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期，青年作家周榮池散文新著《村莊對我守口如瓶》作為“里下河文學叢書”一種，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發行面世。這是作者繼其長篇散文《一個人的平原》出版后暌違3年的散文新作，收入近年來發表的重點作品《被雪藏的故鄉》《村莊對我守口如瓶》等13篇，并有代序、跋《向上生長的村莊》《散文的“危險性”》兩篇。這部散文新著在承續了作者一以貫之的“在鄉寫作”立場的基礎上，探索如何跳出村莊回望鄉土，特別是努力體現今日的鄉土世界與現代化的關系，是一部具有“未來感”的鄉土散文新著。

傳統感

故園依舊深藏有效的辦法

周 韞：我注意到，你在自己最早的散文集《草木故園》（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中就開始對故鄉進行了有計劃的書寫，你將故土作為寫作的對象有什么樣的源起？

周榮池：關注故土是許多寫作者的自然選擇，因為童年經驗是一種熟悉而有效的資源，“過去”往往會獲得更多的自信和認同感。然而這可能只是比較客觀的原因。對于我而言，從《草木故園》開始有計劃地書寫故土更是受到了某種感召。這本書的主體是專欄文章“詩經中的里下河”系列散文。當我一次次翻看岡元鳳所作《毛詩品物圖考》時，我強烈意識到，在大跨度的時間范圍內，鄉土不僅富有巨大的感染力，同時它甚至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形成了天然的共識。時至今日，當我們再次面對那些詩經中的物事，會驚奇地發現那時候的審美、知識以及蘊含的辦法依舊有效，這可能是我們今天在文學創作尤其是散文寫作中青睞鄉土題材的精神源泉和動力。

周 韞：到《村莊對我守口如瓶》這本散文集的時候，在你的文學世界里，我們看到很多場景和事實已然顯得非常熟悉，這是不是一種重復？它的意義何在？

周榮池：從個人經驗與鄉土資源本身的局限性上來講，對于其資源的重復調動，特別是一些意境上出現單一的現象在所難免。當然，這是需要警惕的一個重要問題。一個寫作者也需要一些犧牲精神和糾錯意識，我們不可能憑著經驗一次性將某個問題敘寫清楚了，那就需要我們有不斷從頭再來的勇氣和恒心，某種程度上，這應該是一種進階式的重復與強化。我們在提筆書寫之初當然要審慎和細致，但要允許不斷的嘗試和糾錯，這樣才可能將同一個問題生發出更多的可能性。事實上，好的寫作并非帶來更多的知識或者意境，因為很多對象和內容是客觀既定的，但我們可以在“認識力”上進行訓練和強化，這是一種堅守精神，也是一種奉獻意識，這樣才有可能將一個古老的題材寫出更多的可能性。

周 韞：也就是說，你對自己以及當下關于故土的表達某種程度上是不滿意的，這可能也是你持續寫作中的新發現。你在《村莊對我守口如瓶》一書的跋《散文的“危險性”》中體現出一種對鄉土以及鄉土散文的憂思，它的核心觀念是什么？

周榮池：作為一個鄉土散文寫作者，我實際上面臨著雙重困境。首先，鄉土題材是文學創作中的大宗，這里包括海量的傳統內容以及厚植于現實的寫作實踐，選擇其作為書寫對象非但不輕省，更是自討苦吃。與此同時，從近些年散文寫作的現場與實踐來看，作為文學傳統的這一體裁受到了某種虛浮的繁華帶來的沖擊，從語言、形式以及內容上看，今天的散文較之于傳統和其他體裁創作，面臨著被娛樂化甚至低能化的危險。所以，作為寫作者的我們首先要自省和自律，還要真正地面對這個問題去自我革命，這就是我所認為的散文的“危險性”。我堅信，鄉土中國的偉大事實仍然有解決文學和社會問題的富足能力。

時代感

土地究竟面臨怎樣的真相

周 韞：從散文集《村莊的真相》（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開始，你就在刻意地打造“南角墩”以及“里下河平原”這樣的文學地理標識，這樣做的目的是什么？

周榮池：互聯網時代是一個容易“被發現”，也更容易“被忘記”的時代，它的迅捷性和多變性注定了“被記得”的困難性。文學自然也面臨著這樣的機遇和困境。從《村莊的真相》開始，我由計劃性的寫作轉入“大規模的寫作”，這個過程中我意識到必須建立某種標識，這當然有形式感的考慮。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我希望將鄉土寫作集中和約束到更為精確的點、面上，我們不是寫得太少而是寫得太多，但大多數時候，我們寫得不精準并且缺少深度。里下河平原是一片廣袤的平原，它所承載的文化是廣博而獨特的，這里聚集了一批優秀的作品和寫作者，選擇這一標簽，既是向前賢致敬，更使我能夠建立起自信和恒心深耕這片土地。一個作家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我能把“南角墩”這個文學地標寫扎實，那么我對自己的創作就很滿意了，而且我相信這也可以為鄉土題材的書寫提供某種討論空間。

周 韞：那么，《村莊的真相》是什么？這本書有沒有解釋清楚這個問題，或者說其中哪一篇文章更能解釋這個問題？

周榮池：每一個村莊都是一個完整而豐贍的世界，我不敢大言不慚地說我找到了真相。但也許，找不到唯一的真相才是文學具有更多可能性的機遇所在，也是文學的魅力所在。在《村莊對我守口如瓶》這本書中，《七十二歲的村莊》這篇文章的發表可謂一波三折，在幾年的修改和調整的過程中，我對于村莊的理解隨著時事的發展，也在逐漸發生變化。所以，對于鄉土和文學而言，真相并非只有一個，我們的使命可能是一種尋找真相的精神和為此孜孜以求的追尋。至于真相究竟是什么以及讀者能不能接受和認可它，那就是書寫以外的事情了。

周 韞：大量的鄉土文學珠玉在前，你覺得現在書寫鄉土還能創造什么新意？或者說，應該怎么表達出當下的時代感？

周榮池：作為一個青年寫作者，盡管我對于散文以及鄉土題材有自己的憂思，但總體上我還是持著樂觀的態度。越是困難的事情，才越有可能更有價值。如果前輩交給我們的已經是無可挑剔與無從改變的完美，那我們今天的討論必然是虛妄的。鄉土的困境其實不僅僅是文學本身，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某種焦灼與不安，具體來說就是現代化語境與古老鄉土傳統的關系問題。我們要正視這個問題，它非但不是消極虛空的，而是可能給鄉土寫作帶來更多的機遇。一味地復古和懷舊是無知和無能，只有在研究城鄉關系嬗變的過程找到互相安慰的切入點，才可能寫出鄉土散文的時代性，也才能找到逐步優化這個問題的辦法。

未來感

散文應該成為一片深邃的平原

周 韞：《向上生長的村莊》一文就很具有時代感，體現了你對村莊認識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基本依據在哪里？

周榮池：我是一個在鄉者，也是一個離鄉者，這些年這兩個身份的變化給了我很多的啟示。我20歲離開農村后在城市生活了15年，又回到農村工作5年，繼而又回歸城市。這種身份的切換，讓我在現場深切地體察到鄉村的變化——首先是形式上的嬗變。平原上的村莊本來是一個平面，樓房的出現局部改變了空間關系，繼而，村鎮集中居住和進城安居徹底改變了村莊的物理形式，它在隨著樓房往上生長。同時，農民作為村莊的精神主體也不斷地在物理和心念上向上生長，這就是《向上生長的村莊》的主要發現。事實上，我也是想借此表達城市思維對于鄉村現實的革命性的改變。這是不可以回避的一個現實問題，否則，鄉土寫作的變革也無從談起。

周 韞：你一邊不斷地探索鄉土寫作的時代感、未來感，一邊又花了很大精力探討鄉村的過去，如《一個村莊的節日》《鄉村的權力場》等篇目。這是怎樣的構思？

周榮池：舊故事里有很多新的辦法，鄉土的魅力可能更在于用舊的形式和意境與當下進行比較甚至對抗，這其中可能會產生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獲?！兑粋€村莊的節日》《鄉村的權力場》并非是一味地沉湎過去，而是拿一把新刀破解過去的沉疴舊弊。這把新刀直指舊的問題，即鄉土在宗族觀念、習俗流傳以及價值判斷等方面的落后因素。我們往往習慣于將一切過去美化為意境，這里面其實包含著極大的危險。我對鄉土世界的過去的寫作，核心就是揭示和解剖這些問題，解剖的過程疼痛而壯烈，但卻是我對鄉土問題思考的一種文學表達。

周 韞：在你看來，里下河平原的獨特性在那里？你認為該如何表現“平”中的“奇”？

周榮池：我所在平原的風貌確實沒有太多奇崛的景觀，個別城市甚至全境沒有山丘。這可能會帶來“文似看山不喜平”的天然局限。然而，因為水的纏繞以及泥土自身的靜默精神，這里依然暗藏著許多可能性，甚至比山峰的形式更加令人驚奇。就像是一個說書人，只憑一塊驚堂木就可以炸響世界，平原內里同樣有著無盡的豐贍。而散文作為一個貌似平凡樸素的文體，有可能在形式上和氣質上內外兼修地承擔起某種使命，構建出一種不依賴于形式而又自成一體的寫作。當然，這不僅僅局限于南角墩所在的里下河平原，現實世界里任何一個角落都會有這樣一處平坦而奇崛的地方，可以形成一種個性化的文學地界，這有賴于我們去發現和建造。

周 韞：從《草木故園》到《村莊對我守口如瓶》，你書寫鄉村的作品洋洋百萬字，你對村莊說了這么多，何以說村莊對你“守口如瓶”？

周榮池：作為一個寫作者，我還沒有矯情到面對時間危機的時候。但我們面對全球化、城市化以及城鎮化的迅猛推進——當然鄉土自身也面臨著必要的變化和革新，這個過程中村莊在不斷地嬗變甚至消失，出于深情也是理智我們必須提升寫作的速率，更重要的是優化寫作的模式和質態。村莊從來都是默默無言的，它對于社會和文學并沒有過多的苛求。但正是因為它的緘口不言，我們更需要警醒與奮力。作為一個農民的后代，我在村莊的習得與經驗，對自己的人生和寫作都大有裨益，這并沒有什么羞恥，只要我們誠摯而深情地去寫好每一個句子，流好每一滴眼淚，我想我們有可能會為大地贏得更多的榮譽和尊嚴，也能從那里得到更多更有效的走向未來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