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詩人、評論家波德萊爾提出了藝術之美的兩重性特點，他說：“構成美的一種成分是永恒的、不變的，其多少極難加以確定；另一種成分是相對的、暫時的，可以說它是時代、風尚、道德、情欲，或是其中一種，或是兼容并蓄。”如果拿人作比擬，波德萊爾認為，永恒存在的那部分是藝術的靈魂，可變的那部分是藝術的軀體。

照此來理解小說，小說的靈魂——即小說的精神世界——永恒不變，一直在漂移變化的是小說的軀體，它是通往小說靈魂的物質載體，它是變化中的時代風尚、經歷經驗、故事模式、題材人物等等。由此看來，小說家的創(chuàng)作永遠擺脫不了在可變的藝術軀體和永恒的藝術靈魂之間艱難跋涉、失衡搖擺抑或完美抵達的境地。這二者之間，看似隔著一段距離，看似彼此割裂，其實不然，它們是依存融合在一起的，因為無論常變的故事載體還是永恒的精神根基，本質上它們都是在尋找時空上的永恒存在。如果一個故事（藝術的軀體）不去抵達人類心靈深處亙古不變的真情實感（藝術的靈魂），那么這個故事將曇花一現(xiàn)，不會久存；如果藝術的靈魂不附著在時刻變化的故事和現(xiàn)實之上，失去故事和現(xiàn)實這一載體，小說的靈魂也將無所依存而空洞化，如波德萊爾所說的“不能為人性所接受和吸收”。

盡管波德萊爾的藝術之美的兩重性告訴我們，小說中變動不居的物質世界與永恒的精神世界同等重要，但從現(xiàn)代小說數百年的歷史來看，各個歷史時期變化多端的故事形態(tài)和豐富多彩的現(xiàn)實樣式，讓小說變得五彩繽紛和多姿多彩，而藝術靈魂則一直端坐于故事和現(xiàn)實頂端俯瞰這一切，它自身倒是永恒如一，未曾有翻天覆地的改變。是否可以說，小說中一直處于變化中的時代風尚倒顯得格外重要了。所以，小說家有了一個重要任務，就是不停地去尋找自己時代的新的故事和新的現(xiàn)實，開掘藝術靈魂所依附的全新領地。這既是小說活力的體現(xiàn)，也是現(xiàn)代作家藝術風格的形成方式。

無論永恒的還是可變的，波德萊爾認為，真正的小說家“善于從現(xiàn)實的生活攫取其史詩的一面”，用故事或人物“讓我們看見并理解系領帶穿漆皮靴的我們是多么偉大、多么有詩意”。

何為“現(xiàn)實的生活”？是我們此刻生命正在流逝時我們的肉體和精神正沐浴其中的日常或傳奇的生活，是與我們的過往百分之九十相似而百分之十不同的那種生活。無論我們對過往存有多么美好的記憶和懷想，抑或多么感傷或痛苦，縱然記憶永遠翻不過那一頁，但在現(xiàn)實面前，前行的腳步終將跨過那些歲月溝壑。如今，我們已經跨過了那個純粹的農耕文明時代和工業(yè)文明時代，與我們攜手同行的是信息互聯(lián)的數字時代。我們的寫作當然可以回到農耕、工業(yè)時代的經驗和記憶中，但可能冒著遠離今日讀者而被忽略的風險。我們的寫作終將無法回避我們自己的前所未有的時代，必須去面對波德萊爾所說的“可變的時代風尚”，去面對那種與過往百分之十不同的“現(xiàn)實的生活”。這片陌生的生活、未知的領地正是小說值得去掘進的地方。

如果有人提出這個問題：信息互聯(lián)的數字時代與過去時代相比，對寫作最大的改變是什么？我想應該是寫作認識和寫作意圖的改變。在信息不夠發(fā)達或者信息對人的影響沒有今日這般強大時，寫作對很多作家來說都是異常神圣和強大的，寫作意味著一種改變現(xiàn)實的可能，比如改變某項政策、改變某類人的人生軌跡等等。但時至今日，寫作再也難以從根本上改變現(xiàn)實，或者說寫作的社會功用已經被時代的其他媒介征用，而寫作“繼續(xù)朝內轉”（喬治·斯坦納語），寫作意味著認識自我、拯救自我的可能，如安妮·埃爾諾在一個訪談中所說：“一本書有助于改變個人生活，有助于打破忍受和壓抑的孤獨經歷，使人們能夠重新想象自己。”寫作意圖由過去的“改變現(xiàn)實的可能”到現(xiàn)在的“重新想象自己”，是時代留給小說藝術的新的責任和新的領地。

每個時代的人們都面臨新的時代帶給自己的美好、困頓、迷茫和無奈，對這些未曾有過的感受、復雜的精神問題發(fā)言，構成了某個時代小說寫作的全部可能。我們不禁會問：信息互聯(lián)的數字時代，給人們帶來了哪些全新的、復雜的精神問題呢？給小說寫作提供了哪些有待掘進之地呢？

新的領地之一：人類與技術之間的關系，人工智能、基因編輯、克隆仿生等帶來的技術焦慮和倫理難題

我們從未像今天這般強烈感受到被許多張技術之網網羅捆綁著。互聯(lián)網普及之前，汽車火車飛機，收音機電視機游戲機，讓我們感覺到技術的強大和便捷，而當今日無處不在的數字技術和高度發(fā)達的人工智能，深度參與了我們的吃喝拉撒、愛恨情仇、生老病死等所有的生活領域時，我們便感受到了技術的貪婪和恐懼——被技術主宰的生活還有多少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

不必去感慨了，一個鐵定事實是，我們生活在技術之中，技術正在界定我們對生活世界的絕大多數想象。我們身處的現(xiàn)代社會是“技術時代”中的社會。有學者提出了“技術時代”這一概念，將“資本—技術—政治”三位一體的存在界定為19世紀之后現(xiàn)代社會全面展開的動力。技術深深嵌入資本和政治的系統(tǒng)之中，裹挾著每一個人。正因為此，寫作在今天無力撼動“資本—技術—政治”三位一體的社會現(xiàn)實，但寫作最有可能化解或舒緩這個時代最糾結的矛盾：人類與技術之間的矛盾。

一些探討人類與技術之間關系的小說已經陸續(xù)出現(xiàn)并廣受關注。比如被評為《紐約時報》2022年度十佳書籍的小說《糖果屋》，講述科學巨擘布頓開發(fā)了一個無意識平臺，它可以讓人造訪自己擁有過的記憶，還能讓人分享記憶換取窺視他人記憶的故事。比如韓國作家趙寶拉的《詛咒兔》，講述人與人工智能的愛情故事，探討人與機器之間如何共處的快樂與尷尬。這些小說看似有著科幻的炫目外衣，其實它們不是科幻而是我們正在經歷的某種現(xiàn)實。可以預料的是，人類與技術之間的故事將成為這個時代小說寫作的新領地之一，這種書寫將是長久和時尚的，因為這是人類內心世界最新的迷茫和焦慮之一。

新的領地之二：“城鄉(xiāng)游民”的兩個夢：鄉(xiāng)村夢和城市夢

信息生產傳播的即時性和交通出行的便捷性，這個時代里最顯著但也司空見慣的兩個變化正在改變我們對時間和空間的感受——空間被壓縮了，不再難以跨越；時間被拉長了，不再難以打發(fā)。這種改變背后其實蘊藏著更為巨大的變化，即鄉(xiāng)村和城市關系的變化。二元對立的鄉(xiāng)村和城市或者必須在二者中選擇其一的尷尬局面正在皸裂甚至被打破，人們開始有了多余的選擇，既可選擇在城市打拼實現(xiàn)自己的城市夢，也可選擇回到鄉(xiāng)村或者鄉(xiāng)村邊上的小城實現(xiàn)自己的鄉(xiāng)村夢。今后，更多的人將在城市和鄉(xiāng)村之間游走成為“城鄉(xiāng)游民”，無數的“農民工第二代”早已成為“城鄉(xiāng)游民”行走在中國大地上，他們有的在城市立下足，鄉(xiāng)村也有自己的房子和親人，許多城里生活長大的人也去到自己心儀的鄉(xiāng)村，不定時居留下來，成為“城鄉(xiāng)游民”。

中國城市化進程高速推進將近四十年，人們以為這是一條單向度的、不可逆轉的逃離鄉(xiāng)村、奔赴城市的“老路”。其實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城市化進程加劇，人們發(fā)現(xiàn)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并不是想象中的天堂，盡管這里提供高質量生存的一切可能和便利。而曾經被一些新城市人拋棄的鄉(xiāng)村也并不全是貧瘠和偏遠，它還是充滿無數秘密和樸素美麗的大自然。人們開始尊崇自我價值觀的選擇，我既要城市也要鄉(xiāng)村。信息時代的技術和高鐵時代的路網也支持了這種選擇。英國詩人柯珀說：“上帝創(chuàng)造了鄉(xiāng)村，人類創(chuàng)造了城市。”人們當然愿意既在上帝那兒生活，也愿在人類那兒生活，成為未來的“城鄉(xiāng)游民”。

“城鄉(xiāng)游民”的生活和領地，是小說寫作的全新的廣闊天地。我們已經看到了有些小說在城市和鄉(xiāng)村兩地舞臺上展開，全面表現(xiàn)那種兩地“游民”的精彩故事，比如林那北的《每天挖地不止》等。我們也曾經看到太宰治在《再見》中展示的“城鄉(xiāng)游民”的故事，也看到簡·奧斯汀在《傲慢與偏見》中在小城與鄉(xiāng)鎮(zhèn)間表現(xiàn)的人物故事等等。總之，這是未來小說大有作為的新領地。

新的領地之三：倦怠社會的個人遭遇與自我拯救

不久前，年僅15歲的高一學生小胡的失蹤案牽動全社會關注。一些細節(jié)透露了孩子的內心世界。由此，這個社會事件變成了一個心理事件。

哲學家韓炳哲借用“倦怠社會”這一形態(tài)來描述我們的時代。他說此社會最大的特點是從福柯的“規(guī)訓社會”轉向“功績社會”，從“他者剝削”變?yōu)椤白晕覄兿鳌保梢?guī)訓社會的“你必須”變?yōu)樽杂缮鐣摹澳隳軌颉薄ｍn炳哲說：“‘你能夠’甚至比‘你應當’更具強迫性，自我強迫比強迫他人能帶來更明顯的效果，因為自己不可能反抗自己的意志。”為獲得更好的工作而奔命，一系列完善制度，迫使自己優(yōu)化；一個人在一個時段里扮演各種角色，同時處理多項任務。生存壓力蓋過了生活的樂趣，加劇了孤立無援感，于是倦怠降臨。倦怠社會中的個體如何找到生命的意義，突破無聊、空虛的包圍，或許是小說應該努力去想象和表達的吧。

新的領地之四：愛情和婚姻的某種新形態(tài)

單身正在成為一種潮流。一項未婚城市青年的婚戀意愿調查顯示，女性表示“不結婚”和“不確定會不會結婚”的人數占43.92%，比男性多出19.29%。此外，還有近三成受訪青年從未談過戀愛。結婚與否是一項個人選擇，外人不便道矣。重要的在于兩個問題，一是這一現(xiàn)象背后的根源是什么？二是年輕人的情感需求與出路在哪里？如果按照亨利·詹姆斯“每一部小說誕生的目的都是企圖去解決一個或幾個問題”的觀點，對愛情和婚姻在這個時代呈現(xiàn)出的新形態(tài)，小說寫作或許應該承擔責無旁貸的表達和探索責任吧。

青年男女結婚率的降低并不代表他們沒有情感的需求和表達，與AI戀愛成為一些人的情感嘗試，盡管理性告訴他們人工智能的數字算法會迎合他們的情感需求，但非理性的情感沉浸還是讓他們感受到了愛情的安慰。毫無疑問，這是正在發(fā)生的這個時代的情感故事，它的未知性和可塑性將是對小說的最大吸引。人們選擇單身或者說這個時代的普遍的愛情危機背后，其實隱藏著一種普遍的社會學病癥，按照韓炳哲的說法，“導致愛情危機的不僅僅是對他者的選擇增多，也是他者本身的消亡。這一現(xiàn)象幾乎發(fā)生在當今時代所有的生活領域，伴隨著個體的‘自戀’情結的加深。他者的消亡其實是一個充滿張力的過程”。他者的消亡意味著“當今社會越來越陷入同質化的地獄”；社會越來越自戀，更多的“力比多”投入到了自我的主體世界中。尋找他者或者說讓他者歸來，是愛欲重新復活和社會煥發(fā)多彩之光的一條重要路徑，而小說寫作是這條路徑上最重要的藝術形式之一。許多引人關注的小說已經在探討人工智能時代，人類最原始的愛欲需求與“人為熱情”的機器之間的彼此需要或人倫尷尬，毫無疑問，這一探討是今后一個漫長時期的熱門題材。

以上所列舉的小說寫作的新的領地也只能算作一種指向性和粗淺的推測，如此推測的中心意圖只是想反復申明一個觀點：我們的寫作必須直面我們的時代生活。那些誕生于過往生活的稍顯陳舊的寫作觀念應該被按下“刪除鍵”，新的現(xiàn)實需激起新的觀念；那些還未建立的當下生活的敏感地帶需在某種緊迫感中建立起來，因為這是我們的寫作真正進入“可變部分”的前提和必然。

（作者系《福建文學》常務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