作。孟繁華先生認為：“楊曉升是一位有擔當的現代知識分子，敢于直面現實，敢于觸及問題。他的敏銳和尖銳在當下的文學格局中，格外引人注目。現代性從來就具有兩面性——我們走進了現代性，也走進了現代性帶來的不曾預料的問題和難題，楊曉升的小說就處在這個問題和難題的風口浪尖上。”

我們在中篇小說《龍頭香》里，看到“現代性的兩面性”，看到了小說主人公本能性和社會性（內定力）的博弈，看到了知識分子的擔當。

小說中的“我”，父親退休前是副部級領導，他們幫人辦事，開始時收受禮品，后來收受“信封”。母親的理由非常充足：“你父親幫人辦事，收點茶水費算什么，總不能白幫呀。”不擇手段撿拾便士的人為滿足本能的自私找到了權力尋租的理由，而且富麗堂皇。

奶奶認為家里能有今天，應該歸功于爺爺幾十年不中斷地燒龍頭香，要“我”回湖南老家莨山八角寨的龍頭崖燒香。

龍頭崖異常險峻，燒香人難以攀越，為了自身的安全就雇傭當地山民攀爬龍頭崖替自己燒香。“我”前往龍頭崖途中，遇到一位貧困婦女，其公公替人攀爬龍頭崖摔死……“想起她成年累月每天風吹日曬風雨無阻兩次上山下山苦役般的勞作，我不寒而顫，禁不住掏出600元遞到農婦手里。”

當地民企老板陳總為“我”在豪華酒店接風，餐桌上擺滿野生動物。“我火冒三丈，血往上涌……”

從上述兩個細節不難看出，“我”在一定的條件下，還保持了內定力對自己的約束，具備仰望“月亮”的意識。

但是，如果不能受到內定力的封堵，一旦遇到合適的條件，就會爆發成滔天洪水，摧毀內定力的堤壩。“我”甚至為此尋找“理論根據”。

楊曉升通過“我”前往龍頭崖燒香的表現，印證了劉再復《性格組合論》提出的人物性格的二重組合原理。

中午十一點半，“我”到了龍頭崖下，專門替人攀崖燒香的山民已經干了一上午，精疲力竭，這陣正是休息時間。“我”下午還要趕到機場，時不等人，對方要出一萬元的開價，“我”“聯想到父親在位時三天兩頭收到客人的紅包，覺得花一萬元雇人家燒香不算什么。”“畢竟人家是拿命賭博，萬一不慎摔下懸崖，生不見人死不見尸，這錢是那么好賺嗎？”“我”通過父親輕而易舉地接過他人送的紅包，對比山民以命相搏的攀崖，就不覺得付出一萬元吃了大虧。當包工頭替山民接受了“我”的一萬塊錢，山民開始攀崖，手腳并用，匍匐在龍頸上……稍有不慎便將陰陽兩隔。“我”的良知又一次受到拷問，“畢竟他受雇于我，畢竟他是一條活生生的生命，畢竟他是背負著一個家庭的山民……他年邁的父母，弱小的兒女，恩愛的妻子，正等待著他平安回家，帶回他養家糊口的又一次酬勞……”然而，當“我”聽到龍頭崖半空喧起那聲絕望的慘叫，“沒命地跑”。最終，在金錢的代表陳總和權力的代表龍頭崖管理人員的庇護下，將事情擺平，使“我”逃脫了一場難纏的糾紛甚至官司。

這個情節使我們知曉，當利益的沖突達到一定的程度，個人的內定力如果不能抗御這股本能性的洪流，本能性就會裂變出來，這個情節的走向就非常令人信服。

陳總耗資接待“我”，最終的目的是渴望當上省人大代表，求“我”父親幫忙，并當場甩出一張銀行卡。“我”面對銀行卡，“像見了一塊燒紅的烙鐵，怕被燙著，攤開雙手使勁推辭。”但是，“二十萬元呀，差不多相當我一年半的工資。現在，我不費吹灰之力，這二十萬唾手可得……”這個情節展示了人本能的自私性和社會性博弈的激烈與殘酷。

民營企業家陳總為了能當上省人大代表，違犯選舉法，事情敗露。“我”被紀檢委叫去談話，父親被立案調查。

小說《龍頭香》中“我”、父親、陳總的結局，揭示了人本能派生的貪婪性。

楊曉升曾說，人是充滿欲望的動物，欲望膨脹的個人與欲望膨脹的他人，相互側目而視，構成了相互比較，物質上的比較必然形成攀比。這個世界什么都好掙，就是能力和財富不好掙。為了掙到這些，我們拼命地撿拾便士，朝著便士出現的地方狂奔，狂奔，再狂奔，欲望的尺度越高，奔跑的速度越快。我們為了撿到便士，別出心裁，走捷徑，本能欲望沖垮了內定力的束縛，外定力的手銬就出現了。

楊曉升的小說多是第一人稱的述說，感覺是位智者給我們的叨嗑，我們在這些家長里短的訴說中，感受到作家的寫作立場：呼喚仰視“月亮”，鞭笞不擇手段地撿拾“便士”。

小說《過程》抒寫了文學資深編輯老秦，把文學視作天空的月亮。“按資歷、能力和業績，他原本有機會當這個雜志社的社長兼主編，但老秦從來都淡泊明志，與世無爭，除了熱愛文學和他的崗位，對高官利祿、金錢財富從來都視若浮云，不愿為文學和本職工作之外的事務牽扯精力和浪費時間。”

小說《新正如意》中抒寫的母親，生產隊魚塘里跳出來一條大魚，“我”和二弟及兩位同學抱著大魚跑回家，心想晚上可以美美地改善一下伙食。母親說：“魚塘是村集體的，跳到岸上的魚也是村集體的，撿回家怎么能不算偷？”“不是你勞動或者花錢換回的東西，啥時候都不能要！”作者把母親意識里充盈的“月亮”展示給我們，為我們樹立了仰視“月亮”的榜樣。

社會學家摩根認為，人類文明發展的三個階段，蒙昧、過渡、文明，過渡階段，舊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還沒有構建起來。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各種價值觀、生活方式、東西方文化，相互博弈又相互包容。作家的責任就是通過自己的作品，盡最大努力縮短這個過渡過程，抵御這個過程可能形成的野蠻文化。

小說《丟人》就揭示了這個時代人們的多元價值觀，揭示了東西方文化意識的沖突。林是北京城里的一位處長，妻子妮嫌棄林不能給她理想的生活，跟鄰居大款跑了。法國國際問題專家艾蒂絲卻對這個問題有自己的見解：“林先生沒本事，他是男子漢，看他掙的錢那么少，連夫人和孩子都養不起。”

小說《買房記》鞭笞了一些人沒有仰望“月亮”的意識，只有伏地撿拾“便士”的欲望。“我”的同事鄰居高山水突然病故，他遠在美國的兒子高遠飛，委托“我”處理父親的財產和房屋。“我”為了證明清白，全過程視頻同步給他看，在他的指示下處理遺物遺產。高遠飛給“我”說：“最重要的是找到父親遺留下的現金和存折，還有其它貴重物品。”當找到一條金項鏈和一個玉墜，他的眼睛像極了兩只明亮的探照燈，追問“我”：“存折呢，有沒有看到存折？”當找到存折時，“我”在視頻里看到他兩眼放光，亮度忽然提高了好多倍。“我”找到了五本相冊、五本日記、獎狀證書，記載了他一家數代人的成長史和發展史，彌足珍貴。高遠飛卻輕飄飄地說：“這些東西我不要了，您盡管處理吧！”

作家的行道就是寫書，寫書的目的就是呼喚人們仰望“月亮”，遠離不擇手段地撿拾“便士”。文學作品應該是熔鑄人類走向安詳的拐杖，這個拐杖就是人的內定力。

孟繁華先生評價這部小說集時認為：這是一部敢于觸及問題，對人性無邊欲望深入揭示的小說集。”我非常贊同孟繁華先生對這部小說集的評價。

作品的質量可以用坐標表示，橫線表示作品的技法：故事、人物、語言、情節。豎線表示作品的思想，這個思想就是仰望“月亮”的呼喚。沒有橫線，豎線無處安放，所展示的思想就是一地雞毛；沒有豎線，橫線只能伏地爬行，沒有站立的脊梁。橫線和豎線的交合點就是作品的高遠，橫線越長豎線越高，作品的品質就越高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