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寫作《逃亡》的過程對我而言，是對生命姿態(tài)的一次反思，也是一次對心靈的治愈。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對“流逝”這個詞語感興趣，在漫長的光陰里，在偌大的宇宙間，我們每個人存在或者說存在過，而存在本身就已經和流逝有了親密無間的關系。要怎樣在那種流逝中去看見存在的“光”，要怎樣在那種“光”之中獲得哪怕只是片刻的寧靜和愛，是我開始熱衷去思索的問題。我想，這個問題或許和人對待生命、對待生活的態(tài)度是密不可分的，也和一個人是否擁有了珍視那股對生命、對生活的深切的感受力密不可分。于是，我開啟了一段充溢情感與結構的回憶，在一個溫暖的黃昏寫下了《逃亡》的開篇。但思索本身或者說文字的流向并不受寫作者的絕對控制，當一段“生活”在小說中緩緩地流淌開來，我發(fā)現那股光不是直射的，它經歷了折射、反射、甚至是散射……就像“逃亡”這個詞語在這篇小說中，它已然蛻去了“零度”的或者幾近寒涼的外衣，開始擁有了新的氛圍，新的溫度。

在這篇創(chuàng)作談里，我最想說的其實還是感謝生活，感謝個體生命在生活中不斷地成長、拓延、打開。生活經歷是一份份珍貴的禮物，讓我在心靈深處不斷地生產出“理解”、“悲憫”和“更加自由”的情感與心境。汪曾祺曾說，作家是感情的生產者，作家要不斷地拿出自己對生活的看法，拿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寫作中，我發(fā)現這種“拿出”也是一種真誠，是一種內省和關照，是對生活的希望。正因如此，這篇小說的寫作過程對我而言，是對生活中他者的又一次理解，也是對內在自我的又一次審視。“逃亡”的姿態(tài)，本是一種對現世的背離，小說里這個家族中的每個人在命運的走向中都或隱或現地具有了逃亡的姿態(tài)，而我卻在那份背離中看到了他們之間隱匿的愛，看到了他們在人生的無常中尋求著的屬于“自我”的光亮。

在寫作中，“道具”是應該被用到極致的。非常感謝責編老師在修改過程中給予我的鼓勵和支持，使我對細節(jié)的打磨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也使得我在小說中想要表達的那束光，在穿行的過程中具有了發(fā)生“散射”的可能，小說中的每個人物在細節(jié)的排布中得以更生動更真實。在一篇小說中全部敞開，調動所有的生活經驗來寫作，節(jié)奏也在這個調動中慢下來，而我在這樣的慢之中更深地走進去。

《逃亡》這篇小說并不是一個閉塞的生命空間，之所以用中篇的體量來完成它，是因為我希望小說在時間和空間的拉伸與跳躍中，能夠寫下這個家族里每個人物不斷變換的生命姿態(tài)，寫下在那變換中的人的生命內里的情感支撐。人物的處境以及人物的精神世界，就仿佛在一條幽微的線索上起起伏伏，而我所做的是不斷地去發(fā)現。然而，我在這一點上或許做的還有很多不足，但值得慶幸的是，一些遺憾和希冀會成為我開啟下一個創(chuàng)作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