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文學批評的內涵是批評者基于個人的前經驗對文本進行體驗性理解，基于自身的理論素養(yǎng)，對文本中的價值、意義進行識別和判斷的過程。它作為運動性美學活動和批判性反思活動，對文藝創(chuàng)作具有指引和疏導的作用。在整體的文學評價體系中，中國文學批評標準有其獨特范式，同時也處于有待建立和完善的重要階段。

文學批評的中國范式首先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長期以來，西方文藝理論占據(jù)著現(xiàn)代文藝理論研究與文學批評的主導地位。相比之下，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和現(xiàn)當代文藝理論思想略顯黯淡。因此，在當下以西方文藝理論為代表的他者視野參照下，構建和完善文學批評標準的中國范式，旨在跳出拾人牙慧的窘境，彰顯文學批評標準的中國特色和中國經驗。文學批評的中國范式根植于中國文化發(fā)展脈絡，連通傳統(tǒng)與未來、價值與話語。因此，新時代建構文學批評標準的中國范式既要“守正”，又要“創(chuàng)新”；既要依托于豐厚底蘊的文化傳承，又要聚焦時代訴求，對現(xiàn)實做出回應。也就是說，建構文學批評標準的中國范式要在既有范式之上創(chuàng)造性地生成轉化，同時更要對社會變革與時代關切做出積極響應，回答文學的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和時代之問。

從文學批評與文藝理論的關系上來看，一方面，文學批評依附于既有文藝理論資源，文藝批評理論為文學批評者提供可信賴的解剖工具與理論資源；另一方面，文學批評是抽象性的文藝理論思想形成的前階段。在文學批評的具象行為中，批評者面對的是具體文本，具體文學現(xiàn)象。這些客體作為文學批評需要審視的文學現(xiàn)狀而存在。但是，這些文學現(xiàn)狀絕非靜止的或平面的，它們始終處于同周遭的聯(lián)系中，并在其中發(fā)展變化，以之為批評對象的執(zhí)行標準也處于變化中。這樣來看，文學批評標準的范式建構就具有潛在的可塑性與延展性。

一、文學批評標準的繼承與發(fā)展

文學批評標準的中國范式這座大廈絕非平地而起，一日建成。它的架構既要依托于豐厚的傳統(tǒng)資源，實現(xiàn)既有范式基礎之上的“守正”，也要適應新時代的變革要求，在時代的叩問中有所“創(chuàng)新”，在批評實踐中質疑與反思自身，從而架構起經得住時間檢驗的理論大廈。當代中國的文學批評標準是在古今中西的文藝理論交流碰撞中產生的，批評在交流與碰撞的過程中生產出新的質素，以文學批評的獨特建構打破舊有的嚴格而分裂的批評壁壘。由此可見，既有的已形成知識性、觀念性的批評模式，在對自身的質疑與反思中，以及相互之間的辯難與溝通中實現(xiàn)新生，是形成文學批評標準中國范式的關鍵一步。

今天，我們能用古代的文學觀念評判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一定是因為這些文學觀念經歷了歷史長河的滋養(yǎng)，其中的理論內核切中肯綮。所謂“千舉萬變，其道一也”，“一”在此處指文化傳承，它包含諸多已經被知識化、概念化的觀念，甚或可以作為公式歸屬于“傳統(tǒng)的范式”。雖然時代在變，時代催生的新思想、新理念也在影響和改變文學批評的標準與尺度，但這種改變并非顛覆式的文學批評標準革命，而是文學評判標準適應時代和社會發(fā)展的結果。文學批評標準的偏離始終會囿于一定的評價標準，而不會把整個內在的、隱秘的文化傳承偏離掉。文學批評標準也映現(xiàn)出批評家先驗的主觀意志。比如，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學批評標準——“思無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文以載道”“言不盡意”“文以氣為主”等——都滲入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精魂。這也是當下建構文學批評標準范式所必須吸收、借鑒的理論資源。中國古代傳統(tǒng)的、先驗的文學批評標準范例是無數(shù)中國人智慧的結晶，延續(xù)至今，仍然煥發(fā)著勃勃生機，廣泛而深入地影響著當代文學批評標準。

以“文以載道”這一文學批評標準在中國的傳承為例?！拔囊暂d道”作為一種文學批評標準由來已久，雖最初由韓愈提出，但其思想萌芽卻可以追溯到儒家傳統(tǒng)。其一經提出，便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長期占據(jù)主導地位，并在“五四”、新時期與新時代得到不同程度的延續(xù)與傳承。新文化運動先驅者主張徹底否定傳統(tǒng)文學批評乃至整個古代文學理論，嘗試通過對于西方理論的全面借鑒凸顯中國文學理論的現(xiàn)代性意義，其中對“文以載道”的批判尤為激烈。周作人的“美文”“人的文學”、林語堂的“性靈的文學”、徐志摩等人對藝術純粹美的追求，似乎都在反撥著傳統(tǒng)文論。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先驅者們深受傳統(tǒng)文化的熏染，如其對藝術美的追求，其源頭不僅僅來自西方的唯美主義，也有《文心雕龍》《二十四詩品》等論著的光輝閃爍；又如周作人、林語堂等人對美文、小品文和“性靈文學”的崇尚，其源頭亦可追溯至晚明公安派。與之相似的是，“為人生”的藝術觀點無疑也是“文以載道”的現(xiàn)代延續(xù)。只不過，此時“道”經由現(xiàn)代批評家的擴充，生發(fā)出了諸如民族救亡圖存、啟蒙等新內涵。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優(yōu)秀因子內化于文學批評之中，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論的傳統(tǒng)根基。

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毛澤東對待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更符合中國實際。他將文藝的人民性、革命性與功用性放在突出位置，對傳統(tǒng)文化則主張批判繼承，古為今用，實現(xiàn)“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目的，化解民族危機，提振民族信心。這種文藝思想在延續(xù)“文以載道”的基礎上，生發(fā)出人民性、政治性和革命性的內涵。因此，在革命文藝中，“我們的問題基本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1）與此同時，人民的文藝也要切合革命的形式，并要創(chuàng)造出各路典型人物，以推進人民對歷史和自身的認識。而后，“文以載道”在延安時期產生了新變，人民性與革命性作為新的內涵被注入其中，并影響至今。這不僅顯示出毛澤東文學批評標準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標準的傳承，也昭示出文學批評標準的生產性和時代性特點。

沿襲著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標準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提出文藝的核心內涵是“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是處理社會和文藝關系、歷史與藝術關系、審美屬性和特殊規(guī)律的重要依據(jù)。（2）這也切合當時經濟建設的中心導向、四個現(xiàn)代化、振興中華的根本任務，對轉型中的中國及其文藝創(chuàng)作發(fā)揮了指導和引領作用。它同樣強調文學批評的思想性，是“文以載道”的另一種生發(fā)和延伸。

新時期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這一批評標準，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文藝上的具體體現(xiàn)。與此同時，習近平總書記也沿用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標準，為當下的“文以載道”賦予了全新的時代內涵，拓寬了“文以載道”的邊界，如“站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和人類社會發(fā)展史的高度，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偉業(yè)的高度，站在黨的百年奮斗歷程的高度”這樣的要求。（3）從“文以載道”內涵的演變可知，進入新時期以后，文學批評的立場、觀點、話語延續(xù)了中國傳統(tǒng)文論，批評標準具有傳承性。由此可見，“歷史對于我們來說，它既是豐富的資源，又是一面鏡子”。（4）因此，文學批評標準中國范式的建立就需要回到歷史中去，其研究要合乎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并以“時運交移，質文代變”的意識和手段，繼承和發(fā)揚傳統(tǒng)文學批評標準，并進行新的總結和歸納。

繼承性是文學批評標準固有的、維護根基的一個方面，而發(fā)展是它能動而不斷革新的另一面，是對當前實際情況的反饋。在中國，新理論范式的建立是對新時代“講好中國故事”的回應，同時也是對西方理論界提出的“理論已死”和“闡釋焦慮”的回答。舊有的文學批評標準所關聯(lián)的文學世界與今天雖大相徑庭，但經歷了批判與延續(xù)之后，那些已經被知識化的觀念和范式被注入新質素，以應對文學發(fā)展的新問題。新的文學批評標準就是在批判繼承舊有的文學批評標準基礎上，面向新時代而產生的。正是文學批評標準的生產性使得文學批評標準能夠在歷時性的繼承與發(fā)展中，呈現(xiàn)出多樣的可能性與革新性，推進文學批評理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批評實踐的深化。由此，文學批評標準之樹得以在傳承與創(chuàng)新中常青。

文學批評標準的生產性與傳承性相互生發(fā)，相輔相成。文學批評標準的傳承性與生產性的關系類似于羅蘭·巴特說的“可寫性文本”。文學批評標準內部充滿了不確定性與可能性。文學批評標準在傳承性之下，不斷生產出多種不同的編碼模式，賦予同一文學批評標準不同的內涵，但其生成均是在傳承基礎上發(fā)展而來，并非任意而為。文學批評標準的生產性以傳承性為基礎，并在新的社會條件與文化背景之下進行調整。傳承性是通過繼承實現(xiàn)對舊有批評標準的揚棄，生成性是對原有文學批評標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特定的時代會產生與眾不同的文學批評標準。這些標準所關聯(lián)的文學世界與現(xiàn)實世界，無疑會在時間的尺度之內成為歷史性范疇，而新時代文學批評標準范式的生成與建構也將由此而生。

由此可以發(fā)現(xiàn)，歷史始終推動也制約著文學發(fā)展。文學批評標準因此在內部形成了一股特殊張力，其始終保證著文學理論建構框架的傳承性。文學批評標準范式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在外因和內因的綜合作用之下發(fā)生變動，并且處于不停的生產與變化之中。批評標準范式的傳承性與生產性相互勾連，不斷開辟新的理論模式與理論場域，以拓寬文學批評標準的視野。

二、文學批評標準的一元與多樣

文學批評的一元體現(xiàn)在批評標準的范式運行上，它是從事文學批評成員的共構與共循。一元是將批評標準付諸實踐時，聚焦時代社會發(fā)展和文學基本理論本身，凸顯相應具有歷史性與規(guī)約性的價值判斷和意識形態(tài)趨向。“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tài)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5）毛澤東此論延伸至文學批評標準的人民性則是批評家所需要關注的中心。習近平總書記對人民性總體原則的強調是“堅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實現(xiàn)好、維護好、發(fā)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解決好“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6）要研究人民的文學審美傾向，大眾的閱讀反應與情感反饋，也要研究文藝作品內部的時代導向與主導價值體系，這些均反映出中心性的批評標準。

當然，文學理論乃至文學批評標準有多樣性的一面，它始終接受差異化的理論并支持著理論不斷創(chuàng)新。正如庫恩對范式的解釋：“一種新理論可能并不與任何舊理論相沖突。它可能只討論以前未知的現(xiàn)象?！保?）文學批評共同體長期以來推行的傳統(tǒng)模式賦予了文學批評規(guī)定性，同時它也允許集體發(fā)展努力追新，這也成為了一種范式。但是，新舊之間人民和黨性的結合同樣是基本原則之一。馬克思指出：“人不是抽象地蟄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保?）人尚且如此，文藝作品就不僅僅具有審美性和情感性，它也具有社會性和政治性。文學批評標準的設立就必須考慮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新時期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這是黨對文藝戰(zhàn)線提出的一項基本要求，也是決定我國文藝事業(yè)前途命運的關鍵。”（9）由此可見，在社會各個時期，國家領導人所倡導的文藝方針政策都強調“加強黨的領導”“尊重和遵循文藝規(guī)律”，這便是文藝研究的紅線和底線。

文學批評標準的多樣性存在有外部原因，其中包括歷史的更迭演進、社會的治亂興衰、語言媒介的更新發(fā)展、主流文藝政策的要求等。此種多樣性之所以能夠存在皆因批評個體的不同。進行批評實踐的個體在人生閱歷、審美經驗上的不同，直接導致了文學批評范式之間的差距。在文學批評實踐中，整個文學批評史可以說是一個范式取代范式的過程，范式的多樣性尤其值得關注。比如，孔子的“刪詩說”、蕭統(tǒng)主持編纂《文選》等，均可視為中國古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學批評實踐。倘若失去了這些實踐，文學批評以及文學史的編寫將無從開展。正是批評使得“某些文學作品被制度化或經典化”。（10）這說明文學批評可以擴大優(yōu)秀文學作品傳播范圍，也可以進一步影響文學創(chuàng)作發(fā)生，對文學史書寫也會產生重大影響。

多樣的文學批評標準是合理性與局限性并存的。其一，文學批評家首先是作為具體的活生生的人存在的。作為普通讀者，他有自己獨特的知識積累、藝術修養(yǎng)和成長經驗。讀者于文學批評中，會發(fā)現(xiàn)批評者對審美對象、文學現(xiàn)象產生的別樣感動，從而形成自己的批評標準與批評觀念，即“詩無達詁”。作為文學批評界的“意見領袖”，他們的權威觀點不僅流傳在文學史中，還能回蕩在大眾讀者的閱讀經驗中，與審美閱讀主體互滲，從而使普通讀者生發(fā)出超越其個人閱歷與經驗的“情動”。其二，從接受角度來看，文本是對所有讀者公平開放的。每一個文學批評家所面對的文學作品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意義生發(fā)空間，從而能給批評家們提供完全不同的理論評價方向和闡發(fā)空間。作為審美對象的文學作品，是“開放文本”，難免使批評家把握闡釋的主動權，走進闡釋的多維空間，凸顯文學批評的多樣話語。文學文本的開放性為受眾提供了聯(lián)想空間，也造成了文本解讀的差異化。批評家對于文學作品空白點的逐層填補，促成了批評主體在批評實踐過程中完成“二度創(chuàng)造”，繼而反哺于文學文本，使文本的內涵不斷豐富，外延繼續(xù)開拓，文學作品趨近完滿。其三，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總是生活在社會之中，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話語行為也總打上時代與社會的烙印。對文學批評而言，文學批評不是批評家們個體的動作行為，層出不窮的批評文本都是特定時代文化的意義顯現(xiàn)。每個批評標準范式都有它形成于特定歷史時期的原因，始終支配著批評家的批評活動，在變動的過程中也應不斷更新迭代。如若批評家不重視個體之間的差異與多樣性，不重視量變引發(fā)的質變，而只放眼于同一性表征，文學內部和外部的革新發(fā)展終將停滯。然而，多樣并非漫無邊際的延展，這是因為外部環(huán)境局限了批評家的批評視野，就好比19世紀的讀者無法理解今天新興媒介的出現(xiàn)給文學接受和文學批評造成的巨大沖擊。我們同樣也無法感悟那個車馬很慢的時代，一紙書信所寄托的厚重情感。處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受眾對于相同文本給出的價值反饋也是不同的。比如，對于抗戰(zhàn)時期“后期浪漫派”小說創(chuàng)作的評價，對于《紅樓夢》的經典形成性評價，均是隨時代洪流而不斷變動的。雖然不同時代、不同群體幾乎都能在“人生如夢，萬般皆空”這個主題上達成一致，但你很難讓清代的讀者們從封建大家族的運作中，發(fā)現(xiàn)21世紀辦公室哲學的縮影。這是因為“一個文本呈現(xiàn)在它的讀者面前的形式不決定于文本本身，而決定于讀者慣常應用于文學的符號因素”。（11）每個個體對文學文本的接受、理解與闡釋都不是完美的。批評從不是為了超越時間和空間的界限，而是承認此界限，客觀對待此界限，以此形成符合傳統(tǒng)繼承性與也符合新時代創(chuàng)新性的文學批評標準。文學批評的中心性打開了批評家開始文學批評實踐的視野，提供了具體批評實踐路徑。文學批評的多樣性體現(xiàn)了批評家不同的批評方法和路徑。無論是多樣性還是區(qū)別性，都潛藏有評論者即時理解文學文本的智慧結晶。他們不會舍棄自己的審美標準與方法，也不可能將文學對象簡單化，以帶入自己的視野范圍中。文學接受與闡釋的過程是視野融合的過程，這個過程便具備圍繞中心與多樣的特點。

文學批評標準盡管是多樣且不統(tǒng)一的，但這種不同應當在合理范圍內游移轉換。文學批評標準一方面要維護中心性與統(tǒng)一性，另一方面要表現(xiàn)多樣色彩，滿足文學批評活動的應許和期待。

三、文學批評標準的學理性與社會效能性

當下，中國文學批評深耕于實然方面的理論性研究并有所建樹，這也為文學批評標準的中國范式建構提供了方向指引。文學批評實踐中映現(xiàn)出的社會導向，是影響甚至決定中國當下文學批評標準范式發(fā)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就當前研究進展而言，文學批評標準的中國范式建構仍處于起步階段，批評標準與批評實踐之間未能搭建起有效對接的穩(wěn)定橋梁。一個完善健全的批評標準意味著“成熟的科學共同體”（12）在一定時期內，能夠為問題的發(fā)現(xiàn)與解決提供共識性的方法與原則。從當前的文學批評實踐來看，現(xiàn)有的文學批評標準對時下生機勃勃的文學現(xiàn)狀有些應接不暇。也如庫恩尖銳地指出：“如果沒人愿冒著很大的風險去對反常現(xiàn)象或帶著新標記的理論做出反應，也就很少或干脆不會有革命了?！保?3）由此可見，文學批評標準的建立需要對文學現(xiàn)場進行新的觀測并加以實踐。

在觀察與實踐的反復中，批評家更需注重批評的社會效能。學理性是當下批評標準呈現(xiàn)出的普遍樣態(tài)。此種標準能夠對現(xiàn)有文藝作品、文學現(xiàn)象進行充分闡釋與挖掘，但其往往被諸多外在因素限制，致使批評研究或浮于表面或糾結于細微之處，難以跟蹤梳理發(fā)展變化速度較快的批評對象，缺乏及時的行為導向。因此，當下文學批評標準的設定尤需關注與追求社會效能，當標準落實到具體批評實踐上時，如對發(fā)布于微信讀書等APP，抖音、微博、豆瓣等平臺上的文學批評新實踐，應當積極進行追蹤研究。目前，在文學批評標準建構中，學理性評價功能明顯比社會性的導向功能更加強勢，批評標準更應對文學創(chuàng)作發(fā)揮作用。文學批評應督促作者不能“只是滿足于表現(xiàn)極端的‘小我’，而不追求‘大我’，這樣的創(chuàng)作，嚴格來講，不是文學，不是藝術。只有表達具有公約性意義的共同經驗，……這樣的作品才會在讀者的理解和認同中流傳，實現(xiàn)其價值”。（14）

此種社會性的導向功能敦促批評家在面對文學現(xiàn)狀時，應自覺調整研究視野，對社會變革與時代發(fā)展做出積極響應，從民族、世界、人民、時代的層面回答文學基本問題。近年來，新媒體文學以其豐富充實的內容與不斷更新的技術，成功吸引了大眾的關注，新媒體文學批評也隨之出現(xiàn)。過往的文學批評標準范式顯然無法招架新媒體文學變幻的對象、現(xiàn)象，因而呈現(xiàn)一種失語狀態(tài)。新媒體文學致使文學批評標準的形成進入了困境。這種困境也預示著文學批評標準必然要進行范式變革，以脫離失語癥這種尷尬的處境。但現(xiàn)有的文學批評研究在很多方面上都未能達成統(tǒng)一。讀者接受成為可以被量化的數(shù)字，閱讀量、閱讀時長、轉發(fā)量、點贊量、評論量等冷冰冰的數(shù)字，成為評價一部作品的重要參照標準。利用網絡大數(shù)據(jù)，新媒體可以精準捕捉讀者的閱讀興趣，并投其所好。在這樣的語境下，那些曾為批評者們共同維護甚至奉為圭臬的批評標準便不再行得通，這是對固有文學批評的挑戰(zhàn)。其次，文學批評囿于傳統(tǒng)學理建構而自說自話，忽視了當下文學現(xiàn)場的變動。再則，盡管一些批評家開始重視當下新出現(xiàn)的文學現(xiàn)象，但為迎合市場與大眾的審美偏好而疏于創(chuàng)構，批評所依據(jù)的理論模式也頗為滯后。面對這樣的挑戰(zhàn)，文學批評的首要任務是面向時代，重返文學現(xiàn)場，聚焦當下中國文學批評理論的充盈與迭代，從而協(xié)助當下文學批評實現(xiàn)社會效能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學理性與社會效能共同標定了文學批評標準的尺度，這個尺度成為錯綜復雜的文學批評網絡的一個個繩結，有助于我們從文學批評的一個個“點”上，理解文學對象是以何種面目進入批評網絡的。當前文學批評標準彰顯的更多是價值與建議，始終缺乏明確的、有效的監(jiān)督合理機制，因此在社會效能方面的作用并不突出。具體表現(xiàn)在很多批評者“逃避對創(chuàng)作中的庸常化、鄙俗化傾向的肯定，張揚無深度、無中心、無典型、非英雄化、非理想化、非崇高化，逃避、消解、弱化文藝的精神和思想的深度，造成了批評主體的乏力、蒼白和迷失”。（15）批評家應將批評標準與批評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從實際出發(fā)，給予文學作品客觀評價。古今中外，文藝無不遵循這樣一條規(guī)律：“因時而興，乘勢而變，隨時代而行，與時代同頻共振?！保?6）文學批評為優(yōu)秀作品與庸常作品劃分出明確分界線，守住了文學之為文學的根基。由此，批評家更需精確瞄準文學批評社會功用的中心點，著力生發(fā)出具有創(chuàng)新性、開放性、人文關懷性的文學批評觀，努力推進前沿理論話語與大眾化視域的文學期待協(xié)同共進的文學批評實踐，著手構建新時代文學批評標準范式。

注釋：

（1）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5）陸貴山：《文藝理論與文藝批評》，第308、320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3）習近平：《展示中國文藝新氣象，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第321頁，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4）杜書瀛：《新時期文藝學前沿掃描》，第227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5）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6）《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tǒng)一——四論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8·19重要講話精神》，《人民日報》2013年8月27日。

（7）（13）〔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第81、167頁，金吾倫、胡新和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8）〔德〕馬克思、〔德〕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頁，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習近平：《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第3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0）〔美〕羅伊斯·泰森：《當代批評理論實用指南》，第7頁，趙國新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4。

（11）〔美〕喬納森·卡勒：《讀者反應批評》，《文學能力》，第178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

（12）庫恩認為：“范式是一個成熟的科學共同體在某段時間內所認可的研究方法、問題領域和解題標準的源頭活水?！币姟裁馈惩旭R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第4版），第88頁，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14）張江：《當代西方文論批判研究》，第7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16）習近平：《在中國文聯(lián)十大、中國作協(xié)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