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深圳，這座昔日的邊陲小鎮，如今已崛起成為國際化大都市。其背后的歷史長河中，隱藏著一段鮮為人知的濱海客家奮斗史。他們來自四面八方，帶著夢想和信念，在這片熱土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跡。

濱海客家，這一特殊的族群，是深圳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安縣建縣450年的歷史中，“濱海客家”的故事就延續了300多年。

深圳的前身寶安縣，又叫新安縣，歷經沿革變易，直至明萬歷元年（1573年），取名“革故鼎新，去危為安”之意，設立新安縣，迄今有450年。歷史上，新安縣行政區域包含今深圳大部分區域及香港全境，原有四個民系雜處，廣府、客家、福佬與疍家人，其中客家人與廣府人占人口的90%以上。清初“遷海復界”事件發生后，大量閩粵贛尤其是廣東梅州、惠州等地客家人向新安、歸善（今龍崗）等沿海地區遷徙，形成“濱海客家”族群，距今已有300多年。

由楊宏海與楊耀林、安國強、呂莉四位學者聯袂創作的《深圳（龍崗）：濱海客家圖文志》（以下簡稱《濱海客家》）一書，是對客家人從山地來到濱海深圳開基立業、艱苦奮斗歷程的系統梳理，讓人得以一窺濱海客家的文化全貌。該書以翔實的史料和考證為基礎，從理論分析、遷徙路線、典型故事、客僑文化、人文脈絡、建筑特色和民俗風情七個維度，書寫了一部深圳濱海客家艱苦卓絕、命運不屈的奮斗史，建構起獨特的濱海客家學科體系，是研究深圳濱海客家學的重要學術成果。

作為深圳首部權威解讀本土客家文化的學術著作，《濱海客家》從清代“遷海復界”事件切入，介紹了自康熙八年（1669年）深圳地區正式復界開始，濱海客家人300多年的開辟史和4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史，梳理出“復界墾殖、九龍海戰、李朗開放、庚子首義、東縱抗日、蛇口試管”等重大歷史事件，挖掘出眾多重要歷史人物的事跡。在書中，讀者可看到為深圳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客家人物。比如，白手起家、艱苦奮斗、共歷數十年打造巍峨壯麗“鶴湖新居”的創業英雄羅瑞鳳；面對侵略者奮起反擊、打贏鴉片戰爭前哨戰的抗英勇士賴恩爵；傳承崇文重教傳統，以讀書成才，成為林學泰斗、教育名家的凌道揚；參加孫中山指揮的三洲田起義、勇當義軍元帥、視死如歸的反清義士黃福；領導東縱痛擊日寇，參與深港聯手實行“文化大營救”的東縱英雄曾生；率先以蛇口作為試管，勇于先行先試的改革先驅袁庚，等等。展示了新安建縣之后，尤其是因“復界招墾”形成“濱海客家”以來深圳客家地區彌足珍貴的人文歷史。

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在濱海客家300多年的歲月長河中依然熠熠生輝。由此，鶴湖新居、大鵬所城、李朗老村、虔貞學堂、三洲田村、坪山馬巒村、東江縱隊紀念館、陽臺山勝利大營救紀念碑、曾生故居、陳煙橋故居、海上世界袁庚銅像等文化地標得以留存在深圳這片土地，向世人展示深圳歷史的“地脈”“人脈”與“文脈”，娓娓道來深圳客家人所作出的卓越貢獻。

研究一個地方的文化，要研究這個地方的人。而研究這個地方的人，最后是要研究這個地方人的精神及其蘊含的文化價值，這恰恰是這種文化的核心和靈魂所在。翻閱此書之際，不由在想，濱海客家人，越過五大洲，跨過三百年，創造了開放包容、開拓創新、堅韌頑強的文化精神，這正是濱海客家文化的核心價值。也許，深度挖掘濱海客家所蘊含的人文精神內涵，才是這本書的生命力所在。

客家人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南遷漢族移民群體中的一支，是世界上分布范圍最廣、影響最深遠的漢族民系之一。長期以來，由于客家人“逢山必住客，無客不住山”的特點，“山地客家”成為“客家學”研究主流，而“耕讀傳家、勤儉持家、吃苦耐勞、孝梯忠信、崇先報本”等具有濃郁農耕時代烙印的表達，也成為人們對“客家精神”的固定認知。

從學理的角度來說，客家文化研究已有很長一段歷史，取得了較大成就且在國際上頗有影響。然而，客家文化研究還沒有真正走進學術界的中心，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客家研究還沒有從理論和方法層面，為學術界提供更多的具有范式意義的學術概念。

著名歷史學家羅香林于20世紀30年代所著的《客家研究導論》等開創性著作，奠定了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客家學”。羅香林先生當年已注意到“遷海復界”帶來各地客家人“盛向濱海遷徙”的現象，但還來不及提出“濱海客家”的概念。而客家人從山區來到濱海后會發生什么變化？對此也還缺乏專門的研究。楊宏海敏銳地找到了一個觀察客家文化的新的角度，提出了“濱海客家”這樣一個新的學術話語，為客家學研究開拓了新的領域。

2007年，楊宏海率先提出“濱海客家”概念，以此區別“客家搖籃”贛州、“客家祖地”龍巖、“世界客都”梅州等山地客家，揭示深圳“濱海客家”歷史淵源與海洋文化特色。他帶領團隊以客家人聚居地龍崗為基地，深入采風問俗，收集資料，梳理探討了濱海客家的歷史淵源和遷徙路線，概括出濱海客家鮮明的文化特質，不僅為深圳客家做文化定位，同時也為“客家學”提供了新的學術增長點。

楊宏海認為，所謂“濱海客家”，是指歷史上從閩粵贛聚居地遷向沿海地區的客家人。他們走出大山來到濱海，與當地原住民交融，過著漁農結合的生活，經濟上亦農亦商，從“山客”變為“海客”。作為濱海客家，“海客”將原鄉客家文化與海洋文化融為一體，既保留山地客家的耕讀傳統和勤勞堅韌的精神，又吸納海洋文化的開放、重商、包容、進取的元素，從而形成與山地客家有所不同的新質文化，即濱海客家文化。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濱海客家人在面對自然環境的挑戰和社會變革的壓力時，始終保持著頑強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彰顯出獨特的文化傳統與可貴的民族精神。

同時，客家人播遷四海，落地生根，廣大客家僑胞身處異國他鄉所形成的客僑文化亦可列入濱海客家文化的組成部分。我國沿海地區特別是廣東、廣西、海南以及港澳臺等地，都有“海客”的存在。廣東地區集中分布在深圳、惠州、汕尾等地，而深圳客家是濱海客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也是發展最好、影響最大的一支，可以說“濱海客家”是深圳客家的代名詞，深圳成為“濱海客家”的代表區域。

相比山地客家文化，濱海客家文化與之有不少相似之處，又有明顯的區別，在思想觀念、民俗文化等方面，都有比較獨特的一面。如在思想觀念方面，山地客家人崇尚“耕讀”，輕視商業，信守“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濱海客家人接受“海洋文化”重商的理念，推崇“士農工商各事一業，方為濟世完人”，已然超越了傳統客家的耕讀文化理念。對待外來文化方面，濱海客家人以更包容的態度，在西風東漸時便較早接受西方文明。例如，龍崗布吉李朗村是最早對外開放的客家村，建起深圳史上第一間用客家話授課的大學；有著“書香世家”第一家的布吉凌氏家族的故事同樣為人稱道。

在民間文藝中，也體現出鮮明的“濱海客家”特色。深圳不僅擁有特色鮮明的客家山歌，還有咸水歌、皆歌、大鵬軍語(千音)歌等，種類繁多。同樣是反映“下南洋”主題，深圳的山歌帶有明顯的海洋氣息，比如“今晚腳踏新娘間，一句唐來一句番，今晚新郎新娘 very good，明年轉過艾斯灣。”艾斯灣是指南洋大大小小的灣區，從中可知客家人早年下南洋，就是在大灣區打拼。歌詞表現了當年深圳客家人下南洋后回鄉娶親的情景，山歌中還嵌入了英文，聽起來別有一番風味。而深圳沙頭角吳氏客家人，將自己原鄉梅州市大埔縣的鯉魚燈舞帶到遷居地，通過創新打造出面向大海的沙頭角魚燈舞。前者是反映鯉魚跳龍門的主題，后者是眾多海魚團結起來，反抗海上的“霸王魚”，成為深圳首個國家級“非遺”項目。

從這個角度來說，《濱海客家》一書充滿了濃郁的人文色彩，滲透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和本土意識，建構起濱海客家學的理論體系與結構框架，全面剖析了濱海客家文化的美學特征，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文化價值和美學價值。

掩卷之際，感慨萬千。傾聽濱海客家故事，同為客家人的我，也在這里找到了靈魂的歸處。透過書中文字，濱海客家的人文特色、濱海客家人的精神特質，及其在時空流轉中所具有的時代意義引人無限遐想。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深圳市寶安區松崗街道作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