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想寫一部對得起寂靜的小說。

表面上卻在寫與寂靜相反的東西。

不裝神弄鬼，正視人與神的界限。

在這個神的世界里，人是怎樣生活和思考的。

在敦煌，人的存在可能是最完整、最有始有終的，因而也是最可觀察的。

我想看看，在敦煌這樣一個地方，形而上和形而下如何對峙如何抵消。結果是，我總是同時看到形而上和形而下。它和它總是同時出現。

于是產生了這部小說的敘述。

于是產生了這部小說的結構和語言。

它們是左右為難中意外產生的。

所有的故事還沒有被真正講述。

所有的故事必須重新被講述。

想起上大學時，認真讀過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但是，當時并沒有看懂，沒看出什么名堂，甚至奇怪，兩部史詩中，諸神大部分時候都沒有神的樣子，倒是相反，諸神往往更像生活中的俗人、壞人、惡人，具有人的全部弱點，瘋狂、粗暴、專斷、詭計多端、易于沖動。今天才突然發現，和兢兢業業、合情合理、遇事冷靜分析和判斷的習慣相比，前者的確更富有神性，后者才是凡夫俗子的品質。

不要太精確，太緊湊。

在雜沓、任性里找精確、緊湊。

《金剛經》的言說方式，是長篇小說應有的言說方式。正正反反，不正不反，又正又反，說什么，反什么，反什么，說什么。嘮嘮叨叨，翻來覆去。相互補充，相互修飾。相互對峙，相互抵消。零，又是全部。全部，又是零。

寫小說是攀云梯。每天睡好覺，是為了有精力攀云梯。

是真正意義上的云梯。云做的梯子。

一個喜歡廣袤大地的人——像非洲，像中國西部，那樣的地方。

雪祁，應該是這樣一個人物。

這是我對雪祁這個人物的最早構想。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絕對的個體。

不能想當然地假設，假設一切都是沒問題的。

敦煌是茫茫沙漠中的一片綠洲。

一伙人，被這么一片綠洲所養活，有糧食，有神。

社稷有時遠，有時近。有時實，有時虛。

這么一伙人的生存，是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兩者幾乎沒有區別。

全世界很難找到另一個相似的地方。

這部小說的世俗基礎就是如此。

它可能也是文學前景。

貌似沒有結構。

結構像冰一樣化在小說里。

這部有關歷史的小說，我不想寫成歷史小說，我想讓這部小說有當代感。但我也很謹慎，不想寫成所謂當代小說，不想讓這部小說有現代面目。這一次，我第一次意識到，現代小說，西方文學，那種清晰的形式感，那些被人們津津樂道的東西，和本此敘事不搭界。或許先鋒性已經不用單獨講了，已經變得像空氣了，或許當先鋒性遇到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生活、中國經驗和中國敘事時，就顯得有些“裝腔作勢”。

作家應有自己的價值體系和理論體系，安住其間，再去寫作。它如同一座房子。否則一個作家可能是乞丐。像乞丐一樣饑一頓飽一頓。

狀態和寫作的關系緊密，不是因為寫作需要一種狀態，而是因為你怎么生活就怎么寫作。你不是靠才華寫作，你甚至用不著野心雄心。

這么說，并不意味著事情有多簡單。實際上，書中的一切不是我“想”出來的，也不是我“寫”出來的。它們和“想”和“寫”這些動作好像沒任何關系。書中的每一行文字，是怎么寫出來的？我的腳好像比我的手起了更直接的作用。它是怎么成為一本書的，我的愚笨、頑固、無趣、幼稚也比我的聰明、才華更有用。

福克納說：“一本書是作家的秘密生活。”《敦煌》就是我的一段秘密生活，而且有惟一性。它完全取代了我的生活，重塑了我的內分泌，干預了我的習慣。如果說小說中真有松馳，那全是用痛苦、困惑、緊張、癡迷達成的。

你是怎么寫出來的？你為什么會寫敦煌？你為什么寫了那些女人？你為什么寫了那些動物？這一類問題，是我現在最怕回答的。因為，在我心目中，《敦煌》是我寫的一本書，它暫時還不是一個事實。它更像一個傳說。

2024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