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和各類短視頻平臺的崛起，彈幕成為了青年人網絡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彈幕語言已成為當代流行語的重要策源地。特別是對Z世代的“網絡原住民”而言，發送彈幕成為了他們表達觀點、尋找共鳴的有力途徑。本期邀請李靜、張雪、張沈琦三位青年學人分享他們對于彈幕文化的觀察，探討彈幕狂歡背后所隱含的文化觀念和精神向度，以及這種語言景觀對傳統文學批評的啟示。

——編 者

彈幕文化的三重影響：

經驗主義、遠距社交與“趣味勞動”

李 靜

以2014年為分水嶺，原本屬于二次元文化的“彈幕”日漸走入公眾視野。根據《2021中國網絡視聽發展研究報告》的統計，27.9%的用戶會看彈幕，尤其對于“互聯網原住民”們來說，彈幕與倍速早已是觀劇“標配”。然而對這種已然發酵了十余年的文化現象，時下反倒有種“日用而不察”的發展趨勢，相關深入考察較為欠缺。

實際上，彈幕已逐漸成為互聯網技術支撐下文化生產與消費的重要模式，而且是互聯網信息場域的典型縮影：快速運動（“流文字”）、海量、多元/去中心化、雜糅/非專業化、吸入式（麥克盧漢稱之為“深度卷入”）、無限逐新且朝生暮死。在不斷運動的彈幕信息流之中，如其所是的準確性、連貫條理的敘事性以及最基本的因果邏輯等都不再占據主導地位，相反，拼貼、疊加、互動才是真正的驅動力。這種不同于印刷時代“書”與“文”的表達方式正在或隱或顯地塑造著自己的使用者。下文就將結合彈幕的生產機制，探討其對當代文化的三重影響。

口語化的彈幕帶來了極其細微的具體性，這是極端的經驗主義

首先值得關注的是，彈幕的“個體本真性”及其極端經驗主義的導向。與“正襟危坐”的觀看方式不同，彈幕更為感性，具備一種“個體的本真性”，堪為電子時代的“我手寫我口”。觀看對象開始與觀看者“無中介”地結合起來，那種深入人心的生存感覺，被以彈幕的形態瞬時敲下。在彈幕空間中，“方向感”與“正確性”被感悟與共鳴所取代，被想象力“截斷后路”。它誘惑觀眾入場，帶給他們對“此時此地的我”的承認。

這種本真感高度依賴對于口語的模擬。書面詞帶來視覺與聽覺的分裂，口語詞卻充滿了人情味，具備活潑潑的生命質感。脫口而出的口語詞，具有很高的黏性，以其自內而外的人格魅力吸納周圍的聽眾，結為一個群體，而書面語則是相反的方向，導致個體化閱讀主體的出現。在經歷了印刷媒介與規范文字的長期“規訓”后，充滿感性溫度的口語文化魅力重現。彈幕便是高科技環境中口語文化的典型代表，模擬了眾聲喧嘩的交談氛圍。如今彈幕語言已成為當代流行語的重要策源地，作為“電子口語”，強力影響著日常生活的口語形態。

口語化的彈幕帶來了極其細微的具體性，這是極端的經驗主義。人們不再依賴中介、不再遵循規范，自我無限膨脹為生活的“唯一圖騰”。此種表達將所有內涵都壓縮為此時此刻的當下性，充斥著“直接的通信暴力”。過于旺盛的表達沖動、過于快速的信息傳遞，直至與神經中樞的反應速度一樣快。不斷深入的思考反芻、環環相扣的因果關系被“同時在場”所取代，在口口相傳中有一種“剎那間的迅即性”。而速度，將成為改變未來生活形態的關鍵。

當個體需要陪伴時，可以打開彈幕，在云端偶遇知音同好

其次，建基于本真性之上的社群感與“遠距”社交功能，同樣值得關注。彈幕具有鮮明的社群性，它按照興趣重新分化和組織人群，其“人情味”常被理解為一種陪伴感。換言之，彈幕并非靜態文字，反而可被視作某種語言交際行為。彈幕中經常出現類似于“兄弟們把……打在公屏上”“感謝指揮部，空降成功”之類的套話。“兄弟們”“指揮部”，雖是云聚云散的虛擬“群體”，卻在某段時間內擁有真實的集體感。移動客戶端的屏幕雖更加私密化，但卻便于串聯出基于個人興趣的“云集體”。尤其在彈幕領域，人們共同注視的屏幕，被開放為“公屏”。公屏是一方舞臺，多種腔調、多樣人格，都被鼓勵，從而“可視化”了遠超于個體的流動思緒與集體智慧。這也正是彈幕的獨有魅力，以其集體智能折服個體觀者。當個體需要陪伴時，可以打開彈幕，在云端偶遇知音同好。而彈幕語言自身帶有的圈層壁壘，那些外人聽不懂的“黑話”，給身處其中的個體帶來了歸屬感。由此，個人對群體感的渴求得到有效滿足，而且實現了群己關系的微妙平衡。一鍵開關，進退自由，為使用者提供了最具安全感、控制成本最為低廉的參與方式。

有美國學者通過調研發現，正是對“集體主義”的渴求，使得彈幕在東亞地區頗為流行，而美國則由于其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信仰，觀眾對彈幕的需求相對弱一些。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原有集體形式被打散，而且也已與當代青年產生了相當的歷史與心理距離。但這并不意味著個體不再渴求來自集體的安頓感，因此青年必須發明屬于自己的“集體形式”。英國學者斯各特·拉什進一步描述了后現代社會新集體形式的特點，即憑借某種緊密情感形成小型的、流動的、靈活的團體，社會建制或多或少被較小的、有明確價值旨歸的、聯系緊密而更富彈性的文化生活形式所替代。彈幕所帶來的社群感正是一種流動的、靈活的、富有彈性的文化生活形式。這些“小群體”基于共同趣味形成，而并非強制性、先天性、普適性的。它們的壽命也不一定長，但短時間內的連接感、歸屬感很強。“壽命”不長可以規避現實的社會建制所帶來的強制性義務，以及破碎時難以承受的“生命之重”。相比起面對面、直接的社會性，“遠距”社交文化的出現是劃時代的。當代青年越來越習慣在“遠距”中發展縱橫交織的關系網，穿越人機界面，漂浮于自己的電子社群，從中成就自己的社會性。

在追逐趣味的過程中成為生產流量的勞動力

最后，彈幕文化中存在諸多悖論因素，趣味性與模式化并存，自由與暴力“齊飛”，也因之成為辯證分析互聯網文化生產的重要入口。在數字時代，“玩”成了一種勞動，因此有學者提出了“玩勞動”的概念。或許，我們可以將這個概念改寫為“趣味勞動”，是指在追逐趣味的過程中成為生產流量的勞動力。彈幕執迷于發揮細節、發掘趣味以及構造一鳴驚人的辭藻。而彈幕與其他的文本創造、文字游戲相比，門檻、成本都極低。由于其運動速度之快，所以必須令人“秒懂”，否則將被后繼的、無窮無盡的語言碎片瞬間吞噬。這些語言碎片不斷刺激使用者的神經元，將潛意識可視化為文字形態。由此，彈幕構成心理與技術的界面，它們依存于計算機播放器的“基礎設施”，暴露著人們的無意識、下意識、旁逸斜出的巧思以及“多快好省”的幽默感。

這種高度的碎片化，導致敘事的完整性不被重視。而且，充滿趣味的梗、“名場面”也導致嚴肅情感的消逝、理性精神的淡漠以及某種反智的激情。與此相應，對于表達民主的樂觀想象、對于直接快樂的無限追逐，則成為彈幕的主要功能，其使用者也越來越被“編輯”與“設定”為渴求快樂的存在。我們當然不能否認彈幕語言游戲的無功利性，以及那些彼此分享和交換的真誠交流。只不過，我們還需要繼續刻畫這種快樂感、釋放感對于人的細微“修訂”。

比如說，彈幕業已創造出了許多套話，考慮到這些語言突破“圈層”的輻射力、對口語和書面語的改造力，乃至對人們思維方式的支配力，都不禁讓人猶疑——彈幕語言到底是在釋放創造力，還是在將創造力回收進極為平庸的、堪稱流俗的表達方式里呢？如果套話泛濫，勢必有損語言本身的健康，使得語言使用者逐漸喪失個性化的，細膩、連貫且準確的表達能力。

再者，彈幕空間也絕非世外桃源。在趣味的庇護下，內里也潛藏著相當暴力的一面。由于彈幕的匿名性，以及監督懲罰機制的缺失，很容易看到各種類型的語言暴力。它對于生活的常態面、光明面，興趣寥寥，但對于人性和生活的陰暗面卻有著略顯病態的執迷。彈幕里總是充滿著波西米亞的狂想者與清教徒式的道德家，一面是狂舞的腦洞，一面是保守的審判。彈幕空間盛產“道德家”，但人們在現實當中，卻普遍感受到道德感的匱乏以及人情日趨冷漠的窘境。在此意義上，彈幕所表征的互聯網時代的道德實踐困境，以及上述的三重影響，無不值得我們繼續深思。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

青年亞文化：從“具身展演”到“彈幕狂歡”

彈幕語言展現了青年亞文化的新變

張 雪

“風格”，是西方理論視野中解碼青年亞文化的重要關鍵詞。伯明翰學派認為，“風格”是青年群體基于大眾文化和媒介文本的拼貼、同構和表意實踐形成的符號表意組合。西方戰后迅速出現的無賴青年（Teddy Boys）、摩登族（Mods）、朋克（Punk）、嬉皮士（Hippie）等青年亞文化都呈現出邊界清晰的風格。奇裝異服、夸張的妝容、怪異的舉止……青年以身體為媒介，通過改變符號原有的位置、語境，盜用、篡改甚至顛覆其原有意義系統，創造出極具個性化、富有視覺沖擊力的自我表達和集體認同。他們所表現出的異于父輩與傳統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特征，使他們被貼上“嬰兒潮的一代”“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等標簽。然而在電腦中介化的傳播興起之后，青年亞文化風格的獨特性和清晰度似乎逐漸消解了：當下年輕人不再執著于以具身表達標榜身份，而是更多地選擇成為網絡“風格超市”中的漫游者。

當我們把目光投向當下，伴隨著中國高度壓縮的現代化進程，媒介已像空氣和水一樣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分離的生存環境。從快速閃現的“殺馬特”“快閃族”“動漫宅”等青年亞文化風格，到當下大量涌現、風格多元的網絡青年迷群——“網文圈”“游戲宅”“鬼畜”等，清晰地顯示出媒介進化背景下青年亞文化風格之變：從具身符號展演逐漸轉向數字化表意實踐。亞文化風格的表情包往往通過荒誕、獵奇、審丑的圖文借用，實現一種獨特的觀念表達。

短視頻彈幕作為亞文化風格的新形式，也意味著網絡“風格超市”的文化區隔沒有消失反而增強了。網絡迷群不僅通過短視頻這種參與式文化表達自我，甚至發展出全新的符號表征體系——彈幕語言。在各類短視頻網站和APP上，滿屏飄飛的彈幕讓人眼花繚亂，彈幕互動中經常出現的“中二”“鬼畜”“awsl”“雙廚狂喜”等流行語，常常令大眾一頭霧水。但是，彈幕參與者們在信息內爆中實現了即時性身份識別和群體聚合。

媒介作為環境，影響了“風格”的轉變

在風格的演變中，該如何理解媒介與青年亞文化的關系？從傳統媒介到新媒介，無論風格如何演變，青年亞文化始終都是個體的集體性表達，追求的是一種表達的自由。而這種表達的自由，歸根結底是通過媒介進化得以實現的。傳播學學者哈羅德·伊尼斯、麥克盧漢主張以“媒介環境論”視角來理解媒介技術更迭使人類社會的整體結構、社會文化、社會心理和社會行為所發生的根本性變化。媒介環境論視媒介為一種物質的、感性的、象征性的環境或結構，哈羅德·伊尼斯這樣描述這種變革性的力量：“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誕生。”媒介即環境，從這一思想理路出發理解媒介，才能更好地理解青年亞文化的變遷史。

媒介是催生新文化的技術，正是媒介技術的賦權使青年群體得以建構風格、表達認同，推動了青年亞文化的產生和演變。早期青年亞文化的產生，其媒介環境是大眾傳播媒介在“二戰”后的迅速普及，從根本上打破了既往社會的信息壟斷，重組了人際交往的社會環境。與此同時，媒介改變了個體社會化經驗圖式，青年融入社會再生產過程的方式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流行電影、電視、廣告、時尚、音樂等為年輕人提供了一整套象征符號以達成不同的表意集群。然而在大眾媒介單向度傳播的局限中，這一時期的風格更類似于一種“具身廣告”，其風格是清晰的，其意義卻是含糊的。

網絡社會的崛起加速了媒介生存日常化，基于更加便利、自由、平等的信息傳播與互動交往渠道，擅長數字沖浪的年輕人擁有了前所未有的話語優勢。在擺脫了現實生活材料的束縛后，媒體為青年提供了身份認同的海量原材料。通過文本盜獵，他們實現了境遇主義者所言的“游離”和“轉向”。表情包、彈幕等互動方式，成為青年亞文化表意實踐途徑。作為一種參與式文化和開放性文本，彈幕視頻允許草根青年制作、創造、表達新的群體認同，給予青年向公眾發聲的機會。青年迷群出于興趣愛好主動參與內容生產，將文本盜用發展為一種參與性文化，創建自身的社會認同，充分體現了新媒介語境下亞文化表達的創造性維度。

重新思考亞文化表達中的變革性力量

認識到媒介在這其中的重要作用，使我們不能把青年亞文化現象簡單歸因為階級、性別、年齡等因素。不同代際之間更深刻的、卻不為覺察的差異是基于不同媒介環境的社會化歷程：作為“數字原住民”的青年是最容易接受新文化的人群，處于文化變化的核心地帶；不熟悉網絡及信息技術的年長一輩，自然難以理解青年群體的認同表達。“次元壁”一詞的流行巧妙隱喻了青年亞文化與父輩文化之間的媒介環境壁壘。圍繞數字媒介技術的社會化經驗、接受態度、認知行為、使用習慣等方面的諸多差異，造成了世代間的數字化代際鴻溝。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我們顯然已經進入“后喻文化”時代，即青年對于長輩的文化反哺已經成為正常現象。

伴隨著中國“Z世代”的成長，在不斷挑戰主流文化話語權以重塑群體身份和地位過程中，其風格表達轉向了更積極的日常生活話語實踐。以互聯網為陣地的青年亞文化不再局限于圈層文化，而是積極向外發聲，其文化風格和符號也不斷嵌入主流文化。“Z世代”青年善于利用圖文敘事和彈幕視頻進行二次創作，形成“二次元”風格文本以實現群體價值觀表達。主流文化符號被借用并進行二次創造與快速擴散，并在傳播過程中呈現出正能量的特征，逐漸被主流媒體接納，進入主流文化話語體系。主流文化與青年亞文化之間，打破“抵抗與收編”的既往對話形式，形成文化互融、交流協商的局面。這種話語博弈有利于生產出具有獨特價值系統的社群，引發正面的社會變革。

青年是時代變遷的代言人，利用虛擬社群建構文化身份、尋求文化認同的青年又是當下網絡時代的代言人，顯現了時代最為突出的社會變遷形式。青年亞文化的風格編碼是對社會和文化變遷的集體性的象征性回應，是應對結構性因素和問題而發展的意識形態圖式，是對主導文化秩序溫和的儀式抵抗，是創造個體存在意義的嘗試。尋找集體歸屬感和認同感，在新媒介時代仍然是青年亞文化風格的目的。我們應該更謹慎地對待將亞文化風格理解為代際鴻溝、消費主義惡果、結構性沖突的觀點，更多地將注意力轉移到媒介環境中交往理性建構的可能性，重新思考亞文化表達中的變革性力量。

需要強調的是，青年人在碎片化、流動性的媒介生存中成為網絡世界的漫游者，也表征了去中心化、不確定性、非理性的后現代癥候。雖然媒介環境使社會互動與個體表達克服了時空的障礙，但是媒介技術理性召喚的“自由表達”的烏托邦并沒有到來，反而揭橥了后現代社會中交流的無奈。圖文敘事的情感補償，并沒有實質上改變身體不在場造成的情感不確定性這一根本問題。短視頻彈幕的參與式文化，也助長了文化區隔和亞文化內部的裂變。同時，追求認同的青年個體在網絡交流空間中成為“他者”的可能性卻大大增加了，正如海德格爾所憂慮的，人群的喋喋不休，“匿名”的陰影無處不在，可能會淹沒“良心的呼喚”和存在的關愛，這也導致了一種普遍的不信任感。此外，數字化的表意實踐儼然發展為大眾文化景觀，它所帶來的娛樂化、狂歡化趨勢已經很難逆轉，這其中存在很多值得我們深思的東西。

（作者系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

彈幕語言能給傳統批評帶來什么啟發

□張沈琦

新世紀以來，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提升了交流的便捷性。新一代的年輕人更喜歡通過網絡進行信息的傳遞。這些都為當代文藝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當前，具有彈幕功能的視頻網站和移動終端早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擁有廣泛的受眾群體。所謂“彈幕”，是指在視頻播放過程中橫向運動或懸停在視頻畫面上的評論文字和符號。它們一般只在屏幕上停留幾秒鐘，但極受觀眾們的青睞。這些評論文字的內容與播放的視頻內容有關，更與彈幕發送者的觀看體驗和情緒有關。如果我們將彈幕視為一種批評形態，它可能存在話語簡單粗暴、情緒大于內容等諸多的問題。但仔細一想，很多彈幕及其延伸出來的流行語，能夠在網絡上產生這么大的影響和共鳴，肯定有一些值得我們肯定和借鑒的地方。特別是反觀當下存在這么多“溫吞水”式的批評文字，重新審視彈幕中那種直截了當、及時到位的話語方式，或許能夠帶給我們一些啟發。

第一，彈幕批評能夠充分挖掘語言符號的表達能力，及時且精要地將讀者的觀看情緒、情感變化表達出來。這種表達不同于以往靜態的、理性的批評方式，具有動態性、情感性。這意味著視頻觀看者會隨著作品內容的變化不斷產生出新的理解、新的點評，并進行持續性的融合呈現。在彈幕批評中，每一個詞的使用都包含著極為豐富的修辭、情緒等價值，通常在嬉笑怒罵之間完成了對作品的分析評價和闡釋，頗有“微言大義”“暗寓褒貶”之氣勢。在表達上，它及時、準確地傳達觀看者的情緒，敢于下判斷，甚至會有一些吐槽式的批評。這好像恰恰是當下的傳統批評所匱乏的——我們經常在報刊上看到繞來繞去的表揚批評，但較少看見言簡意賅的銳評銳見。

第二，彈幕批評會促使不同時間觀看的觀眾圍繞作品和彈幕形成一種“共同欣賞和批評”的獨特話語空間。我們在上網觀看視頻時，之前觀眾發出的彈幕會一直保留，在視頻的某一時刻固定浮現。在這個時空中，欣賞者會暫時忘記自己觀看的時間與所處的地域，以彈幕為中介，大膽地對作品進行點評，并與其他的彈幕發送者、觀看者產生共鳴。相較于傳統的批評模式，這種批評更具有時效性、互動性和空間感，讀者能夠及時地對文藝作品的優點與缺陷加以掌握，極大地提高了欣賞的效率。此外，視頻的創作者也可以隨時作為讀者加入其中，對作品進行批評和闡釋，并在接下來的創作中對作品進行修改。因此，以彈幕為媒介，可以有效地聯結作品、作者和廣泛的讀者群，進行多向度的互動、反饋。

第三，依托于互聯網巨大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彈幕批評在“批評的數量”與“影響的廣度”兩方面遠遠超過了傳統文藝批評的范圍，成為“社交”與“批評”雙重屬性的結合體。從數量上來看，大部分視頻作品都有彈幕的影子，而一些較為火爆的文藝作品，彈幕數量都在幾千甚至上萬條以上，其中不乏帶有真知灼見的批評語句。從影響上來看，彈幕早已成為新一代青年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他們在發送彈幕時，既是在對作品進行評論，也是在與他人進行交流。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新一代青年對文藝的認知與實踐，即以文藝作品為中心，注重批評的新奇、精煉、即時。此外，伴隨著網絡的普及，彈幕批評的使用者早已不再局限于青少年，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彈幕批評的大軍之中。盡管當前彈幕批評呈現出廣泛性與多樣化的特點，但實際上大家都渴望別人對自己的思想和行為表示認同。通過社交互動，大家獲得了無盡的樂趣，進一步擴大了彈幕批評的影響力。簡言之，彈幕批評將“社交”與“批評”融合，雖然客觀上降低了批評的“門檻”，卻讓更多的觀眾能參與其中，擴大了作品的接受度。

第四，彈幕批評的及時性、互動性和參與者的廣泛性，對我們辨別作品的質量有一定的幫助。在各種網絡平臺中，一些作者為獲得“流量”，通過大量復制和抄襲他人優秀的文藝作品獲得了廣泛的傳播，但真正的原創者卻被忽略。但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彈幕參與者眾多，其中肯定有能夠認出抄襲來源的。但我們也不能因此過于樂觀，大部分的觀看者也不大在意視頻到底是原創還是抄襲，“是否看得爽”是他們最關注的。但無論如何，彈幕批評的這種互動性、廣泛性，還是有助于激發人們對抄襲的抵制和對原創作品的尊重。同時，面對一些“標題黨”信息，彈幕批評也有助于觀眾及早發現作品質量高低，更快逃離無用信息的海洋。此外，多樣的觀點碰撞，也有助于我們保持自己的思考獨立性。

總之，相較于傳統的批評，彈幕批評的展示方式更加靈活，內容也更為精煉，其中也混雜著宣泄情緒、污言穢語、謾罵誹謗等內容。但如果我們能夠加以辨別，從中發現彈幕批評存在的一些優點，特別是在話語表達的及時準確、批評能夠抵達更廣泛的讀者群等方面，不斷改善傳統文學批評，將有助于推動新時代文藝批評的繁榮發展。

（作者系吉林大學文學院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