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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網絡文學能否入史與如何入史，在學術界存在爭議。傳統文學史家與激進的網絡文學研究者，都對此持有否定態度。而網絡文學史的書寫實踐之中，也形成了“視野融合”下的新的文學史觀念。筆者認為，中國網絡文學屬于新媒介影響下的通俗類型文學，即“新類型文學”，它應該被放置于“新世紀文學”的時間維度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科歸屬之下，進行分析和討論，而它在“中國經驗”與“媒介先鋒”之間的二重性，是其文學史實踐的關注點。

關鍵詞：網絡文學；文學史；當代文學；學科歸屬；中國經驗

經過二十多年發展，網絡文學已從一個“文學事件”變成了“文學現象”，進而成為不可忽視的“文學潮流”。網絡文學的研究，已從最初的忽視與遮蔽，漸漸變成了研究新熱點。很多學科不斷介入，文藝學、傳播學、比較文學、文化產業學、現當代文學等諸多學科，都從各自角度介入網絡文學研究，形成了“多元爭鳴”的研究現狀。然而，一方面，由于網絡文學是基于新媒介傳播產生的新文藝，傳統的任何一個學科，已很難從單一學科知識背景出發，形成真正“有效”的闡釋。其研究方法，必然要求多學科的融合；另一方面，我們對于網絡文學的學科定位和文學史定位，也產生了諸多混亂，很難形成真正統合。這種情況下，“網絡文學入史”也就凸顯了它的復雜性和難度。

一

網絡文學能否入史？如何寫網絡文學史？網絡文學研究已出現歷史化傾向，并出現了文學史寫作，以及將之納入文學史規劃的努力。研究成果來看，歐陽友權的《中國網絡文學二十年》是目前網絡文學史書寫的成功嘗試：“文學史的意義上，該著是對中國網絡文學二十年發展的系統總結，對網絡文學的歷史地位、貢獻及其問題、局限做了概括與研判，初步形成了中國網絡文學史的概貌，而且該著還對中國網絡文學的理論評論進行了專門的概述，形成了中國網絡文學批評史的雛形，這顯然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1］如果仔細研讀，會發現該著作的特點在于，立足大數據，以史論結合、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方式，細致勾勒中國網絡文學演變脈絡，概覽全民寫作時代興起、文學網站平臺、網絡作家陣容、網絡文學作品、網絡文學產業經營、網絡文學閱讀、網絡文學理論批評、女性與少數民族網絡文學等不同分支的發展歷程。

可以明顯看到，歐陽友權的文學史書寫思路，與傳統中國文學史寫作的不同。它有非常強的媒介性和理論性，不是以“作家作品”為中心，也不是以“文學思想史”“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為經緯，而是立足于“媒介變革”，并非常強調理論和讀者接受，網絡文學平臺媒介和產業經營的作用被凸顯。這表明了網絡文學形態本身變化對中國文學史書寫的沖擊；另一個角度而言，其對媒介傳播、讀者接受、邊緣文學史群體（女性與少數民族）的重視，也并非“天外來客”，而是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學史書寫的諸多關注熱點有密不可分的關系。特別是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這些年已產生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例如，錢理群的《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15—1927）》。然而，歐陽友權的這本書，依然有強烈的“網絡時代風格”，即它是建立在研究方法綜合基礎上的，也是建立在學科交叉融合基礎上的。因此，這本網絡文學史，既不同于傳統中國現代文學史，也與通俗文學史寫作大異其趣。其傳統的“作品作家論”地位下降，表現在“融合視野”內，則是“專門史”地位上升，與傳統文學史寫作的溝通性，則顯得仍然有待探索。

當然，回歸傳統文學史工作，立足作家作品經典化的嘗試，也有很多成功案例。比如中南大學、北京大學、山東大學研究團隊歷年推出的《中國網絡文學年鑒》《中國網絡文學雙年選》和《中國網絡文學理論評論年選》等資料準備。比如邵燕君的《網絡文學經典解讀》《創始者說：網絡文學網站創始人訪談錄》等著作，從網絡文學資料整理、經典化篩選等方面，做了扎實有效工作。單曉曦的《入圈：網絡文學名作細評》《網絡文學的合作式批評》等專著，探索利用傳統細讀方法，研究網絡文學可能性，其他諸如陳定家、桫欏、王祥、李瑋、吳長青等學者，也做了大量文學史基礎工作。

二十年的時間，雖然不是很長，但網絡文學產生了巨量的作品和作家，僅2021年，全國45家主要網絡文學網站全年新增作品250多萬部，存量作品超過3000萬部，新增注冊作者150多萬人，新增簽約作者13萬人［2］。其中每年活躍的作者，大概有70多萬。網絡文學也形成產業化規模，創造了巨大經濟效益，其對普通民眾的影響力與海外的影響力，也都有著不容小覷的發展。2020年網絡文學出海市場規模增速為145%，海外市場規模達11.3億，用戶規模增速160.4%，達8316.1萬人［3］。網絡文學也產生了很多具有一定“共識性”的經典化作品——盡管這種“共識”并非精英文化圈的共識，還主要是產生在網絡文學的作者讀者圈。由此，我們看到，經過二十多年發展，網絡文學已具備文學史寫作的基礎，也已出現了自身經典化的文學史邏輯訴求。網絡文學形成文學史，抑或說網絡文學入史，也標志著網絡文學走出紛亂的文學批評現場，最終會在史學領域經歷經典化提升。

這個過程之中，也有著不同聲音，也形成了對“網絡文學入史”的質疑。這種質疑聲音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某些傳統文學史研究者，他們堅持精英文學的文學史標準，網絡文學良莠不齊，且大多是通俗類型文學，并不具備進入文學史的資格。這種反對的聲音，主要是在相對保守的精英文學圈，聲音雖不大，但影響深遠；二是在網絡文學研究內部，也存在著反對網絡文學入史的聲音。這種激進化研究思路，受到科技與后現代思維影響，它更強調網絡文學本身斷裂性與自足性，更愿意將網絡文學科技化、符號化與游戲化。這種激進的網絡文學研究思路，試圖將網絡文學變成“事件”，進而將之永久的現場化與理論現象化，更熱衷于討論游戲文本與網絡文本的互文性，凸顯媒介性與產業性的獨一無二性。它拒絕經典化，拒絕網絡文學的有效學科歸屬，拒絕進入現有文學史研究框架。這種網絡文學認識論，有著取消文學性，以科技屬性替代文學屬性的潛在危險。

二

那么，網絡文學究竟該以何等面目入史呢？它的文學史定位又在哪里？這也是我們討論網絡文學入史的關鍵性問題之一。問題復雜在于，一方面，網絡文學有特殊主體所指，即在新世紀初出現的，由文化產業與網絡新媒介技術結合，利用通俗文學傳統，形成的“新類型文學”；另一方面，網絡對文學的改變又是決定性的。它不僅影響了類型文學的發展，也影響了文學的整體形態，既有多媒介融合的科技化文本形式，也有著后現代先鋒化的網絡短篇，甚至在當下語境之中，還出現了溝通現代文學傳統的新現實主義文藝。這種錯位交集的情況，也導致了網絡文學入史問題的認知混亂。以下，我將從個人觀點出發，談談對這個問題的一些粗淺認識。

一是發展總態勢來看，網絡文學屬于新媒介影響下的通俗類型文學，應予以新的命名，即為“新類型文學”。盡管，網絡文學包含不同文學形態，但類型文學是“主流”，也是決定性因素。對于類型文學的考察，我們不能完全脫離通俗文學研究的固有模式，而應該將網絡文學視為通俗類型文學在網絡語境下的媒介轉換式發展。例如，玄幻文學與還珠樓主等民國小說的聯系等。網絡最終對所有文學形態的改變，也應放在一個大的文學發展脈絡之中去談，才能彰顯其有效性。一方面，我們要承認網絡的媒介轉型作用，承認網絡對文學形態的巨大改變和特異性；另一方面，我們不能隔斷網絡語境下文學發展的前世與傳承，滿足于將之封閉化與自足化，不能因為媒介轉換了，就將“網絡”變成一個筐，什么都往里裝，割裂了傳承性的網絡文學，最終會走入無法有效命名的尷尬。例如，同樣是媒介轉換，我們不能將文學生硬地分為“紙媒文學”與“竹簡文學”兩個截然對立的類別，而是要在總體文類發展的縱向聯系，以及文類與社會變遷的橫向聯系之中，綜合考量文學的發展。

二是就學科歸屬而言，網絡文學應歸屬于中國現當代文學下屬三級學科，網絡文學的文學史寫作，也相應將之放置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體制之內，才能真正形成有效的文學史書寫，有效地解答網絡文學“當下性”等問題。我并不贊成將網絡文學完全當成與現代文學的“斷裂帶”來看待，比如，將現代文學和古典文學全部劃分為傳統文學，將網絡命名為“新文學”，這還是一種現代斷裂思維，過于快速的內部定義和概念叢生，只會讓網絡文學陷入混亂。比如，有研究者將網絡文學又分為“傳統網文”與“二次元文學”。 如果將網絡文學歸屬于文藝學或傳播學，只會強調突出網絡文學的某種特性，而不能全面認識網絡文學發展和特征，尤其正確認識“網絡文學與現實”的關系，“網絡文學與文學傳統”之間的關系。例如，近十年來，網絡文學出現《大江東去》《浩蕩》《大國重工》《神工》等系列優秀現實主義作品。如果按照某些學者認知，這些所謂“網絡現實主義作品”，只是某種政策性應景之作，或生硬的政治套用，然而，這些作品已表現出了強大的現實表征能力與影響力。其實網絡現實主義文學，恰表現了社會主義文藝體制之下，體制力量應對新媒介的變法。其發展思路和文學形態，與十七年社會主義現實文學、主旋律文藝有一脈相承的內在邏輯性。如果離開了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傳統的闡釋，就很難講清楚目前網絡類型文學作品的來龍去脈。

三是就文學史分期而言，應將網絡文學視為“新世紀文學”書寫范疇。如韋勒克所言：“一個時期就是一個由文學的規范，標準和慣例的體系所支配的時間橫斷面，這些規范，標準和慣例的被采用，傳播，變化，綜合以及消失是能夠加以探索的——一個時期不是一個類型或種類，而是一個以埋藏于歷史過程中并且不能從這個過程中移出的規范體系所界定的一個時間上的橫斷面。”［4］從物理時間上看，中國網絡文學的出現，主要是在新世紀之后這個時間橫截面上。網絡文學形成主體性標準，進而形成玄幻、穿越、懸疑、競技等諸多類型范式，既反映了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時空觀念的變革，與新世紀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密不可分，也反映了網絡文學對通俗文學、現代文學的吸收借鑒。［5］例如，網絡文學的“超級長度”類型敘事法，“自我實現”的內在訴求，傳統文化與后現代文化的對接。也是在新世紀文學“雅俗互動”的維度下，我們才能看清楚當代文學基本格局的變化，即從上世紀末精英文學、主旋律文藝與大眾通俗文學的三元格局，變為新世紀的精英文學、新時代文藝與網絡文學的三元格局。

三

文學史的寫作，存在“文學”與“歷史”的內部張力，是以文學自身規律，與社會歷史的變遷規律，形成某種深層次的嵌套性。沒有任何文學，會脫離于社會生活實踐，也沒有一種文學，是社會實踐的簡單直觀的反映。無論作為現象的網絡文學，還是作為“新文類”的網絡文學，其歷史化視野，從長遠目光來看，都是一個必然結果。因此，編寫網絡文學史，進而將網絡文學放置于中國當代文學史書寫范疇內，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務。這項工作，無疑也對總結網絡文學中國經驗，分析中國網絡文學在傳統與先鋒之間的二重性，有著重要意義。正如黎楊全總結中國網絡文學所指出：“中國經驗基于雙重視野：相對印刷文學而言，它是“網絡文學”的經驗（先鋒性）；相對西方電子文學而言，它是網絡文學的“中國”經驗。網絡文學的中國經驗也許不是某種單一理論能囊括的，而是復數的。”［6］中國網絡文學，既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后現代電子文學，也與傳統文學形態有著差異。它在類型化方向的實踐，既撬動了印刷文學的權威地位，形成了新網絡時代生產獨特體驗，也受到中國文化現實語境的規訓和制約，并發展出相應的敘事形式。這種制約性，也更體現在它與傳統的鏈接和對應上。而要體現出這種聯系性和差異性，就必須將之放置到現有的文學史的描述脈絡之中。

網絡文學進入文學史，必然要有一個接受文學標準檢驗問題，也是如何將網絡文學與當下公認文學史標準對接的問題。如何將網絡文學納入現有文學史框架，介入文學史研究的現有問題與方法，在“特殊性”與“個體性”基礎上，形成文學研究的溝通，促進中國網絡文學經典化進程。這個過程中，必須確定網絡文學經典作家與經典作品。作品的數量太大，作家的隊伍太過龐大，而相應的網絡文學的批評與研究力量薄弱，是問題的難點之一。第二個問題在于，如何溝通紙媒意義的經典與網絡媒介下的經典。我的基本看法是，網絡文學發展史曾有過重大影響的作品，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作品，具有鮮明網生性特質的作品，溝通紙媒經驗與網生經驗的優秀作品，都應放在經典序列中予以重視。

例如，《第一次親密接觸》是早期論壇時代重要作品，直接引發網絡書寫體驗熱潮，應予以經典化；江南等集體創作的《九州》系列玄幻作品，既聯系羅森等港臺早期網絡作品的經驗，又上承民國玄幻書寫經驗，下啟網絡玄幻風潮，具有文學史意義；《鬼吹燈》《盜墓筆記》是盜墓懸疑類網絡經典開山之作，改編成影視后，產生了廣泛影響，應予以重視；《凡人修仙傳》既是中國本土網絡玄幻類型集大成之作，開創諸多敘事模式，也鮮明表現出中國網生體驗，應予以文學史經典化研究。類似網生性強，又具類型經典意義作品，還包括天瑞說符的《死在火星上》這樣有創意的網絡科幻作品，煙雨江南的《狩魔筆記》這類經典網絡廢土文學。其實最具爭議的，應是“溝通紙媒經驗與網生經驗”的優秀作品。一方面，這些具有紙媒與網生雙重經驗意義的優秀作品，往往不能得到傳統經典文學與網生文學的承認。在比較激進的網文研究者眼中，經典話題本身就應被消解，而這種具有雙重性質的作品，本身就不夠具有網生性，比如，天使奧斯卡的《宋時歸》，榴彈怕水的《紹宋》，酒徒的《家園》等網絡歷史小說，往往既有穿越等網絡虛擬體驗，又具有傳統歷史小說的情節性和人物塑造法，甚至在“說書人”的口傳文學特點之上，發展出了“全高潮敘事法”等具有浸入性網絡體驗特質的敘事法則。又比如，魯班尺的《青囊尸衣》，既符合盜墓小說的類型設定，又有著追求個性解放，反思權力禁錮等精英文學訴求，并在網絡文學的民間性上，有著很強的代表性。

另外，將網絡文學作品很好“嵌入”當代新世紀文學史脈絡中，必須具有說服力的結合機制，才能更好地實現網絡文學史與當代文學史的整合。比如，將網絡文學整體歸入通俗類型文藝在新時代的崛起。而在具體亞類型分析時，要注意其具體特征與時代文學主流的關系，例如，網絡現實主義文學與主流話語的關系，網絡先鋒性作品與后現代文學的關系等。當然，“網絡文學入史”還在嘗試過程之中，不同觀點和方法的碰撞，也會產生諸多分歧，這都有待于更多學者，提出新的理解。

【注釋】

［1］何弘：《中國網絡文學二十年序》，歐陽友權《中國網絡文學二十年》，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4頁。

［2］中國作家協會網絡文學中心：《2021中國網絡文學藍皮書》，《文藝報》，2022年8月22日。

［3］《網絡文學創新“出海”模式》，《人民網》，2021年10月21日。

［4］［美］雷·韋勒克、奧·沃倫：《文學理論》，邢培明、陳圣生、李哲明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306—307頁。

［5］房偉：《時空拓展、功能轉換與媒介變革——中國網絡小說的“長度”問題研究》，《文學評論》，2022年第4期。

［6］黎楊全：《網絡文學、本土經驗與新媒介文論中國話語的建構》，《文學評論》，202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