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尹副市長的悄然病逝，“回憶錄自傳”成了未竟之愿，伍芳應戚主席之邀成為去完成它的“槍手”。在市長夫人儲阿姨的口述與當年文字記載的裂痕之間，伍芳成為了解當年情愛疑團的核心。當設計與偽裝被層層解構，后臺的表演中，苦澀的事實、情感的越軌、煎熬的人性相繼粉墨登場，《燕牙湖》的沖突就此袒露。

肇始于作家伍芳家庭資金短缺，應熟人戚主席的邀請成了為副市長“立傳”的人，出手闊綽的儲阿姨與窘迫的伍芳便構成了“上下位”的不平等對位場域。在這近乎“上位者”的規訓中，伍芳作為受訓的“下位者”，不斷滋生著近乎羞恥的不甘，這正是人性的使然，“詢喚”就在這樣隱不可見的對位中浮動。然而在儲阿姨口述中，當年與尹副市長令人艷羨的“除夕、蘆蕩、殘荷、夕陽、雁陣，以及漫天雪花中湖邊一座與世隔絕的小屋”卻與當年市長同事的回憶散文相悖，探賾索隱的“理性”與不甘卑微的“人性”互構，“詢喚”再次浮動，儲阿姨的設計被不斷解構。隨著回憶中尹副市長的坦白與解脫，現實中儲阿姨與伍芳的對立趨于消亡，文本真相的“邊緣”看似不斷被厘清，王玉玨卻拉開了使真相失焦的第二幕：燕牙湖除夕那一夜，失范的尹副市長與僭越者黃桃的情感轉向了禁忌，謎團愈發吊詭。

不得不承認，王玉玨的敘事極富延宕與波折，在真相漫長的“轉身”后，黃桃倏然介入，第三條敘事脈絡終于浮出水面:儲阿姨當年亦有不堪回首的“禁忌之戀”，而波折在于，尹副市長早已聞悉，當年那一封不可獲悉的密信，我們大可以推測，它正是對于儲阿姨越軌的揭露，而他卻始終沒有等到她的解釋與坦然，這正是人性煎熬的所在。

回到文本，尹副市長作為已故之人，自然沒有言說的權利，其在文本中更多是作為權力的符號。雖然尹副市長與伍芳未曾謀面，但權力已悄然完成了遷躍，賦予了儲阿姨“上位者”的對話站位。如果說在不可見的“符號暴力”之下，主體被當作機器被規訓，那么尊嚴對主體的質詢、人性對主體的詢喚則注定了體制內的體面表演在人民堅定的求真剖析下解構消亡的命運。

相較于尹副市長，儲阿姨雖身處體制中，但始終游走在權力的邊緣，墨守“體面”的認知定勢，身處“框架”之中，在體制與世俗的兩重價值體系的包夾蠶食之下，漸失反抗之心。而當年那一封郵寄給尹副市長的信件究竟訴說了什么？王玉玨對此做了留白，除了擴大想象空間以外，文本中更多的是留給儲阿姨小火慢熬一般的折磨，已故之人與未故之恨，更顯人性幽微。可以說，面對社會的挑戰，儲阿姨一類人，往往采用“弱者的戰術”——逃避、偽裝，這也正是為何儲阿姨被伍芳揭露全部偽裝后僅剩無助。在大勢盡去后，她也只是時代之下的孤獨造物，只留下詫異與荒誕。

人性的煎熬是委曲求全的慘淡表演，更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不抵抗與沉淪。與其說伍芳在文本中扮演著探案一般的先鋒角色，不如說她只是給自我放逐、不愿出局的表演者們拼上了真相的最后一塊殘缺。當《燕牙湖》的最后一塊真相殘缺得到填補，主體也最終停下了勘探，“詢喚”是人性對人性的回答，是不曾被權力褫奪的主體言說；“詢喚”所引致的真相，是超越了權力規訓的真相，是不等對位語境下溫存人性對于扭曲的徹底反抗。概言之，王玉玨選擇了極具波折的限知視角，在陳年質素的再編碼中，《燕牙湖》的人性幽微漂浮在每一個沖突之上，這便是沖突的魅力。

當人性被書寫，所有幽暗、沉默都被炙烤在烈日之下，每個人都在極力表演，每個人都不甘命海浮沉。只有在人性最深處溫良閃光的詢喚下，在鞭辟入里的批評下，所有一切美才能飛揚，才能超越沉重的規訓，才能超脫自我演繹與偽裝的迷局。于是，新的格局振臂高呼，不平等的對位被打破，我們大可相信，在這新格局之中，將會有永不滅的人性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