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按照一般意義上題材的分類，牧斯的新詩集《十甘庵山》似乎應該歸入鄉土詩的范疇。它有明顯的地理坐標和因此而生的人事風物。然而，當我讀完這本書，卻發現，這種簡單而又似乎有效的分類無法涵蓋這部作品的情感指向與生命思考。因為，詩人的視角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事打量與鄉土吟詠，而是更具現代意義和反思精神的生存揭示與倫理關照。

從陶淵明的田園詩到現代意義上的鄉土詩，詩人的立場不同、關注點不同，但似乎并不影響這一類詩歌的主體風格，即對自然和泥土的親近，對農耕文明及其衍生的鄉村倫理的歌詠。在這個過程中，雖然也有對稼穡辛勞的體驗和同情，但只是一種邊緣色彩，屬于修辭層面上的延伸和點綴。詩人牧斯忠實于自身的所見與所感，用冷峻的目光和切身的體驗，讓真相鍛造的釘子一點點外化為尷尬的人事與情感的錯位。它的力量不在于贊美的聲調，而在于它拎出了生存困境背景下的鄉村倫理與眾生掙扎。

在詩人筆下，十甘庵山既是生命意義上的故土，也是精神意義上的繩索。這里的山水、樹木、鳥獸、人事，都呈現出互否與互證的兩面性。一方面，在靜觀的自然打量中，所有的事物都有一種自足性和神秘感。無論《天的事》《夜的事》《石的事》《花的事》，還是《雞的事》《牛的事》《物的事》，這些最普通不過的鄉間事物，雖然沒有語言，卻以通靈的方式傳遞著生命與時空的關聯。那些雞“比我們更熟悉我們居住的地方”，那些牛“曉得哪家跟哪家關系好，/知道哪里有好水，/更懂得季節”,那些貓“追蹤神秘的力量，神秘的力量也依附于它”。

另一方面，在對人世的倫理審視中，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它粗糲的一面。在鄉人眼中，立必公“做事又笨又慢”，那是一種世俗而又現實的判斷，而在另一個層面上，“他的事密如針腳，他的音符/凄凄切切，猶如阿炳的某個兄弟”（《立必公》）；而將自己的兒女像下紅薯一樣下到地里的德叔，把房子建到巖石邊上的小叔，他們都有語言，但他們仿佛都沒有獲得表達的權利，更沒有找到通過語言進入當下的出口。這是被地理意義上的鄉土遮蔽的生存生態，是極容易被所謂的田園牧歌刻意屏蔽的生命消長。但它的確存在著，像一枚被遺棄的釘子一樣，被雜亂的草木掩蓋著。而詩人則是懷著一顆悲憫之心，把它從草叢里找出來，以文字的形狀讓它獲得人世之外的重生與重量。

我們都知道，在古老的鄉村倫理中，父親，應該具有坐標原點的作用。以他為圓心，一個家庭或者家族有了泥土的版圖和倫理的意義。但在牧斯的詩歌中，父親顯然沒有這樣的榮光，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在《父親》《替父親寫一首詩》《父親、父親》《老父記》《父親逝世兩周年記》等詩中，你看不到父親的擔當，看不到父親的抱負；看到的是父親的卑微，是為了孩子們“忍耐了一輩子”“滿是悲劇式的苦語”、到最后只能“變成一個詞”的父親。這是一種沉痛而又真實的生命指認。在父親從肉體到詞語的轉化中，詩人沒有遵循儒家的倫理預設來美化父親，而是讓父親回歸到了沉重的生存現場。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牧斯撕下了傳統意義上的母慈子愛與兄友弟恭的面紗，讓生存之下的倫理真相裸露出來。

從群體到個體，從個體再到群體，詩人始終凝視著鄉村倫理，體驗著他們的體驗，感受著他們的感受，并最終用存在哲學和詩歌美學，讓這兩個分裂的方面統一為現代性的生命感受與倫理審視。“曾經，我看見父親的影子，/父親兄弟的影子以及我們的影子，/在這陡坡上，這田壟上，這山谷間。/在這里勞作一上午就是一生，三生。/怎么也看不見他與他們的影子。/全都是息壤的后代，樹木的后代，/石頭的后代，路的后代和房屋的后代。”（《就在這山谷里》）這是想象都無法抵達的時空，先人已經不在，但他們留下了人間萬事；他們曾表現過時間，但并不占據時間。

牧斯的語言很有特點，像鄉下說書人的唱詞，不精致、不整飭，有明顯的實驗性質，看似秧苗與雜草共存，但并不缺少巧妙的布局和精確有力的細節。事實上，牧斯對詩歌的語言有高度的自覺，他的許多詩，都有以詩論詩的特征，比如《貓的事》《花的事》。在詩人心中，詩有貓的神秘，也有花的日常，它無處不在，但卻又難以厘清。你不在意，它自在花開；你沒有時間在意，而它自身就是世間的證明，是時間的表現形式。而當我們終于意識到這一切時，卻無法準確地說出它發生的全部，只能以言不及義的話語說出你看到的一部分。而這一點，恰恰也是詩歌的應有之義。

（作者系河北省詩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