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們向前回溯可以觀察到，具備了個性和影響力，而且仍然在發展著個性和影響力的城市敘事，是如何自我發明、自我書寫的，是如何從過去流動至今的。

我出生和生活在一座很新的城市。出生那年，1984年，登記常住人口是5005人，而上海是1217萬。幾乎可以說，我的童年家園是強規劃的。我會對那些源流深遠、有著更多自然流動細節的城市更感興趣，可能是基于一種心理補償機制。這里的“自然”，是相對強規劃而言的。沒有絕對的自然，也不存在完全不經規劃這樣的城市。比如上海，在創作者持久的努力下，擁有了個性，放射著影響力。我們向前回溯可以觀察到，具備了個性和影響力，而且仍然在發展著個性和影響力的城市敘事，是如何自我發明、自我書寫的，是如何從過去流動至今的。

多種范式的、打引號的“城市”，如何在一座城市內部并置，比鄰而存。進而，更多元的意識形態、生活細節將會發生相對自然的流動、交通。本地居民立刻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跟不同的范式打交道、相處，用已有的邏輯和各種范式磨合、融合，這個大約就是本地化的過程。

促成這種多向流動的，是具體的個人，和具體的生活。他們的日常行動路線，行為和生活方式適應著不斷更新的城市，也塑造著它。這個階段的城市允許、呼吁更多元的視角參與到它之中；女性的，青少年的，本地人，外地人，外邦人，更多的身份、職業。這些視角不僅參與，而且可以書寫、被書寫，或產生公共意義。

新視角改造了城市在文本世界的形態。更多元的視角帶來更多元的行動路線、行動網絡，更多的身份、聲音從過去的黑暗處浮現，這種浮現之中，也許天然就包含了本地的因子，可以在流動中發展成個性。這個可能是我從已有的、具備影響力的城市敘事當中學到的，和遇到的問題。而每一座這樣擁有個性和面貌的城市，流動進入21世紀之后，它們的個性和面貌的流失或者流于模糊，是不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就算它是不可避免的，未來還會不會有人在意？而家園，可能就是連通“我”和城市（復數的）之間的一個符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