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劉陽揚，蘇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南京大學文學博士，杜克大學聯合培養博士，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姑蘇宣傳文化特聘人才，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小說、科幻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著有《新世紀小說創作中的反智現象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在各類核心刊物發表論文二十余篇，獲江蘇省第七屆紫金山文學獎、江蘇省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江蘇紫金文藝評論獎等。

劉陽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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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曾開始我們的訪談之前，我搜索到你在博士期間的一篇自述文章《靈感的力量與批評的沖動》，談及你由現代文學轉向當代文學的契機，是2013年閱讀賈平凹《帶燈》時新作品帶給你的興奮和愉悅之情，這種興奮來自于一部新作品還未有批評聲音出現時留下的空間，使得文學批評可以脫離既有觀點和批評方法的束縛，靈感的力量和批評的沖動由此而生。我想，這大約可以成為進入你文學批評之路的一條線索，“靈感”與“沖動”，它們是什么？于你當下的文學批評仍然是重要的嗎？當然，它們顯然不是簡單的四個字，它們所依賴的那些東西無疑是一個批評者要通過長期而專業的訓練所持有的，這是一條怎樣的道路呢？

劉陽揚：這篇文章是我讀書期間參加江蘇省作協舉辦的青年批評家論壇時的發言稿，其中談到，我初入文學批評的契機是對作品的感性認識。事實上，我所接受的文學教育是從對經典作品的閱讀開始的，無論是中國古典文學、現代文學還是外國文學，都強調經典的重要性。我也是從魯迅、茅盾入手進入現代文學研究，曾花費大量時間在期刊閱覽室翻閱《新青年》和《小說月報》。不過沒想到的是，我卻在閱讀當代文學的新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學術興趣點。2013年《帶燈》出版，我很快就讀了，讀完發現，《帶燈》與賈平凹此前的《廢都》《秦腔》《古爐》相比，出現了文字風格和文體形式上的新變。我對這個變化很感興趣，但是當時并沒有相關的評論文章出現，我被動地在“影響的焦慮”之外嘗試自己進行了一些解讀，并把這些想法和導師丁帆教授進行了交流。丁老師非常鼓勵我，并建議我從現代文學研究轉向當代文學，我也由此開始了文學批評工作。我們這一代人在讀書期間一直在接觸各類理論，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等，雖然對理論的辨析能夠建立起批評的縝密邏輯，但感性的閱讀沖動同樣重要。“靈感”并非一種天賦，而是日積月累的閱讀和寫作共鳴而成的奇妙和弦。正如馬爾克斯所說的，“靈感”是作家“堅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們所要表達的主題達成的一種和解。作家是這樣，批評者也同樣如此，那種心靈最初的悸動和激情，是批評者與作家、與讀者對話的窗口，也是推動文學批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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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發來的文章里，多是具體的作家作品論，顯然你的文學批評很大一部分是由此展開的，對經典作家新作的分析通常建立在對作家的創作生涯、創作階段、創作轉變和代表作品非常熟悉的基礎上，而對文學新人的探索則更著重于刻畫其寫作的面貌。直面作品是你進行文學批評的最關鍵所在，經由它們，你希望結構起一張怎樣的文學批評網狀圖？

劉陽揚：我在蘇州大學上一門《小說鑒賞》選修課，授課對象是全校本科一年級新生。拿到名單的時候我很吃驚，選課的同學八成來自理工科專業，這給我的教學工作帶來了比較大的挑戰。此前，我的教學對象都是文學院學生，他們或多或少對文學史、對作家創作已經有了一些了解。那么，如何讓這些理工科學生了解文學，進入文學？我選擇了最原始的辦法，就是直面作品。我讓同學們直接閱讀作品，不要看別人的評論，讀完作品后一起交流讀書感受。在教學中我發現，即使是此前對文學接觸甚少的同學，在讀到《狂人日記》《受戒》《棋王》的時候，也能準確地表達自己的閱讀體會，領略作者的創作心態，我想，這正是文學作品的力量所在。喬治·布萊將自己的批評理論闡釋為一種“意識批評”，他主張文學批評是一種意識的互動，批評者經由作品與作者進行交流，觸摸作者寫作的意識構成，并在自己的批評中重現這一意識模式，從而達成對作者的理解。在文學批評中，直面作品是我一直以來的堅持，一方面通過文本的細讀深入文學的精微之處，另一方面以文學史的視角觀察作家創作的多樣性與復雜性，在與作者的相互理解中構建起自己的批評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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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章里能提取到一些關鍵詞，如在《城市、建筑與懷舊敘事的悖反——讀王安憶〈考工記〉》《論班宇小說中的城市書寫》《地方意識、歷史情結與都市表 達——蘇 州“70后”作 家 綜論》《論1950-1970年代科幻寫作中的工業想象與城市景觀》等文章中的“城市”，《“迭奏”鄉村——論〈捎話〉兼及劉亮程的創作》中的“鄉村”，但其實兩者都指向一個問題，“作家和他的地方”。“地方”的概念、城市和鄉村的空間、作家的書寫之間，是你近期的批評興趣的所在嗎？

劉陽揚：文學與地方的關系確實是我近期的關注點。隨著理論界對文學的討論從時間轉向空間，作家與其地方之間的緊密聯系、情感交流與意義建構成為許多研究者都會關注的內容。段義孚以“戀地情節”來闡釋地方的人文主義傳統，表現地方作為人與人之間的中介關系和情感紐帶的重要作用。我最近也在關注作家和地方間的關系，比如班宇和沈陽、朱文穎和蘇州、劉亮程和新疆等等，嘗試寫了幾篇文章，希望能夠通過一些個案的分析梳理當代文學創作的地理版圖，不過現在做得還太少，是我接下來想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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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文學批評中有一部分是關于科幻文學的，作為當下一種熱門的文學類型，對于它的批評很多時候是從技術、空間、人類未來等方面展開的，有意思的是，你在此之外，似乎還關注中國科幻小說的知識分子敘事。事實上，當我們談起關于科幻文學的文學批評時，腦中似乎無法形成一種明確的概念，你在進行批評時所關注的重點是什么，何為它的知識分子敘事？

劉陽揚：作為普通讀者，我對科幻文學的閱讀其實讀大學的時候就開始了，但真正把其作為研究對象還是六七年前的事情。通過閱讀可以發現，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的科幻文學，都存在知識分子的形象，既有正面形象，也有負面形象，這些知識分子形象一方面推動了小說的故事進展，另一方面也為小說展開了一條技術與知識的敘述路徑。為了集中展現科技和人的關系，科幻小說常常從知識分子入手，側重工業幻想、宇宙探險、環境保護以及人文表達，用多重文本形式提供了天馬行空的想象空間，并以其知識話語體系，構建起未來社會的文化景觀。當代文學研究往往以“純文學”“嚴肅文學”為中心，盡管近年來已經逐步將通俗文學、大眾文學、網絡文學納入其中，但尚未將“科幻文學”納入考量的范圍。科幻文學因其特殊的性質，既難以被看成是“純文學”的一部分，也不能簡單地將其歸入“通俗文學”或是“類文學”的范疇。所以我在展開研究的時候，試圖以“知識分子敘事”為切入點，找尋科幻文學與“純文學”“通俗文學”二者之間的關聯。科幻文學不但具有光怪陸離的太空想象，還具有深刻嚴肅的現實指向，以豐富多姿的表現形態抒發對當下現實的審慎關注，能夠對當下文壇的現實主義題材寫作提供有力的補充。另外，科幻文學往往背離傳統文學“人類中心主義”的導向，劉慈欣就不止一次談起自己的“技術至上”的觀念，這一導向顯然又對傳統的知識分子敘事形成了不小的挑戰，或許能夠形成一條知識分子敘事的新路徑，這些都是我近幾年感興趣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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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難發現的另一點是，就是你此前提及的對于批評對象的精微觀察，還是以《城市、建筑與懷舊敘事的悖反——讀王安憶〈考工記〉》來舉例，你提到《考工記》中觀察城市的視角是“地面”，有別于《長恨歌》中的“鳥瞰式”視角，它讓城市為一個由無數碎片構成的錯綜復雜的迷宮，同樣人物的傳奇性、典型性、象征性都大大減弱了，城市的一切都以更從容的方式出現，也由此一個日常的、現實的、現代化的都市出現了。顯然，你的文學批評方式是靈感的點撥后，具體而微的細部觀察。你也提到，蘇珊·桑塔格評論本雅明說其文學批評的獨到之處主要歸功于“顯微鏡式的觀察”與“不屈不撓地控制理論分析的能力”兩者的結合，你認為文學批評的理想狀況就在于此。

劉陽揚：“顯微鏡式的觀察”在我看來是對細節的直觀感受和把握，并通過這些細節，“榨取”出意象和敘事背后的更多內容，這也是我閱讀和批評的關注點。王文興在《玩具屋九講》中就講求以“慢讀”的方式解讀曼斯菲爾德的文本，“一字不漏，字字求解”。有些文本的細讀是從語言展開的，比如遣詞造句、動詞的使用或者獨特的韻律，但我更關注的是意象的變化、視線的轉移和“物”背后的隱喻，我期待看到文本背后的“潛文本”，看到敘述者背后的“隱含作者”。蘇珊·桑塔格提到本雅明對細小的東西極為感興趣，因為它們“既是整體（因為它是完整的），又是碎片（因為過小的規格，不正常的比例）。它變成了無功利的沉思和狂想的對象”。本雅明對細節的把握，既喚醒了孩子式的熱情，同時還保存著游蕩者的收藏癖，也是我在文學批評中想要盡力接近的狀態。至于“不屈不撓地控制理論分析的能力”這一點，很慚愧，我還做得非常不夠。不過，可能過多的理論闡釋也并非解決文學問題的最佳辦法，如何能通過文學批評發現文本深層的內容，如何通過一種批評體系更好地實現與作品的互動，可能是我想追求的一種理想的批評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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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一個觀念是我頗為贊同的，從事文學批評工作要兼顧“在場感”和“疏離感”，一方面切身感受熱火朝天的文學現象，另一方面保有獨立的理性批評。當下的文學現場確實是火熱的，但如何在場又如何疏離，似乎也并不容易，而如何保有獨立的理性批評，有自己的批評風格，就更不易了。于一個青年批評家而言，可謂是一種修行，該如何修煉？

劉陽揚：“在場”是西方哲學領域的一個基本概念，它包含著時間和空間的雙重含義。一方面，“在場”是一種空間的顯現，另一方面，也指當下的一個時間節點。而“疏離”則相反，在空間和時間上都指向一種距離感。“在場”是強力的“無遮蔽”狀態，一種純粹的敞開。當下的文學現場確實十分熱鬧，但也泥沙俱下，批評家如何捕捉文學的新質，又如何發現問題、清理癥結，都需要持續的“在場”。而“疏離”則是保持“陌生化”，保持理性，以敘事藝術去強化文學的審美感受。借用現在的新興藝術形式，文學批評或許需要一種“沉浸式”體驗，以物理上和精神上的雙重“在場”又雙重“離場”去追求“詩性”與“理性”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