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3年是“文壇常青樹”馬識途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第85個年頭。85年，彈指一揮間，當年那位站在黨旗下莊嚴宣誓的青年，現在已是白發蒼蒼卻依然精神矍鑠的109歲老人。

對于自己當年的那個選擇，馬識途從未有過絲毫的懷疑與退縮。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堅定地踐行著他對黨的錚錚誓言。

2021年7月1日上午，成都西郊，已經107歲的馬識途端坐在自家的電視機前，觀看著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數小時的大會，馬老一直端坐著堅持看完。活動結束后，他激動地拿起筆在紙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我是馬識途，我今年已經進入107歲。我是1938年入的黨，我在入黨誓詞所許諾的義務和責任，已經實現了。

這段話一經發表，感動了無數人。也許在那一刻，馬老會想到自己83年前在武漢一間小樓中莊嚴宣誓入黨的場景。

2021年7月1日，在家中觀看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電視轉播后，馬識途寫下的一段話。

光榮入黨

1938年2月中旬，馬識途奉命風塵仆仆地從湯池趕到了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漢的駐地，當時他還叫馬千木。年初，在董必武的介紹下，從南京撤退到武漢的革命進步青年馬千木和劉蕙馨等人前往湖北黃安七里坪，參加由方毅組織的黨訓班，接受游擊戰培訓。在這里，他們系統學習了“黨的建設”“游擊戰爭”“統一戰線”和“群眾工作”等專題。在培訓班，他們結識了韋君宜，并聆聽了葉劍英等人的授課。2月初，在培訓班結業前，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錢瑛特地來到七里坪培訓班了解學員情況。不久，馬千木、劉蕙馨從七里坪黨訓班結業，奉命帶隊前往孝感應城，參加陶鑄創辦的湯池訓練班（農村合作訓練班）。到達湯池后，陶鑄告訴馬千木，錢瑛來信點名叫他趕赴武漢從事工人工作，入黨手續到武漢后由錢瑛負責辦理。

回到武漢，在湖北省委組織部所在地，馬千木見到了曾在七里坪見過的錢瑛同志。一見面，馬千木就將陶鑄的介紹信交給錢瑛，“錢部長，這是陶鑄同志的信”。錢瑛看過介紹信后，對站在自己面前的年輕人說：“哦，你就是馬千木，坐吧。你以后不要叫我什么錢部長，大家都叫我錢大姐，你也叫我錢大姐吧。我以后就叫你老馬。”其后幾天，馬千木一直在等待組織分配工作。

2月18日，馬千木在武漢看到中國空軍英勇地與日本空軍激戰，激動之余他寫下了特寫《武漢第一次空戰》，而后被武漢《新華日報》發表。不料文章發表的第二天，錢瑛找到馬千木，對其進行了嚴肅批評：“你是屬于黨的秘密工作的部分了，因此在報上，特別是在黨報上公開發表文章，對你是不適宜的。”其后，錢瑛還要求馬千木不得與做公開工作的同志有任何來往。這次批評，讓馬千木對于黨的秘密工作原則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這讓他在以后的地下工作中十分注意保密要求。

一天早晨，錢瑛來到馬千木住處，對他談了入黨問題。她說在她去七里坪視察時，黨訓班負責人方毅就曾向她匯報了馬千木的入黨情況，因為要急著趕往湯池繼續學習，當時黨組織便決定馬千木與劉蕙馨到達湯池后，由陶鑄主持他們的入黨儀式。但由于武漢急需革命力量，馬千木的入黨程序只能等他到武漢后，由湖北省委組織部負責了。

緊接著，錢瑛告訴馬千木，在舉行入黨儀式前，他必須先填寫一張入黨申請表。當馬千木拿著錢瑛遞來的油印申請表時，十分興奮。他很快按照要求將表格填寫完畢，在姓名一欄，他鄭重地將原本應寫的“馬千木”改為了“馬識途”。當錢瑛接過申請表審讀時，有些不解地問：“你不是叫馬千木嗎？怎么簽的是馬識途。”

23歲的馬千木表情肅穆，他告訴錢瑛：“從今天起，我改名了。我認為我已經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老馬識途。”聽后，錢瑛笑著回應道：“原來是這樣。”隨即，錢瑛在介紹人一欄寫上了自己的名字。簽完名，她告訴馬識途，因為1937年底馬識途在南京中央大學求學期間就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南京學聯，經過一年多的考察，沒有發現任何問題，所以他的預備期免去。入黨儀式舉行后，他便是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在錢瑛主持下，一場簡單而莊嚴的入黨儀式正式開始。馬識途面對著一張印在書中的中國共產黨黨徽和一張馬克思著作上的馬克思照片，左手拿著中國共產黨入黨誓詞，高高舉起握緊的右手，盯著不遠處的黨旗和馬克思像，跟著領誓人錢瑛一字一句認真地宣讀誓詞。

入黨誓詞，是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對黨和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一諾千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背叛，不能忘記自己的初心與使命。這誓言伴隨著馬識途漫長的人生道路，無論什么時候，他從未放棄自己那時的誓言。

誓言宣讀完畢，錢瑛緊緊握住馬識途的手，“老馬，祝賀你成為我們的同志”。聽到錢瑛這么說，馬識途的眼淚瞬間就流了下來。當天，在給戀人劉蕙馨的信中，馬識途鄭重地寫下“我的理想的日子到來了”。

1951年，馬識途在成都人民代表大會上。

第一次考驗

入黨后，錢瑛交給馬識途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在武漢的汽車司機工人中發展一名新黨員，這個人在政治上要絕對可靠，同時駕駛技術十分精良，因為他是要調去為周恩來副主席開車的。錢瑛告訴馬識途，最近國民黨剛給周副主席配備了一部小車，組織要求必須換一個可靠的我黨司機。這是一個緊迫任務，組織要求馬識途必須爭取在一個月內完成。

馬識途聽后很驚訝：怎么黨內竟不能找到一個可靠的汽車司機，來給周恩來這樣的重要領導人開車呢？雖有疑惑，但年輕的馬識途還是光榮地接受了這項任務。他認為上級黨組織能把如此重要的任務交給他，是對他的極大信任。但自己剛入黨，對如何發展新黨員沒有經驗，而任務又是這樣緊迫，不免有些忐忑。

錢瑛知道此任務對一名新黨員來說確實有很大難度。她一邊鼓勵馬識途，一邊耐心地把自己過去在上海做工人工作的經驗傳授給他。她教馬識途如何去做群眾工作，如何去識別一個人品質的好壞，如何從交朋友開始和他談抗日、談理想，與他交心，關心他的生活、思想和學習，和他一起讀進步書刊，談心得體會。最后，錢瑛對馬識途說：“我馬上把你的黨組織關系轉到領導武漢工人工作的武漢職工區委書記王致中那里，他是一個上海老工人，坐過牢。他對于工人工作有豐富的經驗，以后就由他和你聯系。當然，你以后有空時，到我這里來找我這個大姐，我也歡迎。”

告別錢瑛，馬識途很快與王致中取得聯系。第一次碰頭，他們就開始研究如何打入武漢市汽車司機工會。馬識途必須先在那里取得合法身份，才能在汽車司機中開展工作。幾經周折，通過進步分子廖大姐的關系，錢瑛與武漢市汽車司機工會理事長談妥，由他把馬識途介紹到工會去當文書。

很快，馬識途就在工會接觸到汽車司機。他了解到，許多司機都是給國民黨高級官員或大富商開車的，還有的司機是用汽車跑單幫賺錢的個體老板。馬識途感覺自己很難在這些司機里發現真正思想進步的工人。

有一天，一位青年司機到工會來玩，馬識途主動和他閑聊起來。這位年輕司機說他過去是為一個大商人開車的，不久前從上海到武漢來，現在正為一個大官開車。恰巧那天，一個工會副理事長來辦公室，他當著這位年輕人的面吹噓他在國民黨黨部如何如何，很是洋洋得意。這名青年一聽就直言道：“你少賣你那些梨膏糖吧。”年輕人的這句話，引起了馬識途的注意。

過了幾天，這位年輕人又來工會看報紙。他看了一會兒，很不滿意地對馬識途說：“怎么這里就只有《中央日報》《掃蕩報》？聽說新出有《新華日報》，為什么不訂來看看？”這句話更加引起馬識途的注意，便主動對他說：“那個‘賣梨膏糖’的不叫訂，我也沒有辦法。不過你要看，我這里倒有幾張，你可以拿去。”馬識途把放在抽屜里的幾張《新華日報》借給他看，順便還問了一下這位年輕人的姓名。當年輕人要走時，馬識途問：“你住在哪里？你把你的住址寫給我，我可以把我看過的《新華日報》送給你。”年輕人把姓名、住址寫了下來，他叫祝華。看到他寫的字，馬識途感覺他文化水平應該不低。

過了兩天，馬識途親自給祝華送去報紙，同時還帶了幾本上海出的《中國怎么降到半殖民地的》這一類小冊子。進他家后，馬識途注意到他竟然有一個書架，上面有一些新出版的小說。馬識途主動和他談到自己也很喜歡文學，想借他書架上的小說回去看。祝華欣然同意。他們很自然地談起了文學。

從這以后，他們常有來往。有一回，馬識途把祝華寫的一篇文章送到一個進步刊物發表。當祝華看到自己的手稿變成鉛字印了出來，高興得不得了，他反反復復地看。還有一次，當祝華聽說《新華日報》的記者邀請馬識途到珞珈山去參加一個文化人聚會時，馬上提出：這路很遠，我可以用小車送你過去。顯然，祝華自己也很想去參加聚會。當馬識途把祝華介紹給眾人，并說他是一個汽車司機時，大家對他都很熱情，祝華也非常高興。在回來的路上，他興奮地和馬識途說個不停。馬識途看到祝華對與進步文人結交頗有興趣，就介紹他和《新華日報》的記者張程認識。再后來，對祝華有了一定了解后，馬識途便大膽地和他談人生理想與追求，談工人階級的革命使命和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歷史任務，還進一步和他談到中國的抗日民族解放和中國人民的真正解放，只有依靠中國共產黨才有希望實現，中國共產黨就是工人階級自己的政黨。

在與祝華的交往中，馬識途對他的家庭和歷史情況也做了清楚的了解，最后認定祝華是一個為人樸實、喜歡學習、追求進步的工人。作為一個有良好品質的工人，祝華的政治覺悟提高比較快。通過進一步了解，祝華主動地向馬識途表露他想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愿望。

馬識途向王致中報告了祝華的情況后，王致中曾裝著不經意地在工會和祝華碰面、交談。因為都是上海來的工人，兩人一見如故。在談話中，老王對祝華有了實地了解。當馬識途把祝華想入黨的愿望向王致中報告后，王致中馬上批準，并叫馬識途為他辦理入黨手續。

不久，馬識途在祝華家里為他舉行了入黨宣誓。

祝華入黨后的第三天，馬識途奉命通知他到長江局報到，并告訴他，他的工作是為周恩來同志開車。馬識途對祝華講：這是一個極其光榮而嚴肅的任務，你一定要仔細小心。祝華沒想到黨組織對他這個新黨員竟是如此信任，答應一定不辜負黨的期望。從此以后，祝華一直跟在周恩來身邊，轉戰南北，為保衛周恩來的人身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1960年，馬識途與女兒吳翠蘭在天安門廣場合影。

在武漢成為“職業革命家”

4月初，時任國民黨少將旅長的羅廣文受馬識途父親馬玉之委托，在武漢找到馬識途。羅、馬兩家是同鄉，有通家之好。但羅廣文少小便離家求學，和馬識途并不認識，只是在接到父親好友馬玉之書信后才開始在武漢尋找馬識途。終于在一個早晨，羅廣文在武漢一處賣煤的破樓里找到了在汽車司機工會擔任文書的馬識途。那天早晨，馬識途被從夢中吵醒，他迷迷糊糊睜開眼，看見一位穿著國民黨將校呢制服、身材高大的軍人站在自己面前，心里不禁一緊。面前的軍人吃驚地看著馬識途說：“你怎么會住在這樣的地方，睡在破辦公桌上，連床也沒有一張？你這地方好難找，在這么個破樓上，樓上樓下全是黑煤炭灰。”馬識途邊聽邊疑惑著盯著對方。羅廣文看出馬識途的迷惑，他拿出一封信遞給眼前的年輕人：“看看你家老太爺給你的信。”接過信一看，馬識途明白站在面前的這位少將就是自己小時候見過的羅家大哥。羅廣文以老大哥的口吻開始教訓馬識途：“你從南京逃出來，到了武漢，也不給家里人寫一封信，不曉得你跑到哪里去了，你爹媽急死了。我看你要不是沒有錢用，還不想給家里寫信吧？”說完，羅廣文不由分說地把馬識途拽去了自己在武昌的駐地，規勸他回四川，回到中央大學繼續完成學業，不要在外面“胡鬧”。可馬識途早已下定決心，他趁羅廣文下部隊之機，留下一封信和給家人買的禮物，不辭而別，繼續自己的職業革命。

5月，馬識途被組織安排到漢口職工區委會工作，他先后負責在英商頤中煙草公司的卷煙廠、彩印廠建立職工夜校。他通過辦夜校提高工人覺悟，組織工人為增加工資、改善生活條件而進行有組織的罷工。在一次組織工人罷工時，年輕的馬識途犯了入黨后的第一個錯誤。

西安事變后，國共兩黨達成合作抗戰的協定。抗戰全面爆發后，為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我黨在武漢積極協調各方力量。在一次給夜校工人上完課后，幾個骨干積極分子和馬識途談起洋老板借抗日之名加重剝削中國工人，工頭也借機侮辱女工人，他們表示要反抗，“把生活給他擱了”。因為地域方言差異，馬識途當時并未完全搞清楚這句話的含義，當得知是罷工的意思后，他建議工人們先不要著急，等他想好后答復他們。可工人們當晚便自行串聯，決定第二天便開始罷工。馬識途還沒來得及上報，罷工便開始了，國民黨當局緊急來電質問中共長江局為何答應了不再組織罷工卻出爾反爾，這讓黨組織非常被動。錢瑛見到馬識途后，對他進行了嚴厲批評，認為這種不匯報便擅自行動的行為是無組織無紀律的，很可能會破壞來之不易的統一戰線。

馬識途知道自己犯了大錯，他表示自己馬上回去讓工人停止罷工。錢瑛卻冷靜地告訴他，這樣做會讓工人們認為他是“工賊”，以后很難再開展工作，而且這次的導火索也是因為資本家加重剝削所致，工人的熱情可鼓不可泄。錢瑛將自己開展工運的經驗介紹給馬識途，她讓馬識途先說服工人復工，再進行談判，一定要爭取罷工的勝利。馬識途按照錢瑛的建議，先動員工人復工，而后幫助他們申請仲裁，并加大輿論宣傳。最終，工人的合理要求得到了滿足。

7月，馬識途調任武漢職工組織“蟻社”，擔任黨支部書記，在群眾中繼續傳播革命火種。在“蟻社”工作期間，他曾通過黨組織去邀請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任職的郭沫若到漢口“蟻社”作報告，郭沫若欣然應允，很快便到“蟻社”為店員職員們發表了一場充滿激情的抗日講演。這是馬識途與文學大師郭沫若最親近的一次接觸。

不久，黨組織通知馬識途停止公開露面，切斷與所有親朋好友的社會關系。錢瑛特地找他談話：要他準備做一名“職業革命家”。

所謂“職業革命家”，是我們黨在白區工作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從事這個以革命為職業的同志擔負著地下黨各級領導機構中的重要工作。他們隱姓埋名，除了從事必要的掩護職業外，不會在任何地方出頭露面。做“職業革命家”，必須耐得住寂寞，牢固堅守革命信念，甘愿做無名英雄，隨時準備把自己的生命和鮮血奉獻給人民革命事業。

馬識途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黨對他工作的安排，開始準備成為一名職業革命家。

同年10月，因武漢形勢日益危急，馬識途隨鄂西北省委領導王翰、胡繩、張執一等前往襄樊，加入了李宗仁組織的第五戰區文化工作委員會，為發動當地民眾與日軍展開游擊戰爭積極做準備。

馬識途攝于2021年7月1日。

在襄樊接受革命洗禮

馬識途在到達襄樊后，很快被鄂西北省委派到棗陽擔任縣工委書記。組織要求他一方面要做好棗陽農村黨組織的清理工作，另一方面要做好日軍打過來后，在敵后堅持游擊戰爭的準備工作。正是在這里，馬識途差一點被自己的同志活埋。

當馬識途在棗北詢問地下黨同志如何在棗南尋找地下黨的線索時，一個叫王克的同志介紹說有一個姓張的黨員在平林店做小學教員，他們曾見過一面，只知道人家稱呼他為老張，名字卻不知道。通過他，可以找到一個外號“歪把式”的年輕人。

帶著這唯一的線索，馬識途只身前往平林店。到達平林店后，他住在一個小客棧。剛住下，他就向這里的伙計打聽那位張姓教員。伙計告訴他這里不止一個張教員，有一個歲數大的，最近去山南了；還有一個歲數小的，不知他要找的是哪一個。經驗不足的馬識途略加思索便說：“我找小張老師。”他并不知道這個小張老師已背叛革命。隨后還以王克的名義給這位小張教員寫了一封信，讓伙計帶給他。不一會兒，伙計回來告訴馬識途小張老師不在。為了不耽誤工作，馬識途又打聽了“歪把式”的情況，伙計說他認識這個人。很快，“歪把式”就來到客棧見了馬識途。在聊天中，馬識途開門見山地告訴“歪把式”，自己是經棗北王克介紹來找小張老師的，因小張不在便想通過“歪把式”了解并接上當地地下黨。這引起了“歪把式”的警惕，“歪把式”告訴馬識途，他是第一個來找小張老師的。考慮到小張不在，“歪把式”邀請馬識途過幾天隨自己到山里去給大家講講現在抗日的情況。

到了村里給“歪把式”組織的年輕人們講抗日時，馬識途的演講有些刻板：“現在是民族矛盾超過了階級矛盾，階級矛盾退居到第二位上去了，我們要聯合一切不愿做亡國奴的中國人，向敵人展開決死的斗爭……”這些教科書般的說教讓村民們聽得很是不耐煩，馬識途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問題，他接下來講得更加讓村民們反感：“所以我們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把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組織成一條戰線，我們和國民黨已經合作了，他們答應不再打我們……”

誰知這套講話竟讓村民們憤怒了，原因是幾年前紅軍離開后，國民黨對他們進行了殘酷鎮壓，殺害了大批革命村民，他們與國民黨有著血海深仇，故而認為馬識途所講的抗日合作簡直是“混賬話”，覺得馬識途應是那位叛徒“小張教員”派來的。結果一部分村民吹滅桐油燈，趁機毆打馬識途，并高聲叫嚷著要將馬識途“活埋”。幸虧有一個叫蘇老爹的德高望重的村民十分冷靜，他觀察著馬識途和當時的會議形式，認為馬識途應該沒有什么問題，趕忙說服了“歪把式”，勸住了憤怒的村民，沉著地保護了馬識途，否則后果不堪設想。過了幾天，老張教員趕了回來，他及時帶來了上級組織的通知，解除了村民對馬識途的誤會。

很快，馬識途在棗南完成了上級交辦的工作。不久，他又追隨陶鑄前往隨縣與國民黨商議合作抗日事宜。在這個間隙，馬識途以《鄂北日報》記者名義前往隨縣戰場進行了一次令他終生難忘的戰地采訪。這也是他唯一一次親臨抗日前線。在那里，他目睹了戰爭的殘酷。

當馬識途到達前線戰壕時，守在那里的士兵非常高興，因為很少有記者敢深入一線戰場。這時，馬識途遇到了日軍發動的一場轟炸，四處都是炮彈，馬識途和戰士們一樣在戰壕里低下頭縮緊身子。他看到戰士們滿頭滿身都是塵土，有的身體幾乎被埋了一半，可他們只是站起來抖了一抖，又抱著槍坐在坑道里，等著敵人稍后將發起的地面進攻。

在采訪中，士兵告訴馬識途，日軍首先要用飛機把前線各段都轟炸完了，再用炮兵轟擊前線陣地，并且把炮火延伸到后面老遠去。有時還要和我軍的炮兵對攻一陣。

在這里，馬識途看到一個被遺棄在戰場上的銹跡斑斑的日軍鋼盔，里面長出一朵怒放的野花，這個畫面讓馬識途印象深刻，這朵野花展示出戰爭中生命的頑強。在前線，馬識途還看到一個士兵用廢炮彈殼做花盆，在里面放上泥土，種上美麗的花兒。這個場景，馬識途一生都銘記著。他明白那個戰士所想的是：雖然正進行著慘烈的戰爭，但他卻渴望趕走日本侵略者，迎來這片土地上和平歲月。

1938年，對于年輕的馬識途而言，注定是難以忘記的。因為在那一年，他擁有了“中國共產黨黨員”的身份，他開啟了自己“職業革命家”的生涯；也是在那一年，他走到硝煙彌漫的抗日戰場最前沿。這一切都為他以后的革命戰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作者：慕津鋒，系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