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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知名作家、《幽靈之家》的作者伊莎貝爾·阿連德的暮年回憶錄《我靈魂里的女性》近期由譯林出版社引進。在日前pageone北京坊店舉行的新書分享會上，智利駐華大使毛里西奧·烏爾塔多、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袁楠現場致辭，譯林出版社副總編輯陸志宙向智利共和國駐華大使館贈書。在與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戴錦華，華南師范大學教授滕威的視頻連線中，阿連德談及了自己持續關注的女性議題，她樂見于學校和學術機構中女性教師的增加，也認為更多女性批評家的參與才能讓女性的作品更廣為人知，“我們女性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來找到自己的道路。”

在《我靈魂里的女性》中回望童年經歷時，阿連德就發現那時自己的母親和家中的女傭們常處于受害者的地位，她們是男性的附庸，既沒有資源，也沒有話語權。女傭自不用說，從失敗的婚姻中掙扎而出、成為單身母親的媽媽也身處非議之中。這些女性的經歷所帶來的挫敗感在幼小的阿連德心里留下了永恒的痕跡，讓她一生都執著地追求公平，抗拒某種大男子主義。

自小與生父的分離，也讓阿連德對男性的可靠性一直存疑。在當時的智利，家庭和群體的支柱多是女性，父親們的突然出走并不是罕見的情況，母親們在阿連德看來則是“根深葉茂的大樹”，收拾一地雞毛的殘局，堅韌不拔、有條不紊地繼續生活下去——與此同時，掌控政治與經濟權力的卻是男性。

出身于智利的名門望族，少女時期的阿連德自然懂得如何做一個乖乖女和好學生，但她心中的怒火從未消散：她從來不接受家庭、社會、文化以及宗教指派給她的有限的女性角色。在同齡女孩都忙著打扮和尋找男友時，她一直在思考和宣揚著社會主義和女性主義的思想。顯而易見的是，這樣的行為舉止使她與旁人格格不入，但她并不在意，她更在意的是對世間所有不公平的抵抗，以及對無意義生活的抵抗。為了平息這種憤怒，她將大部分的時間用于閱讀，并每天和已經去往土耳其的母親通信。這樣的通信，一直持續了很多年。

在書中她也提及，自己一直想給母親灌輸關于女性的觀點，卻沒有考慮到母親和自己并不屬于同一個時代，而時代對于人的思想發展至關重要。在母親看來，阿連德的思想和努力是一個危險的烏托邦，她用了四十年的時間才發現，一直燃燒在女兒心中的這團怒火不僅沒有毀掉女兒，反而使她成為一名無所畏懼的作家。

由此，在對談中戴錦華指出，生而為女性是一種巨大的社會宿命。女性的寫作本身越來越豐富，越來越顯現了她們的創作能力和力度，“如果說人文是世界的解毒劑的話，也許女性將是這個世界的拯救者和解毒劑。”滕威則表示，女性情誼往往能夠帶來變革性的力量，“女性主義的愿景應該包含著所有人對自由的想象。”

1967年，阿連德成為了一本關于女性的新刊物的記者。這項工作將年輕的她從婚后照料家庭、養育幼女的困窘中解救，也將她從生活的挫敗感中解救。她擁有了自己的專欄，以諷刺幽默的方式抨擊在社會上大行其道的大男子主義，并在諸多共鳴中獲取了慰藉和真正的快樂。無論是全心投入工作的時期，還是在她因智利政變而流亡海外后曲折的生活，都沒有改變她的一心所向。于是，我們在她幾乎所有書中的女主角身上，都看到了一種鼓舞的姿態，和一種屬于生命的激情和能量：《愛情與陰影》中一往無前的女記者伊雷內、《月亮部落的夏娃》中擁有奇異能力卻始終不知道怎么過好一生的夏娃、《親愛的伊內斯》里獨自踏上陌生土地尋找愛人的裁縫伊內斯……在阿連德筆下，“她們會去冒險，會像字典里說的那樣做出一些偏執或危險的舉動。安逸的一生沒法為故事創造提供好的素材”。

寫作《我靈魂里的女性》時，阿連德多次提到了身為七旬老人的日常，以及她對老年的思考。而今，已經82歲的阿連德有著更深的體察和感悟。對談中她笑著說，自己覺得現在正是最幸福的時候。在她眼中，身體健康、正常的人際交往，以及目標和工作都是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無論是生理層面，還是精神或交往層面，老人們都需要“被人看到”。阿連德本人還在持續寫作，并運營著一家基金會，這家基金會旨在關照世界各地的，特別是那些最脆弱、最貧窮的女孩。這些，都是她充實的老年生活的重要構成。如她在書中所言，這是一個屬于勇敢的老年女性的年代，我們是人口中增長最快的一個群體，“我們這群女性已經見識過太多，沒什么可失去的，所以我們不會輕易被嚇倒；我們不想與他人競爭、取悅別人或是受到誰的歡迎，所以我們可以有話直說；我們知道友誼和合作的重要價值。人類和地球的現狀讓我們焦慮。現在我們得攜起手來，用我們的力量來撼動整個世界。”活動由智利共和國駐華大使館、譯林出版社聯合舉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