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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中國舞”？“中國舞”是如何形成的？美國威廉瑪麗大學現代語言與文學系中國研究副教授魏美玲在新書《革命的身體：重新認識現當代中國舞蹈文化》（以下簡稱《革命的身體》）中回顧了20世紀30年代至今的中國舞發展史：從戴愛蓮、康巴爾汗等舞蹈家對中國舞事業的探索到“十七年”社會主義舞蹈文化的開創，從中國舞的黃金時代到市場經濟大潮下的舞蹈《雀之靈》，勾畫出“中國舞”的歷史進程及其背后的時代精神。日前，曾先后在北京舞蹈學院和上海戲劇學院深造的魏美玲回到中國，在其新書《革命的身體》分享會上，講解了自己對于現當代中國舞蹈文化的研究成果。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員江東，北京舞蹈學院人文學院教授李北達，北京體育大學藝術學院教授李小芬，中央民族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學院院長、教授關凱參與了對談。

“中國舞”是中國獨有的舞種

魏美玲認識中的“中國舞”主要指中國民族民間舞和古典舞。魏美玲提出，“中國舞”是一個非常有彈性的概念，戴愛蓮、吳曉邦、康巴爾汗、崔承喜等舞蹈家的努力及延安新秧歌運動都是促成“中國舞”形成的重要條件。芭蕾、現代舞也參與了“中國舞”的早期探索。中國舞教育體系的正式設立始于20世紀50年代，康巴爾汗、崔承喜率先進行了少數民族舞蹈的探索，1954年北京舞蹈學校（現北京舞蹈學院）進行中國舞教育和普及，確立了基本的訓練體系。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對舞蹈外交非常重視，中國舞蹈代表團在1949年至1965年間曾赴非洲、美洲、歐洲、亞洲地區巡演，參與“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赴東歐和蘇聯展演，榮獲多個獎項并贏得國際關注。同時，“中國舞”在國內也獲得推廣，舞蹈編導創意性地改編地方元素以探索舞蹈的“民族形式”。在推進民族識別工作、挖掘民族文化內涵、提高民族認同的背景下，以民族與區域多樣性為原則創作講述社會主義政治理念的“中國舞”，題材涉及婦女解放、少數民族社會主義革命等。

1966年之后的一段時間內，“樣板戲”和“革命芭蕾”成為中國有代表性的舞蹈形式，影響了今天國際學界對中國舞的判斷。魏美玲對此表示，“革命芭蕾”是特定語境的產物，不能代表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而“中國舞”才是社會主義舞蹈文化的主要內容，并歸納出三個中國舞的核心理念：一是“動覺民族主義”，即“怎么去尋找一個中國獨有的舞蹈形式和風格是中國舞的核心目標”；二是“民族及區域包容性”，即“中國舞一直非常重視中國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聲音”；三是“動態傳承”，即“中國舞不是一成不變的傳統舞蹈，形式不是過去的、古代的，不是靜止不動的”。

以舞為媒講述中國故事

魏美玲認為，20世紀70年代末及80年代出現的漢唐古典舞和民族舞復興現象，實際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民族題材和審美實踐的延續，如大型民族舞劇《絲路花雨》的基礎是戴愛蓮創作的敦煌舞題材作品《飛天》，舞蹈《雀之靈》的前身是毛相編導的《雙人孔雀舞》、金明編導的《孔雀舞》等。近些年來，新一代舞者古麗米娜延續了康巴爾汗的新疆舞風格，一些傳統的舞蹈作品得到復排，更出現一批富有實驗性的作品。如大型歷史舞劇《碧海絲路》的航海敘事回應了國家“一帶一路”政策，可見舞蹈與國家、社會發展的緊密性。

江東認為，作為“他者”的魏美玲以局內人的理解和國際視野考察中國舞的發展歷程，并給予客觀、中肯又有學術高度的評判，有利于“中國舞”更好地走向世界。李北達就“動態傳承”分享了傳統舞蹈類非遺項目保護的“活態傳承”原則，并介紹民族民間舞據其“改編”程度可分為“衍生態”“準自然民間舞蹈”“藝術”三種類型。李小芬借《革命的身體》中三個核心理念解釋了霹靂舞和國標舞在中國的在地化，認為外來文化傳入中國后被吸收和內化為具有中國特色的藝術形式，是民族文化自省、自覺和自信的實踐過程。關凱則稱該書是關于舞蹈的知識社會史研究，以舞蹈作為方法考察一種觀念被貫徹到對身體審美的塑造之中的過程是如何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