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聽到“工作狂”三個字是去年9月，當時我正坐在長椅上刷手機，手機被太陽曬得快要爆炸。左手邊不遠處是學校的孔子雕像，記憶里常有同學坐在下面臺階上吃減脂餐或“布歌東京”的奶油蛋糕，但那天我沒帶飯卡也沒吃上飯，暈乎乎的，這時我聽到一個女中音，憤怒倔強還有點兒驕傲：“我告訴你啊，我從小就想當工作狂！”

告訴誰呢？不會是我吧！我莫名有了種被審判的局促。我努力睜眼，慘白的陽光浮在半空，我看不清那女生在干什么，跟人吵架嗎？一邊啃包子一邊吵架？我希望不是在跟我吵架，也不一定。能看清時，她已隨正午陽光消失，背影決絕，不留任何余地。學校很小，騎共享單車30秒能橫穿，但我沒再見到她。后來我有意繞開孔子像前長滿男女的草坪，心里卻盼望某條小路和她重逢，她扯住我胳膊，興高采烈或淚流滿面地給我講點什么，于是我聽得熱淚盈眶慷慨激昂。但她消失了，也許消失在主樓某間辦公室，也許消失在朝陽區的某座寫字樓。工作狂嘛，又不是校園里流浪的吉卜賽，想碰到肯定不容易。

我想象她會有怎樣的童年與家庭，但萍水相逢，她神秘莫測，我想不出來，小說展不開，后來我耐心耗盡，不想寫了，只想斥巨資給她造一座博物館。她生活在博物館的展柜，日復一日表演工作和學習，成為我們崇拜的對象，孩子們聽著她的勵志故事入睡，我母校外語中學每年組織學生去她的博物館參觀，參觀后一本率就超過了94%。

“為什么我無論怎么做都滿足不了你們的要求？”

寫到這句話，我感到壓抑，一定是這個走向嗎？她一定要成為玻璃柜里的文物嗎？很多次我揮起錘子砸玻璃柜，砸啊砸，震得我胳膊發麻，直到發現她出于自愿，我不認為我有資格改變。

朋友看完小說：“申公豹好可憐……”

我說：“喂！你看清楚了，她不叫申公豹，人家叫申公雀，麻雀的雀。”小時候我想抓麻雀，姥爺摸著我腦袋說：“麻雀不能籠養。”麻雀不能活在鳥籠里，可申公雀為什么能活在玻璃柜里？

以上就是我的創作談，也許讀起來和我的小說一樣搖擺在現實與虛構的國界線，但我還是當非虛構寫的。我非常感謝《收獲》編輯老師們提出的寶貴修改建議，加深了我對小說的理解與感悟，我從中收獲頗多。感謝學校幾位老師，他們不遺余力地鼓勵著我的幻想與創造，我常因此感動。感謝師弟師妹徐思煒邢雋雨組織的改稿會，希望他們可以一直辦下去，還有王定勇同學提出的具體修改建議。

幸運的是，我在這條看似孤單的路上走得不孤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