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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研究視域中，與中國兒童文學發生期相關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歷史語境中的兒童與兒童文學出場，剖析了兒童作為社會、文化、教育等領域關注對象背后深層次的歷史動因，揭示出發生期中國兒童文學在回應歷史主潮、參與社會進程、承載現代性精神等方面的作用及影響。目前，海外涉及中國兒童文學發生期研究的英文論著主要有三部，分別是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瑪麗·法奎爾的《中國兒童文學：從魯迅到毛澤東》、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安德魯·瓊斯的《發展的童話：進化論思想與現代中國文化》、澳大利亞迪肯大學陳詩雯的《現代中國的兒童文學與跨國知識：教育、宗教和童年》。閱讀與研究海外中國兒童文學論著論說，有助于推動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研究走向深入。

《中國兒童文學：從魯迅到毛澤東》是英文世界中最早出現的中國現當代兒童文學研究專著，專著圍繞兒童文學怎樣參與中國現代性變革與文化宣傳進程而展開論述，從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復雜的歷史背景與政治環境出發，考察知識分子對兒童、兒童教育、兒童文學關注背后的歷史文化因素。作者認為，“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兒童更多被看作是中國社會變革中極其重要而又復雜的主體……中國兒童文學顯著的特征在于兒童文學是學校教育、文學形式、各種政治力量的結盟”。早期的兒童文學譯介與傳播活動的標準在于“是否可以教育兒童認識真實的中國社會，以及是否適切于中國的社會情勢和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需求”。論著注意到了魯迅對中國兒童觀變革及兒童文學發生的重要影響，指出魯迅是“中國兒童文學之父”，魯迅的兒童觀念及兒童文學思想給后來的兒童文學訂立了基準，就是“兒童文學不能放棄它的社會角色以及教育責任”。

誠然，兒童文學在中國的發生有特殊的歷史背景和特殊的文化語境，對兒童的重視承載著啟蒙思想者改變社會現狀、構建民族國家未來的希冀與愿望。《發展的童話進化論思想與現代中國文化》中提到：“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兒童被看作是寄托發展愿望的一盞燈塔。”在學術期刊和大眾媒體上，“兒童成為了國家及其發展的新的象征。”瓊斯談到，包括五四時期作家對于兒童文學的倡導建立在進化論的前提上：“一個民族國家的進化發展，必須依賴于兒童的發展，在中國，兒童文學不只是美學或倫理問題，兒童被更多的賦予了進化主體的重要形式。”論著聚焦于中國兒童文學發生背后關鍵的思想動因：知識分子寄寓的發展的主題與進化論思想。將兒童置于發展圖式的中心，作者認為，童話被看作是虛構作品的“童年”，常常與天真、原始相聯系，而童話“也是教育家對兒童、人民乃至整個民族進行文明開化的重要工具。”在五四時期童話倡導者看來，童話的教育意義作用于兒童的主體發展，“閱讀過程被看成是一個人成長成人的過程。”

兒童是野蠻與文明、蒙昧與進步的分界點，兒童也是發展與進化中最重要的一環，通過教育，可以使得今日的小野蠻，變成明日的真國民。兩位論著的作者都認識到，兒童文學在現代中國不單純地指向兒童的閱讀，與知識分子寄希望于用文學教化民眾的意圖緊密相連。兒童的發現是對五四時期“人的發現”的歷史命題的深層次擴展，兒童文學擔負著影響與改造兒童精神以期成長為改變弱國新人的使命。

《現代中國的兒童文學與跨國知識：教育、宗教和童年》認為，“晚清民初出版的‘跨文化復合’文本與中國知識分子所創作的兒童讀物一起，形成了一種新的印刷文化，使得童年有了新的表現方式。”當時的兒童故事大多注重教條教義，以及中國化本土化的改寫、改造，使其更符合中國國情，“在使其符合傳統儒家道德的同時，一些文本也宣揚了民主、解放等西方現代進步思想。”作者認為，《小孩月報》中的一些作品在譯介過程中譯者采用了典型漢語名稱，融入了孝道觀念。兒童小說《小亨利的故事》，主人公被奉為懂得孝順、信仰虔誠的楷模，顯示出跨越國際的復雜知識的混合。還有一些兒童故事里出現了模范女童形象，并宣導了進步的性別觀念，告訴女童女孩可以不必纏足，也有接受教育的權利，甚至可以反抗父母的命令等。

晚清的教育改革、白話倡導，以及編輯出版業的發展為現代兒童文學的創生提供了培植的土壤。論著關注到晚清以來兒童刊物的辦刊訴求，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希望孩子學習西方的先進政治、思想、文化、科技經驗，“兒童是建立一個強大國家的關鍵，兒童被認為是抵抗殖民勢力的希望。”從保護兒童、給兒童輸送屬于他們的文學養料到感染兒童、影響他們的文學實際閱讀，喚起弱小的兒童對國家社會的情感、民族危亡的意識。

鉤沉史料，細心研讀，我們不難發現，不論是兒童文學的譯介作品，還是發表在兒童報刊上的兒童文學作品，晚清民初的兒童文學資源都較少地站在兒童接受的立場上，一些作品有著突出的教育功能傾向，但這些報刊及出版物上陸續引進、改譯的舶來文學作品，影響著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發生和最初創作。晚清以降，專門的兒童文學翻譯、創作、出版者的出現推動了中國兒童文學本土化、現代化的進程，進一步培植了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生存土壤。從晚清到五四，兒童被重視，中國兒童文學也逐漸孕育誕生。兒童的發現與兒童文學的歷史出場，潛在地與現代人學體系、新型社會體系的建構同聲呼應，兒童作為承載理想與期待的群體，被認為是建設理想的社會、民族與國家的希望。兒童的發現、兒童文學的發生承載著新的中國的夢想，兒童文學又為理想的人、理想中國、理想世界提供了文學化的想象與建構方式。從兒童文學譯介作品的傳播到本土兒童文學創作作品的出現，不同時期不同觀念影響下的中國兒童文學，彰顯出兒童文學與時代語境的對話、滲透與呼應關系，折射出現代中國童年文化與兒童觀的曲折變動。

［作者系江西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師，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兒童世界》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創作的發生研究”（23BZW172）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