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切都緣起于那座橋。

潮州乃著名的僑鄉。早在成為僑鄉之前，那里最著名的人物是韓愈，就是那個寫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的韓愈。雖說從頭至尾，韓愈只在潮州當了八個月的刺史，但“風行草偃，僅用八個月的時間便使潮州山水改姓”。至今，已過千年，韓愈祭鱷之地叫做韓埔，渡口叫做韓渡，江與山也分別被稱作韓江韓山。廣濟橋也因韓愈之故得名湘子橋，也姓了韓。

在韓愈離去五百年之后，南宋乾道六年（1170），福州人曾汪以“知潮州軍州事”之官銜走馬上任，“彼時，曾汪已年逾花甲，算步入老年了。但這個讀書人的內心有一個高蹈之標：像韓愈一樣，為官一任，即使不能望韓愈之項背，也至少要為老百姓謀劃一件實事。”百姓官員齊心協力，先是前無古人的“拋石砌洲”，同時還要“打造新船”，“石洲建成之日，江之東、西新造的八十六艘船馳來，與石洲相連，船船相扣；船與船相連處，再以木板相接，如履平地，通途在前。如此，昔日水流湍急、暗伏兇險之天塹，陡然變為通途?！?/p>

所有人心中的那個伴水而生因橋而成的夢，就這樣鮮活靈動躍然紙上落地生根——“曾汪建橋之舉，重新定義了‘橋’：為生民長遠計，心存百姓之苦，道在其身，自有天助。”

“在曾汪離任之后的五十七年中，先后有九位州官主持，在韓江之上，湘子橋畔，承前啟后，賡續造橋，生動詮釋了‘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之一中華文化之精粹。”正是因為這樣的薪盡火傳賡續不絕，借助汪泉之筆，我們清晰異常地看見，這座橋身和水面之上層層疊疊的面孔和綿延無盡的腳印。

紅是中國紅。船是中國船。“自從一抹偶然的紅色涂在船頭，便如一束潮人生存的希望被點燃，盡管下南洋之路兇險重重，大船卻承載著黎民百姓的夢想，一艘船牽絆著另一艘船，美美與共；紅頭船主定舵駛過七洲洋，像一束束在海面上燃燒的焰火，將中國文化大規模輸出。”紅頭船擠擠挨挨，那情景活像是“大海著火了！”

一片火紅之中，又走出一位少年，“名叫吳阿梅，他家住在潮陽，是自愿加入刷漆行業的一位——按照如今的說法，叫‘志愿者’，此后，他以自己的奉獻精神贏得了紅頭船主的青睞，讓他搭著紅頭船出海，再后來，他成了‘水客’。”

“少年”作為一種意象，在書中出現非止一次，原本似乎應該滿是沉重的歲月更迭歷史演進的敘事講述，由此顯得鮮活靈動，且預留伏筆自帶懸念。

修橋也好，造船也罷，人們的初衷就是要從這里到那里——從苦難的此岸到達光明的彼岸。紅頭船最初承載的正是這樣的期冀和盼望，船主們駕船出海、水手們搏風擊浪、“過番”之客趨之若鶩，為的不都是擺脫苦難和貧窮，讓家人有個溫飽富足的好日子么？書中透露，據相關史料記載，從1782年到1886年，潮人乘紅頭船出國謀生者，累計達150多萬人。在這數以百萬計的人群中，篳路藍縷櫛風沐雨，從小到大由大而強，搞貿易、開錢莊、設銀行乃至最終富可敵國的成功者只是極少數，絕大多數人奮力掙扎卻只能勉強糊口，同時還要惦念遠在家鄉的家人。

如果說和平時期的“僑批像雁陣一般，在親情和家國的脈管里迂回往返”，那么，在抗戰時期，他們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時刻則如一盞油燈，燭照著抗日的正義力量。這是在出錢出力。還有以實際行動回國投身抗戰的眾多潮汕兒女呢？這里邊有被稱為潮籍左聯作家的“雙子星座”的詩人洪靈菲、戴平萬、也有新四軍中的華僑詩人陳子谷等人。還有華僑出身，抗戰時秉承著“天空在上、祖國在上”的理念，投身軍旅，與日寇鏖戰長空最終壯烈犧牲的以丁壽康為代表的16位潮汕籍航空烈士?！耙粋€蘇醒的靈魂點燃了另一個靈魂。一眾潮音點燃了家邦的靈魂，正如一艘船橫陳韓江，喚來另一艘船并肩而渡，船船相擁，便是橋?！?/p>

一樁樁故事，一個個人物用青春用時光也用生命演繹出的就是一部厚厚重重的潮汕一帶的奮斗史、發展史、經濟史、文化史、移民史。

一本《湘子橋畔》，就是一座作者憑借著內心博大的人文情懷和深遠的文化視野以及堅定的文化擔當，輔之以翔實的史料、優美的文筆，精心構建而成的囊括了潮州之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造型別致的橋，以此擺渡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