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李修文的新書《猛虎下山》從內(nèi)容上看，是一部寫當下工人生活的小說。鎮(zhèn)虎山下的煉鋼廠改制轉軌，作為爐前工的劉豐收面臨著下崗。這個寫實性的開篇似乎要書寫國企改革，事實并非如此，小說并沒有沿著這個路徑向縱深發(fā)展，情節(jié)突然旁逸另一個方向：鎮(zhèn)虎山上又發(fā)現(xiàn)了老虎，為了防止老虎進廠傷人，廠里成立了“打虎隊”。劉豐收在面臨下崗和老婆林小莉的雙重壓力下帶頭參加了“打虎隊”。這個情節(jié)和京劇《武松打虎》發(fā)生關系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但劉豐收參加“打虎隊”上山打虎，具體的情形和細節(jié)，還隱含另一個劇本，這個劇本是《林沖夜奔》。不同的是，林沖的命運是實實在在的被發(fā)配滄州，劉豐收則是自演自導的一出荒誕戲。

從本質上說，《猛虎下山》是本土崛起的先鋒文學。所謂煉鋼廠改制轉軌等，只是小說的背景，這些問題作家是沒有能力解決的。作家要處理的，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普通人的生存狀況和精神狀況。李修文沒有用寫實的方式處理，而是選擇了一種極端荒誕的方式。這個荒誕，不是來自西方文學觀念的荒誕，而是本土生活提供的真實的、來自生活的荒誕。“打虎隊”起始于一個謊言，鎮(zhèn)虎山又出現(xiàn)了老虎，但這個虛構的“老虎”左右了廠長的決定，要成立“打虎隊”。這個謊言的制造者是劉豐收，謊言改變了他的身份和命運，他當上了打虎隊隊長。于是，“上山打虎”成了一出不折不扣的荒誕劇，各種極端化的表現(xiàn)，使小說的戲劇性達到了高潮。

李修文的散文《我本是逢場作戲的人》，曾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一個認真體會過底層生活的作家，既了解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狀態(tài)，同時也深諳戲曲的表演程式和語言。這些經(jīng)歷極大地幫助了李修文《猛虎下山》的藝術處理、人物塑造和語言表達的方式。這里的豐富性、復雜性和悖論，如此模糊不清地纏繞在一起，欲說還休、欲罷不能。我們讀過的先鋒文學，特別是荒誕派小說，大多是整體是荒誕的，但細節(jié)還是真實的。《猛虎下山》的不同在于，不僅整體是荒誕的，細節(jié)也是荒誕的。因此，這是一部徹底荒誕的小說。那些弄假成真的事，因為裝扮成老虎，也信以為真地變成了老虎的寓言，是異化的表征。小說最后，煉鋼廠人去樓空，林小莉得了癌癥，這又回到了中國本土敘事：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人生的虛無感油然而生。讀過之后，我們被深深感染的同時，也被別一種憂思和況味纏繞良久，揮之難去。

當下的城市文學也好，工業(yè)題材創(chuàng)作也好，之所以沒有杰作，最重要的是缺乏想象力和文學性，只對生活做如實的記錄，沒有超越于生活的文學筆法，它的可讀性還不如生活本身。《猛虎下山》另辟蹊徑，用迷幻和荒誕實現(xiàn)了比寫實更為真實的效果。因此，《猛虎下山》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它不是西方的，也不是傳統(tǒng)的，它是通過整合之后中國當代的。它信筆由韁天馬行空的氣勢，既有作家本身的英豪之氣，也表達了中國本土先鋒文學呼嘯而來的宏大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