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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代中國城市文學研究的“內在視野”不斷擴大。通過對“上海摩登”與“都市鄉土”兩種研究范式的分析與思考，現代文學史日益被視為一個內在連續性的整體，進一步確認了中國城市文學獨特的主體性。與之對應的是，在現代性的沖擊、爭辯與反撥基礎上本土性得以祛魅并再生。由此催生出城市文學新的中心命題和研究范式：“在都市書寫中國”并且書寫“都市中國”，即在傳統與當下的相互觀照中，強調本土性、城市性和全球性的共融，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城市文學與文化傳統的接續，以及當下本土經驗的生成，實現古典性與現代性的雙重繼承與超越。

關鍵詞：城市文學 上海摩登 都市鄉土 都市中國

隨著中國城鎮化的突飛猛進，城市本身日益成為“文本”，成為寫作與研究的對象，文學與文化的界限日漸消弭，這也促成了當代城市文學的研究視野從“城市文學”向“文學中的城市”轉向。城市文學研究因此得以突破原有的局限，成為當代社會科學“文化轉向”“情感轉向”“空間轉向”“視覺轉向”“身體轉向”“日常生活轉向”等各種理論“轉向”的十字路口。在這場社會科學跨學科對話中，“文學中的城市”作為“知識與文化的歷史”，成為個人和國家命運不可分割的部分，進而“城市決定著我們的文化”。在這一過程中，通過對城市文學文本性的深入剖析，超越傳統的城市經驗和認知，中國的城市文學研究在時間、空間、情感、器物、人物以及內在文化氣質上都有所突破。一個重要共識是，中國作家和學界試圖脫離對“摩登”符號化的重現和描寫，借助城市歷史與形象的自我重構，在宏觀的歷史敘事和微觀的內在世界持續開拓，不斷豐富中國文學研究的“內在視野”及其本土現代性的追求。

一

“上海摩登”：現代性的沖擊與反撥

晚清以來，對“摩登”符號化的重現與追求，是中國城市文學的重要印記。李歐梵的《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是都市文化研究的代表著作，也提供了中國城市文學研究的重要范式。類似研究還包括陳子善編選的“摩登文本叢書”以及《摩登上海——30年代的洋場百景》、解志熙的《摩登與現代——中國現代文學的實存分析》、張勇的《摩登主義——1927—1937上海文化與文學研究》、張屏瑾的《摩登·革命——都市革命與先鋒美學》、曠新年的《另一種“上海摩登”》、劉建輝的《掛在墻上的摩登——展現欲望都市的又一表象》、吳昊等編選的《都會摩登——月份牌1910s—1930s》，以及梁榮春的《“摩登”雜說》、范富安的《“摩登”的兩個來源》等。

李歐梵的研究突破了文學文本，從文化轉型入手重繪上海史，本質是一種“文學中的城市”的研究范式。這一研究范式帶有鮮明的波德萊爾、本雅明色彩，將城市及其文化作為現代人的庇護所。李歐梵從外灘建筑、百貨大樓、咖啡館、舞廳、公園、跑馬場、亭子間生活和游手好閑者分析“現代”，展現了一個浪蕩子流連其中的不斷商品化的新都市。彭小妍的《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一九三〇年代上海、東京及巴黎的浪蕩子、漫游者與譯者》進一步指出，“浪蕩子的定義，首先必須靠他與摩登女郎的關系來界定。浪蕩子與摩登女郎是一體的兩面；她是浪蕩子的自我投射——浪蕩子對摩登女郎的迷戀，是自戀的展現。更有甚者，摩登女郎是浪蕩子存在的合法理由：摩登女郎是他維持浪蕩子形象的必要條件”。換言之，“摩登”代表了一種浪蕩子美學在中國的生成，是跨越了城鄉、東西、古今隔閡的“永恒的旅人”才能推動的跨文化實踐，它把現代主義帶到中國，詮釋了一種跨文化的現代性。

這一范式影響深遠，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不是一種純粹的城市文學研究，而是轉向對城市書寫的研究。文學研究因此被拓展為城市研究，獲得了更為廣闊的社會與文化意義。譬如李今的《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以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流行的西式現代主義建筑風格、唯美—頹廢的現代都市文學和電影這三大領域構成的現代都市文化對海派小說的影響為線索，去探討海派小說在文學觀念和主題上表現出的獨特的精神特征，海派作家在現代都市環境中從知識分子自譽為舉托‘經國之大業’的神圣心理向社會雇傭者的職業化世俗心理轉變的社會依據，以及海派文學作為現代新市民精神表達者的社會基礎”。對于這一現代都市社會的文化特征，吳福輝有一個俏皮的說法，即“大馬路文學”。相對于晚清時代的“四馬路文學”，“大馬路文學”顯然代表了一種“現代人的娛樂姿態”，而非一種“封建的通俗文學”。葉中強曾將《海上花列傳》看作一部以馬路為文本架構的作品，以馬路為線索，可以窺見城市空間的演變。吳福輝則以“現代”的姿態，指出發生在大馬路的商店櫥窗、影院舞廳、大型游樂場、無線電廣播中的文學，雖然同樣是“商業文化”與“消費文化”，但現代人的“享樂”是“新生”的，代表“現代”與“啟蒙”，而封建遺老遺少的“四馬路文學”象征著“傳統”與“沒落”。同樣是以馬路為線索展開的文學空間，但作為現代性產兒的大馬路書寫得以脫離通俗文學，獲得獨立且現代的身份。

“摩登上海”的想象，因此不僅是上海城市性的表達，也是對于全球化視野下中國現代性的建構。“摩登”及其代表的現代性內涵，為城市書寫提供時代的動能，也為評判文學價值注入了新的標準。城市文化相對脫離了舊的權力支配和規劃，傳統不再是一個籠罩在城市之上的必然的負載物，因此城市就擁有了現代的生活模式和自我變現的力度。都市作為一種現代人的日常生活經驗，在日常生活的庸常無奇中往往蘊含著高貴。吳福輝指出，從審美尺度看，“有根”和“無根”的文學無所謂優劣，只能看誰能表達到美的極致，又與“現代的”情緒直接關聯到何種程度。如果仍然以中國漫長的鄉土傳統為參照系，那么相比鄉土文學，京派、海派自然是“無根”的。不過，如果從審美尺度看，無根的城市文學也能表達美的極致，甚至走向“美的偏至”，同樣是現代中國審美意識的一部分。

“摩登”一度被賦予了現代、進步、文明等內涵，形成了20世紀社會主流價值的言說，甚至構成了某種信仰。在西方現代性展開的過程中，現代性概念本身便是悖論的存在，往往被區分為理性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審美現代性催生了對理性現代性的批判意識，文學藝術因此可以居于現代意識的中心，拯救對于進步的信仰。“它表明了一種終于清醒的現代性意識，那就是波德萊爾的現代性意識，他早已明白，進步的百年理想必定意味著‘兩種矛盾的觀念，即自由與宿命的同一性’”。這也是以李歐梵為代表的城市文學研究的“摩登”范式試圖對接的思路，但是面對“五四”作家根深蒂固的現代性崇拜，李歐梵也坦陳除了少數例外（如魯迅），很難發現真正的“頹廢者想象”，也自然缺少審美現代性對理性現代性的批判。換言之，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中，“科學”“啟蒙”“現代”等觀念已經成為無上的新宗教，理性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之間的張力消弭了，因此少有對“現代性悖論”的揭示。

早先城市研究對現代性的諸多概念的簡單套用，有關公戰秦瓊之感。李歐梵等否認審美現代性在現代中國表現為一種清晰的美學原則，但對于現代性的多幅面孔，乃至現代性的自反性特征，中外學者都有著清醒的認知。尤其是在本土學人對“摩登”與“摩登主義”（“Modern”與“Modernism”）的命名之中可見一斑。解志熙在《“摩登主義”與海派小說——〈海派小說論〉代序》中指出，使“現代”時尚化以至于庸俗化的文化消費和文學行為方式，就是“摩登主義”。雖然“摩登主義”不一定是“反摩登”，但往往為迎合大都市市民階層的文化—消費趣味，一味追逐時尚、尖端、新鮮與刺激，復制“現代”所以貌似“現代”。“‘摩登主義’也可以說是一種現代性，即馬太·卡林奈斯庫在《現代性的五面觀》中所謂‘媚俗’（kitsch）是也。”可見，隨著“摩登”向“摩登主義”的滑落，李歐梵開始反思上海都市文學并沒有催生出真正的“頹廢”（decadence）立場，作家們在道德和美學上缺少有意識地、招搖地培養一種自我間離風格，以此對抗資產階級都市自以為是的人性論和矯飾的庸俗主義，而“矯飾的庸俗主義”便是解志熙所謂的“媚俗”面相，盡管缺少了頹廢美中的崇高追求，但這正是“現代性”在中國文學中的重要特質。

相比于“五四”高舉的“啟蒙主義”，“摩登主義”依然符合現代主義的趣味，是波德萊爾所謂“自由與宿命統一體”。它既帶來了審美的自由，也孕育了偏至的宿命，由“摩登”問題化而來的“摩登主義”正是現代性“文化危機”的具象。因此，張勇的《“摩登”考辨——1930年代上海文化關鍵詞之一》指出了“摩登主義”背后的批判性：“‘摩登’被賦予負面意涵，表明了在30年代中國的現代化實踐中的兩種批判性傾向：一是對西方以消費為特征的物質文明、生活方式的抵抗，二是對一味表面仿效西方的警醒。由于與中國的現代化實踐息息相關，‘摩登’也就成為了諸種力量之間斡旋的場所，其詞義、詞性色彩的變遷，既是這些力量所形成合力作用的結果，也映射出當時政治、社會、文化諸種力量之間的復雜糾纏關系。”張勇更重視“摩登”命名背后的矛盾性，正是在“摩登”與“摩登主義”的爭辯與反撥之中，中國探索著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從某種程度上說，對“摩登”與“摩登主義”的區別命名，表明研究者注意到本土現代性的特質，試圖重構現代性的內部悖論，為中國城市文學獨特的演化提供新的闡釋路徑。

當下社會科學研究日益形成共識的是，源于西方文明史的“市民”“公共空間”等理性現代性的核心內涵，以及“浪漫”“頹廢”“唯美”等審美現代性概念，都不能無縫對接中國的現代化經驗。集中表現在，中國城市文學現代性的獨特之處并不在“頹廢”與“唯美”的想象之中，而更體現在“摩登”與“革命”的關系中。張屏瑾的研究集中呈現了這一維度，“現代主義運動的內涵使摩登與革命從未停止過糾纏，這樣的狀況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種種政治實踐有著復雜的對應關系，從而呈現出中國獨特的城市經驗。這筆遺產今天正面臨著被人遺忘的命運，漸漸地只剩下了燈紅酒綠的外殼，而它的內涵化入了世俗政治道德，被抽取為干燥不堪的陳詞濫調”。如何摒棄“媚俗”外表的干擾，在“摩登”與“革命”時髦形式的表面關聯之下，探究它們何以最終會被統一在同一種看待現代世界的感覺和眼光之中，始終是現代中國城市文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也是難點問題。其中尤為有價值的探索是，回到“摩登”的原貌——損毀現代性與建構現代性的統一體，深入“摩登”諸種面相的爭辯反駁，呼應以魯迅研究為代表的經典路徑，那便是對反抗歷史異化的文學書寫、內在情感與生存體驗的揭示。進一步說，我們不僅要認識到“頹廢—唯美”并沒有真正主導中國的城市文學及其研究，而且須承認“摩登—革命”才代表其內在的精神向度。

“上海摩登”作為一種研究范式，深刻影響了中國城市文學現代性研究。一方面突出了“海洋（海派）”與“內陸（京派）”、“現代”與“傳統”、“世界”與“民族”、“西方”與“本土”等一系列的文化對壘，為城市文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啟示意義；另一方面“摩登”時常被意象化、浪漫化了，涂抹上了時代的光暈，而忽視了局限于孤島的海派文化的先天不足，往往也導向對西方舶來的單一現代性想象的崇拜。毋庸諱言，將以“上海摩登”為代表的現代性系列觀念套用于中國城市研究，的確存在著一定的理論隔膜，其局限性正體現出“西方沖擊—中國反應”研究范式的不足。解志熙、張勇、張屏瑾等推進了對“上海摩登”研究的反思，揭示出“摩登”概念升騰背后復雜的糾葛，使“摩登”與日常生活、革命、文化消費、現代體驗與想象乃至“反摩登”的多重關系得以呈現，而城市文學也被視為政治、社會、文化諸種力量之間競爭的場域。通過不斷地調整與充實，中外學人逐漸為城市文學研究注入了更多本土內涵，特別是對“革命”與“摩登”內在聯系的揭示，體現出中國城市書寫以“革命”話語為主導的現代性想象的獨特性，凸顯了多元現代性的特質。

二

“都市鄉土”：本土性的解魅與再生

如上所述，李歐梵、吳福輝、李今、彭小妍等學者，一反對于海派小說的負面評價，賦予其現代性的內涵。“摩登”作為一種書寫策略和批評視野，開拓了現代文學的研究視野，“現代性的追求”“重估20世紀中國文學現代性”等話語也成為中國文學研究延續至今的命題。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重估20世紀中國文學現代性”系列討論中，一個代表性的觀點是，中國知識分子始終存在著強烈的現代性焦慮，五四文學思想高揚理性，而缺少“現代性”思想中的非理性、反理性內涵，因此20世紀中國文學思想依然是前現代性的。中國城市文學研究的“摩登”范式其實也延續了這一思路，即便最具現代性的上海書寫，也很難被研究者完全歸為現代主義文學。正是從反現代性的角度出發，楊春時、宋劍華等人的系列論述認為，20世紀文學屬于近代文學，不屬于現代文學，現代文學應該被定位為“新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與現實主義具有天然的親近性，因此以“海派”為代表的現代都市文學，是“五四”現實主義文學的合理延伸。

與之針鋒相對的是，王富仁的《中國現代主義文學論》認為魯迅《狂人日記》開啟至今的創作方法應該稱之為“中國現代主義”，中國新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實際是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王富仁甚至認為，反對“反傳統”的潮流在中國就是“反現代”的潮流，這兩者在新文學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形影不離，這一特質歸因為“中國現代主義”不同于西方，而具有自己獨立的表現形式和特征。具體而言，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反對的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文學傳統，而中國的“反傳統”針對中國的古典主義，而“反現代”意味著另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試圖借鑒傳統資源抵御單一現代性的沖擊，為爭取本土評價乃至現代世界的權利謀求精神的避風港。因此，前一種思潮孕育了中國現代主義文學，而后一種思潮催生了中國的新古典主義文學。王富仁的如上論述精辟獨到。譬如茅盾、丁玲等人的都市小說充滿了對歷史封建性的批判，因此是“反傳統”的，但是對極平凡的都市世俗生活細致入微地描摹，也處處揭露出現代社會的荒誕性，如此又顯然是“反現代”的，以往這種雙重性往往成為現實主義文學的特征，而不被認為是現代主義的，這會造成對中國文學問題獨特性的遮蔽。“五四”以來的城市文學研究因此難免呈現出一系列難以調和的錯位，而王富仁“中國現代主義文學”論述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困境。

“新古典主義”與“中國現代主義”雙重視域的交鋒為我們提供了重新理解現代性的契機。近年來中外學者逐漸回歸文學史現象的內部，從中國現代作家的實際創作心態和感覺方式重估現代性。其中“現代文學的起點問題”是一個常說常新的話題。王德威提出了流傳甚廣的“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之說，而新近出版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則進一步將晚明作為早期現代性的起點，事實上這一觀點接續了從五四時期胡適、周作人、嵇文甫到新時期任訪秋等學人共同的探尋。胡適曾將宋代晚明以降的市民文藝追認為“五四”白話文運動的遠流，而晚明名士派及其市民文化，因為與現代文藝的情趣相似，更是啟發中國學人以今博古，對歷史展開種種現代意味的介入。如此看來，“新古典主義”與“中國現代主義”是統一的。李奭學指出，這一對文學和文學史的理解范式，“都是一種中國和非中國因素的混合體”，因此現代中國文學“緣起”的故事，必然具有開放性結局。

現代文學的起點不斷被“前移”事出有因，作為“開放性結局”的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問題一直存在認知局限，這也牽涉到對城市文學以及文學雅俗問題的評價。“五四”的新文學傳統提倡平民文學，而反對傳統的貴族文學和士大夫文學，但其本質依然是屬于城市知識分子階層的雅文學，這在胡適從“國語的文學”到“文學的國語”的論述中清晰可見。而對于晚清以來的鴛鴦蝴蝶派等新興商品化的俗文學，五四文學則采取了排斥的姿態，與這一俗文學傳統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海派文學、城市文學，自然也一直面臨正名的危機。但是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對俗文學傳統的認同，那么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們對于晚明、晚清乃至宋代以來的市民俗文學傳統的追溯便無從談起。因此，范伯群等本土學人對于中國現代文學起點“向前位移”的探索尤具價值。范伯群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理應向前位移至以《海上花列傳》為代表的海派都市小說的流行，因為此時現代性的諸多因素皆已具備。

在超越雅俗、融會中西的思路下，范伯群進一步提出“都市鄉土小說”的概念。這一嫁接概念的啟發性在于，他把現代都市文化對接上了傳統的鄉土小說，而這正是以魯迅為代表的都市僑寓文學的內在特質，也是晚清以來通俗文學的美學追求。此類寫出大都會從雛形、初建、輪廓、伸展、建成乃至擴張過程中的民情民俗民風演進的“都市鄉土小說”，被認為是市民通俗文學對我國現代文學的重大貢獻。范伯群說，“現代化的歷史或許可以說是鄉土性的逐漸沖淡，而世界一體化的共同點的不斷增強，但淡出并不等于民族特點和地方色彩的泯滅”。這一研究范式試圖超越雅俗之爭，融會中西之長，打破城市與鄉村、現代與傳統的天然隔閡，重視文學中的地域文化特色，擴大了鄉土文學的內涵，破除鄉土文學與城市文學之間的對立，從而將審美價值置于文學的中心，賦予中國現代文學獨特的現代性特征。陳思和認為，這一研究范式“令人信服地敘述了現代文學的起點向前移位，不僅僅依據了思想文化的進步或者外來思想推動，而是強調了文學自身的特征和規律，以及文學史的研究歸根結底是對作家作品的研究，只有從文學自身運動中尋找其發展規律，才是最貼近文學史本身的真相”。可見，與“上海摩登”對“世界”與“現代”的單向奔赴不同，“都市鄉土”并不執迷于對歷史、傳統與鄉土的祛魅，而以往文學史敘述中一些被忽略、被遮蔽的城市文學文本，得到重新發掘和評價。譬如《海上花列傳》《海上繁華夢》等由于作家來自本土本鄉，能夠書寫本地民間生活而非異地的大都市生活，因而更加重視現代化歷史進程中傳統文化、地方色彩與民族特點的更生，更能貼近作家作品和文學史本然狀態，對于全球化時代中國特色城市文學建構也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無論是“新古典主義”還是“中國現代主義”，都旨在打破固有的近現代文學分期，突破過往研究范式的視野局限和歷史局限，在中西比較的視野下，通過將現代文學史視為一個內在連續性的整體，進一步確認了中國城市文學獨特的主體性。“都市鄉土”作為一種研究范式是對都市分析派小說研究的補充，后者思考“ 普遍性”和“共同性”的問題比較多，“而對都市民俗的地方情趣的考察就比較少”。相較而言，“上海摩登”側重于從“世界主義”和“現代主義”雙重視角解讀上海的摩登史，對“民族主義”的探求較為謹慎。從“上海摩登”到“都市鄉土”的范式轉換，內含著凸顯中國文學本土性問題的旨歸，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本土性從祛魅到更生的歷程，這是對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的再認識。

三

“都市中國”：古典性和現代性的雙重繼承與超越

現代性在波德萊爾那里并不是用以區分古今的標簽，而是一種對現代藝術新觀念的倡導。對于一個有著源遠流長鄉土文化的文明古國來說，城鎮化無疑是一次必不可少的“沖擊—反應”過程。然而客觀地說，這一“沖擊”還是有限的，“現代的誘惑”對于中國知識分子并沒有想象得那么大。也許正如李歐梵所說，現代性從來不曾在中國文學史中真正獲得過勝利，相對于鄉土文學“永恒的勝利”，城市文學從來也不是中國文學中的勝利者，甚至扮演了“無法現身的大他者”。張法、張頤武、王一川在《從“現代性”到“中華性”——新知識型的探尋》中則斷言，歷史證明了“‘現代性’偉大尋求的破滅”，因為中國現代變革的過程往往顯現為一種“他者化”（西化）的過程，因此要提倡“中華性”，即對古典性和現代性的雙重繼承，同時，又是對古典性和現代性的雙重超越。

“都市鄉土”范式提供了我們理解這一雙重繼承的視野，體現了當代學人拉長現代文學生命線的努力。五四時期，除了魯迅等僑寓文學的寫作，茅盾、老舍等人皆主張文學應該具有“風土”和“土之力”，并且提倡地方的自然背景與社會背景交織的“錯綜相”，追求特殊的色和味。施蟄存的上海因此是鄉土的外化，而張愛玲的都市內在又是鄉土形態的“市聲”，及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內憂外患之際對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民族形式”的探索，都旨在呈現古典性與現代性的雙重視野。如范伯群所說，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應該是“多元共生的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歷程”。近年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深入，城市生活及其經驗幾乎變成所有作家的生存背景，城市即是故鄉，而都市皆為鄉土，“都市鄉土”事實上已然變為“都市中國”。當代中國學人敏銳感受到了這一巨變。其一是李敬澤提出“在都市書寫中國”，其二是城市空間研究的代表學者夏鑄九也提出“都市中國”。前者注意到當下作家創作經驗與本土生活體驗乃至文學評價體系的總體關切之間的距離；而后者則希望把中國都市化進程與其再現的城鄉關系聯系起來，納入全球化時代區域空間結構變遷的框架思考。可見，學界普遍迫切需要一個新的闡釋框架為當下的中國經驗命名。

李敬澤提出“在都市書寫中國”，源于對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生作家群體主導當代文壇的憂思。這一代人的童年記憶便在城市，他們從根子上就是“都市人”，“他們不是從城鄉對立的架構中去觀照自身經驗的，城市對他們來說不是前往或逃離的問題，他就‘在’這里”。他們脫離了“鄉土”與“自然”，但是不能很好地處理都市之中“那些混雜的、未經命名的經驗”，只能借用西方文學處理現代都市生活的經驗，因此探索“在都市書寫中國”變得必要且緊迫，這不僅意味著要回答“如何寫作”，還意味著未來中國文學總體評價體系必將轉變，因此也是重構本土書寫乃至城市文學研究的契機。

由此可見，“在都市書寫中國”并且書寫“都市中國”，應當成為研究范式新的探索方向。其價值在于這一范式不僅代表了全球化與地方化的雙重趨勢，也提示著古典性與現代性的雙重繼承。在此視野下，近年的城市文學研究有三條重構本土現代性的思路值得重視。

其一，空間上的拓展。走出對歷史、租界與時尚的戀物癖，重現地域化的空間書寫。當下的社會科學研究強調空間是社會的一個重要物質維度，且與其他的物質維度發生各種關系，進入這一關系的人賦予空間以形式、意義和功能。譬如張英進曾提出經典的中國城市文化的三重構形——空間、時間與性別，其中居于首要的便是空間構形。文學作為“表征的空間”，本質是精神的一種虛構物，象征著空間內對符號更高層次和更富有創意的使用。文學的空間性因此是其根本屬性，也是一種對城市是否有根的質詢。

近年來，在古典城市文學研究領域，梅新林、葛永海、曾大興、鄒建軍等文學地理學視野下的城市研究佳作不斷，落腳于中國城市敘事的古今演變研究，聚焦從“鄉土情結”到“都市意識”轉變的文學與文化意義，從敘事形態、心理向度、空間意義等多重視角對中國城市特征進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探討。譬如葛永海的《中國城市敘事的古典傳統及其現代變革研究》，以宋前、宋元、明清、近代四個階段觀照現代轉型前的城市敘事，確立了“都城圣詠”“市井俗調”“城鎮和聲”“都市變奏”四個美學特征，第一次系統論述了中國城市敘事的發展軌跡和演進脈絡。

張鴻聲曾批評20世紀90年代的上海文學，“上承新感覺派，在全球化、西方化的想象中，卻脫離了中國文學與中國特性，再一次喪失了上海特征。不管哪一種文學，卻都以丟掉‘上海’為前提”。這一迷失也促使21世紀的上海城市文學研究逐漸走出單一的“上海摩登”敘事，不再滿足于“上海懷舊”或對全球化的種種想象。一方面，老上海十里洋場的風華回歸一種建立在個人經驗之上的切身想象；另一方面，又從地方性、歷史性與人生意義角度對上海的歷史進行祛魅與還原。譬如李蕓深入分析王安憶筆下的弄堂和顧繡、金宇澄的街道與工人新村、夏商的浦東、王承志的同和里、程小瑩的工廠、吳正的溧陽路等本土化想象，揭示花園、租界、弄堂、街道、工廠、城郊等不同城市空間的多樣性，為城市書寫注入濃郁的地方色彩。宋偉杰的《測繪現代北京：空間，情感，文學地形圖》、張惠苑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中的城市研究——以地域文化為考察中心》、朱軍的《上海文學空間論：憂郁、理想與存在》、林崢的《公園北京：文化生產與文學想象（1860—1937）》等則集中體現了“空間轉向”的研究思路，提倡“深度質詢下的文學中的城市”。地域化的質詢揭開了懷舊、消費視域下的城市文學寫作的無根狀態，進而挖掘城市在“文化疊壓”中積淀下來的文化內涵。嚴家炎在談及海派文學研究時指出，“區域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里所說的傳統文化，自然也包括近百年來對外開放過程中形成的新傳統文化在內”。以空間研究為角度，近百年來一系列重要的文學主題——京派與海派、憂郁與理想、抒情與革命等得以辯證化闡釋。上海是一個跨越城鄉、超越中西的開放共生空間，這種對古典性與現代性的雙向繼承應該成為一種“作為方法的上海摩登”。這一方法具有普遍的效用，不僅要在大敘事中把握北方內在的倫理道德與敏感的意識形態觸覺，也要直面南方微觀人生的打造與審美化的人生書寫，關注西安、哈爾濱等其他城市空間敘事的多種可能性。在呈現人文、歷史建構的圖騰的同時發現微觀的日常生活，在情感—空間的二元互動視野下建構可親可感的城市文學史。

其二，時間上的回溯。在全球現代性危機下，以一種“長時段”的書寫，通過回溯本土近世精神的源流，在中國內部發現歷史。其中從“南方”“新南方”走向多元現代敘事的范式轉換，尤具時代特征。譬如蔣述卓、王德威、張學昕、黃健、李鳳亮、楊宏海、王宏圖、賀仲明、楊慶祥、劉小波、朱軍等強調“江南”與“新南方”在當代文學中的結合，并不是偶然現象，它不僅代表了中國作家和學人對“古典”的迷戀，更隱含了對“現代”的探求。“南方”被推崇為一種“語言經驗”“敘事策略”和“抒情風格”，而“南方的詩學”乃至“南方精神”因此對接上了抒情傳統、國族寓言、文人情懷、市民趣味乃至早期現代性的開端，成為全球現代性危機下本土化敘事的一種自覺拯救。在對“南方之南”“新南方”的深入關注中，城市文學研究進一步超出了“海派”“租界”“南風”格調的統治，而衍生出傳統地域視景外新生的文化氣息。

對“南方精神”的追溯，打破了僅僅以鴉片戰爭后的上海“開埠”作為城市研究起源的迷思，挖掘出比“上海摩登”更加久遠的一脈相承的地域特色和本土資源。這一追溯更利于觀察宏觀的歷史敘事和微觀的細小內在世界中新的特點，在時間、空間、器物、人物以及內在文化氣質上向縱深拓展。一種更長時段的現代文學書寫，超越了以世代易變、政治更替為特征的“短時段”觀察，深入文與野、中原與邊地、羈縻與離散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中，新京派文學、新海派文學、蘇州文學、天津文學、特區文學、嶺南文學等得以水落石出，從而將世俗人情、時尚藝術、大眾文化、婦女生活和空間地理納入城市文化整體性的視野。

其三，美學上的再造。對城市書寫意象性、情感論、人生論傳統的挖掘，自覺回到文明深處挖掘中國化的城市美學。作為現代派的重要譯介者和實踐者，施蟄存曾提出“意象抒情論”，意在提煉富有中國特色的城市美學。以意象性與抒情傳統相融合為契機，追求歷史意象、空間意象與心理意象的高度統一，城市的物象和情感得以從中國文化傳統汲取鮮活的生命力。“物與我”“情與景”“愛與美”交匯照亮的意象美學觀，正在成為全球化時代講述中國故事的重要精神資源。王富仁所提倡的“中國現代主義”也建基于中國人自己的人生哲學，因為在中國文化中，主體感受與客觀現實、人生觀念是三位一體的。

意象與抒情乃至人生觀的統一是中國獨特的言象系統造成的，城市文學研究的突破集中呈現為對作家語言本土化風格的挖掘。通過對吳語、秦腔、貓腔、粵語、河南話、東北方言等的發掘，地方性語言和戲曲唱腔成為凸顯城市文學本土特征的重要載體，方言、口音、語調在創作中也最能顯示作家駕馭地方性語言風格的能力，對標簽性地方語言的捕捉，有力拓寬了身體與地方、人與環境的情感關聯。民族性和本土性的元素借此成為世界性圖景的一部分。在張學昕看來，城市書寫需要達成一種本土想象的詩學，“對語言的重視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強調詞語對感覺的真切表達，強調敘述情境，追求敘事向著感覺還原，其中大量的意象性話語和抒情性話語的使用，隱喻、象征中蘊含的智慧、靈氣既體現了母語文化的深厚傳統，又充滿著經過現代意識過濾后的開放性和反諷性意味，由此帶來小說文體的獨創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補充著中國文化的精華意蘊”。正是獨特的言象關系，蘊藏著中國作家對城市“可讀性”的獨特理解。通過喚醒語言與物象的本真性，重構言象關系，煥發城市及其風物的生活美學與人生意義，營造出全球化時代中國人存在的家園。其中城市意象與抒情傳統的對話，確立了中國文學的“可識別性”。本土現代性的生成呈現出多種可能，孕育于時空觀念、人生哲學、情感意識、民族語言乃至現代精神深處。這正如巴特所說，文學應該成為語言的烏托邦。

綜上可見，“五四”以來的文學本土化研究多局限在鄉土文學領域，新時代的城市文學研究立足“全球化”與“地方化”的二元辯證思考，確立了多元開放的文學本土性概念。葉祝弟辨析全球地方化、發明傳統與城市再生之間的內在關聯，認為這一書寫策略“表面上是通過發明傳統，重復講一個過去的故事，實質上是以倒退著走的方式指向城市的未來”。從“上海摩登”到“都市鄉土”再到“都市中國”的研究范式轉換，基于文學本土化的傳統定義與民族資源，將全球城市、在地化等概念不斷納入城市文學本土性問題的討論中。這一討論依然在持續推進，城市文學的范式轉換既要兼顧市民文學傳統在當代的傳承，也要在現實生活中汲取文學本土化的新鮮經驗，還要顧及全球化時代現代性與西方文學資源在中國語境中的合理吸納，進而在全球城市與本土實踐的激烈碰撞中識別出作家作品的本土化因素，并最終建構更為獨立的學術話語和中國特色的城市文學研究。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