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一

最近一個時期，我一直被疾病折磨，身心俱疲。作為一個作家，當我一個人靜靜地躺在病榻上，會突然想到一個問題：我為什么而寫作？其實這個問題我問過自己多次，也在創(chuàng)作談里多次說起過，但從來沒有任何一次能和這一次相比，那幾乎是刻骨銘心地追問。我在想，如果我現(xiàn)在離開人世，那么此生將近有一半的時間我是與文學待在一起的；即使不能說我是為生命而寫作，但完全可以說，我是用生命來寫作的。那么，這樣一來問題就簡單多了。當你用生命去寫作的時候，就完全沒有必要再去追問你為什么而寫作了。

我清晰記得二十六年前的那一天，因為某種牽引驅動，我來到了魯迅文學院作家培訓班旁聽了一節(jié)課。當我如此近距離地貼近專業(yè)文學人談文學的時候，長期蟄伏在內心深處的某種情感突然之間再次被喚醒了——其實從本質而言，文學表達幾乎是每個讀書人的愿望。但只有當你遭遇主觀努力和客觀現(xiàn)實劈面相逢的時候，你才會認真地打量那種強烈的、渴望傾訴的欲望。那種欲望是一種生命的色，也是千百年來暗流涌動的文化密碼。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詩和遠方只是學生時代的夢想，會隨著青春的飄失而終結。也可以說就是從那一天起，徹底撬開了我塵封多年卻始終存在著的深深的愿望。從此，也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方向和軌跡，讓我沿著文學的大河順流而下，再也沒有回頭。

重啟的寫作，還是讓我非常惶恐。雖然心里的很多想法變成了文字，但我并不知道該怎樣給那些從血液里流淌出來的文字定位。這就是文學嗎？雖然如名家所言，文學即人學，不過是物理人情。可這“物理”和“人情”，我是通過哪種技術把它變成文學的？說實話，從寫作技術的角度而言，我始終沒有弄明白，自初始一直到現(xiàn)在，我都沒弄明白。我糊里糊涂地進入創(chuàng)作，繼而嶄露頭角被老師們發(fā)現(xiàn)，從純粹的行政機關改變?yōu)閺氖挛膶W有關的工作，但我從未真正懂得“文學”這門學問。高中時期我曾經在一家省級刊物發(fā)表過一篇小說，大學期間也陸續(xù)寫過一些詩歌和散文，幾乎全是關于愛情的。但那時候我既不懂寫作，也不懂愛情。可是那些作品就像種下的一棵棵種子，十年之后在被我忽視里長成一棵大樹。曾經被我認為寫作中斷的不幸，又是后來被我認識到的慶幸的十多年。學生時代結束之后我就進入了體制內，那種冗長疲沓、日復一日的工作和生活乏善可陳，而且我從事的工作和文學是沒有任何關系的。但我并未與文學隔絕，一方面，我沒有停止過閱讀和思考；另外一方面，當你多年之后專業(yè)從事寫作的時候，才知道任何經歷都不會被浪費。就像當年，當我充滿激情和憧憬進入專業(yè)作家隊伍的時候，雖然并不能講明白什么是文學，但我知道我要追求和珍視的是什么。

二

很多評論家習慣把我的作品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以《我的生活質量》《我的生存質量》為代表的所謂“官場小說”，對此我非常抵觸。第二是以《掛職筆記》為代表的反映基層干部工作和生活的作品，包括《人民政府愛人民》《第四十圈》《劉萬福案件》和《老革命周春江》等二十多部作品。其次是反映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所造成的中國獨有的社會矛盾方面的小說，包括《北去的河》《城外的小秋》《明惠的圣誕》以及《馬蘭花的等待》等作品。

從創(chuàng)作的類型而言，我覺得這樣的劃分也不無道理。但如果再細分，可能會更多一些。比如我開始是寫情感小說的，而且自我感覺還相當不錯。比如最早的作品《明慧的圣誕》《迷離》《碎花地毯》和《寂寞的湯丹》等等，一些評論家非常肯定這部分作品的。評論家們認為，我的這些作品“內斂、悲憫、陽光。”這樣的評價我喜歡，也比較認可。其實不管寫什么樣的作品，最后的人物能突破自己，找到合適的歸宿，這是我的寫作目標，也就是所謂的“陽光”吧！人得給自己出路，也得給別人出路，我覺得這是作家的道德要求，要能夠在荊棘遍地之處發(fā)現(xiàn)花朵。當然，現(xiàn)在再讓我寫這樣的作品肯定是寫不出來了，這很像初學書法或者繪畫的人，當他懵懵懂懂進入的時候，往往因為沒有那么多的技術和禁忌，寫出或畫出特別有拙趣、特別天真爛漫的作品。而一旦懂得各種技法，反而畏首畏尾，寫不出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了。

說實話我是真正寫過“官場小說”的，而且也是因為官場小說而嶄露頭角。讓我進入專業(yè)作家隊伍的，就是所謂的官場小說《我的生活質量》。開始我對這部小說的定性很是抵觸，我寫的只是一個官場人物而非官場，但出版社有發(fā)行考量，后來就模棱兩可、似是而非了。我寫的官場不是一個“場”，因為成長的過程讓我自幼很熟悉它，它只是我們庸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人間世。當然所謂的官場，有權謀，有內斗，也有算計。但我們生活中的哪個場沒有這些呢？教育、衛(wèi)生，甚至我們置身其中的文學。每一個場都是人，有像普通人一樣的喜怒哀樂；有私欲，也有擔當。組織起這么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并讓它有序運行，靠的也是這個“場”里的各級官員和公務人員。所以，盡量客觀公正地還原他們的生活，也是我曾經的努力方向。至于成功與否也沒過多想過，只是這部作品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后，再版多次，二十多年來一直長銷，從暢銷書變成了常銷書。

所以現(xiàn)在回頭來看，寫作的過程也是摸索的過程，突破自己的過程，無所謂對錯，也無法更改。作家也是工匠，會有路徑依賴。但有自覺意識的作家都會自我反省，求變求新。我寫情感小說的時候，更多的是追求唯美，個人情感濃郁，以自我感受為中心。這類作品寫了一陣子，自己都感覺過于雷同，后來我是主動放棄那種寫作，試圖去寫周圍我所熟悉的機關官員。再后來，受省委組織案委派到基層掛職鍛煉，我在歷史文化底蘊豐厚的汝南縣任職縣委常委副縣長兩年。剛開始對基層還有些抵觸，覺得基層干部粗魯，缺乏對外部世界的認知。但是真正沉下去之后，發(fā)現(xiàn)基層干部才是真正的精英。只有你親歷基層繁重的工作和基層干部的壓力，才能發(fā)現(xiàn)中國社會的大部分壓力，都在基層，基層干部才是中國社會的中流砥柱，這個我下面還要說到。當然，除此之外，還有底層民眾的生存無奈和尊嚴的缺失，這些都讓我的內心受到極大的震動，讓我真正思考所謂“生活”的意義，才知道在自己的小煩惱之外，有著如此廣大和深刻的煩惱。這些經歷真正改造了我，也鍛造了我，讓我在很短的時間內創(chuàng)作出了一系列掛職小說，社會影響還是蠻大的。在這些小說里，我最喜歡的是《老革命周春江》和《北去的河》，《人民政府愛人民》那里邊的一些小情緒，至今還影響著我，有浪漫，也有無盡的悲涼。

也有很多評論家習慣把我歸類為女性寫作，其實我對這個問題相當不以為然。對于性別問題，中國人最講究，也最不講究。日常生活中“男女授受不親”，講究到沒有法度；而在真正應該講究性別的時候，男女界限卻是十分模糊的。就個人意識的覺醒和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而言，中國是醒悟較晚的國家，甚至現(xiàn)在還沒成為普遍的公眾意識。其實說到底，性別意識無非是個人權利的延伸，與整體社會環(huán)境有關。作家也是這個群體的一部分，因此也可以說，中國作家的性別意識，應該沒有那么強，至少我是這么認為的。但無可否認，性別與家庭、社會等不同因素，對作家產生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我之所以對性別問題不甚敏感，可能與我的出身有關。我父母都是地方領導干部，我過早地融入了社會，對性別問題說是不敏感，倒不如說看淡了，或者是習以為常了。倒是踏入作家隊伍之后，因為總是有人說來說去，才覺得這個問題是個“問題”。但是說實話，我寫作時更容易有角色替代的能力，寫男性的時候，會覺得自己就是個男性，寫女性的時候亦然。

但這并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問題。所謂社會的進步，或者文明社會的發(fā)展，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也就是從身份社會發(fā)展到契約社會。在身份社會中，人的性別意識相對比較模糊，最多把你歸類為工農商學兵中的一員就完了。但在契約社會中，由于每個人所擔承的社會角色不同，性別意識就必須凸顯出來。這是人類權利意識的覺醒，其本質是從義務本位到權利本位的轉換。人發(fā)現(xiàn)了自己，從而找到自己，其中的性別觀念是這個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我覺得這個運動，在我國并沒有真正發(fā)育，至少是發(fā)育得還不太成熟，只是文學對這一塊比較敏感。晚近以來，中國文學發(fā)展的重要時期，作家和時代的思考都是與性別問題息息相關的。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這個因素還算是比較大的。但就我所知，大部分作家不愿意正面討論性別觀以及性別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可能與社會環(huán)境有關，比性別問題大的事情太多了，遮蓋了性別問題。

但就個人而言，我更傾向于中性寫作這個觀點，畢竟“中性寫作”有著更廣泛的意義。一個作家對于寫作對象的直陳式描述或客觀反映，從而避開主觀意志的內涵性投射，也是中性寫作。但中性寫作不能等同于無性別寫作，中性寫作是有性別寫作，一個作家在寫作的不同階段應該展現(xiàn)不同的性別，他或她的性別應該對應于所描述的對象和文學現(xiàn)場。

三

因為創(chuàng)作了不同類型的小說，也使我寫創(chuàng)作談增加了不小的難度。不管是從時間跨度還是社會矛盾的跨度，差別還是非常之大的。

就最近幾部作品而言，雖然集中反映的都是家族故事，但我還是愿意把它們放在城鄉(xiāng)二元對立的框架內展開，這是我們這個國族、這個時代所獨具的特色。有人說這種矛盾主要發(fā)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因為戶籍制度的原因造成的。其實問題沒有這么簡單，完全可以追溯到更久遠的過去。城鄉(xiāng)之間的對立既是現(xiàn)實中的，也是思想觀念里的。就“居者有其屋”這個觀念而言，難道不是土地阻礙了國人遷移的腳步嗎？當然，在我開始寫作城鄉(xiāng)主題時，也是城鄉(xiāng)矛盾最為集中的時候，因為征地、拆遷、計劃生育和提留而造成的社會矛盾非常突出，所以作為在基層鍛煉的一個寫作者，很容易把城鄉(xiāng)之間的關系看作是一種對立關系，從《明惠的圣誕》《城外的小秋》到《北去的河》，莫不如此。但在其后的寫作中，我有了更多的反思：難道城市是人類文明的一種反動嗎？城市是毀了農村還是拯救了它？有了這些反思之后，我更多地把城鄉(xiāng)關系看成是一種相輔相成或者是一種自然的延續(xù)關系，比如我寫的父母系列，如《天臺上的父親》《黃河故事》，還有《金枝》，都反映了這種關系。之所以能引起反響，是因為我戳中了人類的痛點，引發(fā)共情。

基于城鄉(xiāng)對比和理性的思考，最終我認為城市帶給鄉(xiāng)村或者說現(xiàn)代文明給鄉(xiāng)村帶來更多的不是負面影響，而是積極的、正面的影響。城市淹沒或者代替農村是現(xiàn)代化的必由之路，如果說有負面影響，那也是因為城市化或者現(xiàn)代化不夠徹底、不夠深入所造成的。我曾經在一篇《到城市去》的文章里這樣寫道：“城市除了給我們提供生活和交流的便利，也幫助我們迅速成長。那些我們素昧平生的人，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還在給我們運輸蔬菜和魚肉，睜開眼睛就給我們播報新聞，把最新鮮的牛奶放在我們門口的奶箱里。我們乘坐著各種車輛，穿過一個又一個街區(qū)，在預料的時間內到達我們想去的地方。所有忙碌的背后，是信息和財富的涌流，是一年比一年進步的繁榮。借助別人的經驗，我們的眼界打開了，我們的人生邊界不斷拓展。城市就像一個溫暖的家園，把我們每個人都收留在她寬大的懷抱里。”

所以說到底，中國的城鄉(xiāng)關系雖然有一種內在的緊張，但是又有一種天然的融合。這有制度本身造成的隔離，也有文化所孕育的融合。幾千年來人們對于土地的依賴和崇拜，小亞細亞式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都決定了我們的城鄉(xiāng)關系的復雜程度。沒有田園牧歌，但也沒有“羊吃人”。農民從田野走入城市之后的猶疑、彷徨和焦慮，最后會被城市所代表的現(xiàn)代文明所撫慰。在很多方面，我的作品表現(xiàn)出了類似的樂觀，而《金枝》全本可以說是一個極致。

除了城鄉(xiāng)之間的對立和融合，我更看重的是掛職系列小說，那可以說是我的價值觀和寫作觀的重鑄。也許從更深層的意義上說，掛職小說也是城鄉(xiāng)小說的一部分，但更特殊，甚至可以說是官場小說和城鄉(xiāng)小說的一個融合——有的出版商也會做這樣的宣傳。

其實嚴格說起來，自出生起我父母雖然在縣里工作，也算是基層干部。只是在我真正理解這種生活之前，就遠遠地離開家鄉(xiāng)進入省城。等我掛職真正沉到基層的時候，基層的工作環(huán)境已經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那時候才真正理解了所謂“吃皇糧的人”的無奈和困窘，那些底層干部的工作困難程度，很難用語言來表達，幾乎是舉步維艱。他們才是真正的民工，而且是長工，拿著很少的一點工資，管理幾萬人的一個鄉(xiāng)級政府，一年的辦公經費微乎其微，還要維護著基層政權的正常運轉。所謂“上面千根線，下面一根針”，上面幾乎所有的指示、目標、任務，都要從這個細小的針眼里穿過。這就是底層，這個底層跟上層確實很隔。我們往往用俯視的眼光看他們，好像他們是異類。因為面對基層百姓的工作主要由他們擔承，所以我們總是覺得基層干部天天橫行鄉(xiāng)里、魚肉百姓。老百姓不堪重負，苦不堪言。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在小說《人民政府愛人民》和《掛職筆記》里試圖展現(xiàn)這種困境，但也僅僅是一個很小的一切口。那些更為深刻、宏大或根本的問題，要么我看不到，要么無力表達出來。

當然，并不是說基層干部很苦，他們就很圣潔。底層社會確有很多不合理的東西，甚至有幾千年來都未改變的問題，我因此寫出像《劉萬福案件》和《第四十圈》里所寫到的。這才是問題的復雜性之所在。那些看似天使的人，可能轉眼之間就會變成惡棍。這些不合理，并不是制度造成的，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它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一部分，而且具有普遍性。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就不簡簡單單是好壞和善惡的問題了。“復雜中國”不是妄言，底層的情況確實是真夠復雜的。把這些東西細細梳理清楚，是非常有用處的，不管是社會治理還是制度建設、文化建設，都有用。民國和上世紀末期，曾經有很多知識分子試圖做這個工作，但都無功而返。中國鄉(xiāng)土社會的改變，確實需要假以時日。這次，我戳中的是社會的痛點，因此獲得諸多關注。

至于對父母和家族歷史的描寫，我覺得是我的命，也是我的病；是蜜糖，也是毒藥。因為家族寫作所帶來的后期問題正在顯現(xiàn)。大約即使朝夕相處的家人，也很難理解我對家族歷史刨根問底的剖析，何況會涉及很多人心中隱秘的疼痛和傷疤。盡管如此，我還是要往更深處走，畢竟我覺得與父親的關系是我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尤其是父親去世之后，我試圖去理解他過去的所作所為的時候更是如此。就問題的本質而言，父親既是真實的存在，又是極具象征性的一個符號。人類社會是一個男權社會，無論在公共領域還是家庭這個私密領域，父親都代表著權威。但父親的權威因為過于程式化，實際上反而被虛置了。說起來父親是權力的化身，或者是權力本身。但在一個家庭的實際生活中，真正組織和管理家庭的基本上都是母親。一方面是父親無處不在，另外一方面，父親永遠都是缺失的。而因為這種缺失，讓我們愛恨交加，也加速了我們對父親的反叛；因為對父親的反叛，就是對整個社會的反叛，是個人生命的成長。

城鄉(xiāng)、家族、母系在社會生活中的擔當，古老中國幾千年的文化精神……《金枝》全本發(fā)行后引發(fā)了評論家們的廣泛關注，一些高校博士生們也作為課題寫出許多論文和研究文章。在黃河岸邊生長的作家，我要挖掘的僅僅是一個開始。但或許因為年齡的增長，也許因為越來越感受到中國老齡化到來的嚴峻，我轉而去關注那群孤獨者們，我發(fā)表在《十月》的《九重葛》再次引起廣泛共情，這也許是我的又一次新的嘗試。

作為一個作家，寫作中的轉型應該是常態(tài)，畢竟客觀世界對主觀世界的影響是不能忽視的。如果我們主動地深入細致地去融入或者擁抱這種轉型，效果應該是不一樣的，至少這種經驗于我如此。一個作家一生中可能有很多次轉型，這與年齡、閱歷、社會環(huán)境等都有很大的關系。就我的轉型而言，談不上有多成功，但也并不令人沮喪。我很念舊，也喜歡擁抱更新鮮的事物。尤其是從事這么多年寫作之后，我更習慣于把自己的喜怒哀樂，一股腦地端給我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