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傳統的經典研究通常遵循兩種思路，一是本質主義的思路，重在研究“什么是經典”（being canon），即經典具備哪些屬性、經典的核心要素是什么；二是建構主義的思路，聚焦于“如何成為經典”（becoming canon），即經典生成的過程、經典內外各種要素之間的作用。這兩種思路分別著力于經典的美學價值和社會學意義，對我們理解經典產生了無可替代的影響。然而，這兩種思路共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即把經典默認或預設為已然存在的“某物”，它蘊含了某種雖然難以清晰界定但卻已經隱約構成共識的客觀標準，我們探討“什么是經典”以及“如何成為經典”，其實就是用這一套難以言明的標準去考量和評判諸多對象，把含糊的界定和準則清晰化，并反證出經典所以成為經典的“經典性”以及經典生成的“經典化”過程。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這兩種思路既便利又有弊端，弊端之一是它很容易將我們帶入一個循環論證、同義反復的尷尬處境中，弊端之二是這種邏輯思路中的經典還很容易被固化或被神化，因而也潛藏著教條主義的危險。那么，我們究竟應當怎樣看待經典呢？經典的生成是可知的嗎？經典是否必然會被固化或神化呢？本文將以黎楊全教授的文章《網絡文學的經典化是個偽命題》（后引此文不再標注）為參照，通過與其對話、商榷和辨析，來嘗試解答上述問題。

一、固化的經典還是流動的經典？

在《網絡文學的經典化是個偽命題》一文中，黎楊全教授指出，“經典的本質是固定的、獨立的、封閉的、模范的和規定性的”，文學經典是一種“靜態的存在”，“追求永久的恒定性和不變性是經典內在的要求”。按照黎教授的論證邏輯，經典的固化特點根本源于經典是印刷文化的產物，常見的經典化手段是編訂選集或進入圖書館收藏，因此經典往往被視為一個可擁有、可收藏的文本或客體，封閉自足，而且業已完結。

這個判斷不可謂全無道理。眾所周知，是現代民族國家這一文化場域孕育并催生了經典問題，而作為“想象的共同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依據則是各民族的印刷語言，印刷語言“在拉丁文之下，口語方言之上創造了統一的交流與傳播的領域……這些被印刷品所聯結的‘讀者同胞們’，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見之不可見’當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體的胚胎”。也就是說，印刷術為差異化的民族語言和民族歷史提供了一個可以平等呈現的文化空間，在此空間中，民族國家成員通過共享傳統和記憶鑄造了經典，經典又被轉譯為合法化的主流意識形態，強化了國家敘事的權威性以及民族國家成員對理想國家的認同。所以可以認為，經典的確立和構造是一個重要的文化建設工程，這個工程以印刷術為物質支撐，主要方式是對人類的歷史經驗予以提煉總結，實質則為借助權力和意識形態對人類的文化身份進行界定、區隔與規劃。所以，經典本身必然意味著某種標準、規范和權威。

但問題在于，經典作為某種標準、規范和權威，并不是靜態的和固化的，更不是封閉的和永恒不變的。事實上，即便是在印刷文化體系下，經典都充滿了多種變動不居的可能性。按照黎教授的說法，經典化的手段主要是對作品的精選和編訂，“被選中的文本被看成經典”。但毋庸置疑的是，所謂“精選和編訂”，顯然不是一個標準化、同質化乃至恒久穩定的行為。編選者個體的知識框架、闡釋能力、閱讀期待及審美理想，編選者群體的標準制定與文化協商，編選環境的政治要求、精神共識、社會風尚及輿論導向，甚至包括時代、地域與民族及所有這一切能夠提供給編選者的素材范圍，每一個環節都充滿了不確定性。我們對經典的判斷，所參照或依靠的恰恰是動態的經典形成過程。在本質上，這個過程與國家記憶的形成過程一樣，顯然充斥著不同力量間的較量和各種權力關系的角逐。美國學者約翰·杰洛瑞（John Guillory）把這個過程稱為“分配政治學”，認為經典建構實質上就是文化資本的形成與分配，或者說是文學生產和消費方式的獲取問題，經典所反映的正是具有復雜生產性的社會關系。學者周憲也認為“經典的形成過程決非自然選擇的過程，毋寧說它是一個社會和文化的高度區分性的過程，……這后面隱藏著的是復雜文化領導權”。由此可見，“經典性”的問題往往是經由“經典化”的過程得以明確展現的，這怎么可能是封閉的和靜止的呢？

當然，黎教授所說的文學經典的靜態觀首先是指物質意義上的靜態觀。一方面，從經典的西方源頭來看，作為“教會活動的標準與律法”，經典典籍就是“神諭的語言，具有神啟性、真理性，由宗教機構勘定，要求絕對的準確性，杜絕任何隨意的篡改與假托”；另一方面，從經典的現實發生來看，“印制出來的文本”也無法再做改變，比如刪除或插入，因此“它不再是同外部世界的對話”。仔細追究，這個說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印制出來的文本”顯然不能與經典畫等號。印制出來的文本是一個客觀實體，是把經典現實化、具象化，是對經典予以物質表征的一種形式；而經典的核心則是“經典性”，是文本所蘊含的意味、精神、價值、信念等意識形態的屬性。固化的文本確實不能改動，任何微小的變動都會使這個文本變成另一個文本，但抽象的理念卻有可能因時、因地、因人而做出調整。

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就像我們用顛倒的方式去看《形象的背叛》（The Treachery of Images,1929）。比利時畫家勒內·馬格利特（Rene Magritte）用煙斗的圖像和符號來區分作為實物的煙斗，其中的神秘感和迷惑性所依據的就是法國學者?？略凇对~與物》中辨析過的“相似性”（similitude）和“確認”（resemblance）。顯然，圖像在不言明的情況下是直指事物本質的，而語詞則對這一指向進行確認。圖像依據的是相似性，語詞的功能則在于確認。就像經典的文本與經典性，前者有可能是多樣態的，但萬變不離其宗，后者才是令經典成為經典以及經典何以被認同的主導因素。比如一部世界文學名著可以有不同的譯本，但這個名著本身所傳達的文學觀念、精神理想或價值信條等不能隨著譯本的變動而變動，對后者的“確認”是賦予前者“相似性”可能的必要條件，也是保證經典流傳的基礎。在結構主義和建構主義大行其道的今天，理解上述經典的“變與不變”或“動與靜”顯然并不難。

二、作為文學事件的網絡文學新經典是否可能？

黎教授斷言網絡文學的經典化是一個偽命題，其依據主要在于網絡文學的動態本質。因為流動，網絡文學成了難以終結的開放敘事；也因為流動，網絡文學突破了印刷文化體系下文學僅作為故事文本的局限性，變身為“活生生的、現場的社區行為”。竊以為，黎教授對網絡文學的動態界定非常精辟，把網絡文學的概念與文學事件或文學行動關聯起來，這一見識也非常高遠、敏銳。問題在于，是不是動態發展的文學實踐就必然沒有被經典化的可能呢？

眾所周知，漢語的“經典”常常對應英語的classic和canon,classic意指“古典（的）”，即古希臘、古羅馬或與其相關的文學文化，其經典性的核心是時間和經驗；而canon則聚焦在規范、標準、尺度等方面，更強調權力和意識形態。當我們討論網絡文學經典化的問題時，我們所據以形成共識的概念顯然更傾向于canon。

在《批判理論與文學經典》（Critical Theory and the Literary Canon）一書中，美國學者卡爾巴斯（E.Dean Kolbas）剖析了當代經典論證的兩種主流觀點，即保守主義的和自由主義的觀點。如其所言：“從本質上講，他們要么從理想主義的審美角度來看待經典，很少或根本不考慮客觀的歷史和物質條件，要么為了政治或教學實用主義的目的而挪用經典，不考慮現代性中藝術的無功用性或中介功能?！笨柊退拐J為，這兩種表面上看起來對立的觀點實質上有很多共同之處，比如都把經典的作品神圣化和理想化，而忽視形成這種局面的物質環境和社會成本；又比如都把經典的形成理解為歷史斗爭和藝術競爭的產物，把歷史持久性和廣泛的文化熟悉度視為經典的必要標識，因而忽略了經典作品“獨特的審美方面”以及更廣泛的社會問題。卡爾巴斯由此引入了阿多諾和本雅明的批評理論，倡導對經典的形成予以“物質主義的、社會學的和批評性的”探究。

卡爾巴斯討論經典的方式對我理解“經典性”和“網絡文學經典化”的問題啟發很大，因為他通過對經典自身及其緣起進行“元批評”，揭示了在數字媒介時代界定經典的新維度。這一新維度既強調歷史的積累過程，以及這個過程中“文化的物質再生產”；也尤為重視復制、重復與不斷的社會確認在經典形成過程中的無可替代性，包括文學生產與文學消費之間的復雜關系；更重要的是，這一新維度還對經典的審美特質進行了規定，復現了經典作為一個藝術概念所具有的強大的批判潛力。這就說明，經典是一個多維立體的概念，有傳統與記憶，有現實與需求，也有未來與導向。它是時間序列的產物，但它并不為時間所規定；它是經驗的累積與表征，但它必然要超越經驗、進入抽象的價值層面；它是“文化的物質再生產”，但它并不拘囿于“物質的牢籠”；它的生成有實用主義的根基，但它往往趨向理想主義，有對文化和社會的引領作用?？偠灾覀冇懻摻浀?，其實不是在討論“什么是經典”（being），而是在討論“怎樣就成了經典”（becoming）。

回到我們關于網絡文學經典化的爭論上來。其實，根據黎教授在《網絡文學的經典化是個偽命題》一文中對經典演變的歷史梳理，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印刷文化體系下的作品編選，還是對網絡文學的物質化保存，黎教授所指稱的經典始終是實物化的經典，我們或可將其概括為“經典作品”。套用法國學者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觀點，這只是我們認識文學實踐及其知識生產的第一步。作品，也就是書籍，具有物質性的特點，它占據了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被安全地封閉在一本書的物質呈現之中，我們可以閱讀它，也可以將之束之高閣、奉為經典。作品當然是靜態的、完結的、可被靜觀的，作為印刷文化最成功的產物，作品是我們談論一切經典的基礎。但是，當作品被投放到市場、進入文化消費的環節中，當作者也不得不以“特殊讀者”的身份介入到對作品的再生產過程時，作品就變成了文本。文本聯結起了書寫和閱讀、生產和意指，允許歧義、允許意義漂浮，而且破除了作者作為本真意義來源的神圣性和唯一性，從而也顛覆了印刷文化體系下的“作品經典論”。從結構主義到后結構主義，從作品到文本，經典的多義性和流動性日趨顯著。

事實上不僅如此，我們要強調的重點是，網絡文學（或者說數字文化）的批評語境甚至已突破或超越了“文本”，而進入了“超文本”“數字文本”的文化生態中，就像黎教授所敏銳觀察到的那樣，“這涉及文學觀念的轉變，需要從將文學視為客體，轉而視為一種過程、互動的‘事件’?？腕w及其意義闡釋適合于印刷文學，但對網絡文學來說，重要的是互動實踐。”簡言之，網絡文學不能僅用“文本”來概括了，網絡文學本身就是生動鮮活的“文學事件”。

近二十年來，事件理論在中國學界日益成為熱點和焦點，這當然與西方哲學史上長盛不衰的事件哲學有密切的關系，也與眾多學者把文學與事件關聯起來進行文學理論建構息息相關。這其中，有兩位學者的事件理論對于我們討論網絡文學的經典化問題有重要影響，一位是法國哲學家德勒茲（D.Deleuze）的生成性事件理論，一位是英國文論家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的結構與事件。在德勒茲的《意義的邏輯》一書中，德勒茲討論了生成性事件的含義和特點。德勒茲認為，事件不是靜止的、固定的，無法被集中在當下的某一時刻，事件具有逃離當下的能力，并且是一種超越性的“純粹生成”。如果借用到網絡文學中，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作為整體的網絡文學不等于具體的網絡文學作品，也不等于作家創作和讀者閱讀這樣牢固劃一的現實，它超越了具體的作品、生產和消費作品的物質環境，是一種體現多樣性、差異性，并隨著作者和讀者交互式互動的發展而不斷變化、不斷形成新事態的過程。對于作者來說，這個過程不是閉門造車；對于讀者而言，這個過程也不是被動閱讀。實際上，創作和閱讀都變成了一種“操演”，甚至借助數字媒介的力量，這種操演有可能不斷地修正和改變現實，更新作者乃至讀者的期待和意愿。所以說，網絡文學具有“非物質性的效果”，它總是“溢出”故事和（作品）和事實（文本）之外，處于一種“閾限狀態”，即一種過渡性的、臨界的狀態，趨向完成但并未完成，是生產也是消費，在現實和理想、創造和接受之間逡巡往返。

再來看伊格爾頓的文學事件。伊格爾頓所討論的“文學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重點不在“事件”而在“文學”，即文學如何發生并發揮作用。這一點恰恰適用于我們對網絡文學的發生機理進行考察。在伊格爾頓看來，文學不是一個穩定的結構，而是一個“結構化過程”，“在此過程當中，作品的每一個特征都必須通過讀者來實現，作為結果又激勵讀者參與到全新的解釋活動當中。”“和名為圖書的實物對象相反，沒有讀者的‘具實化’行動就沒有文學作品?！被蛘邠Q句話說，文學是“一種行動的結構，根據自己訂立的目標不斷重構，在此過程中目標本身也在不斷刷新，因此是事件性的”。文學“必須在永恒運動中自我完成，并且只能在閱讀行動中實現自己，就此而言它又是‘事件’”。把文學視為事件，伊格爾頓所要強調的，大概還包括文學與世界的關系。對網絡文學的創作而言，“世界”的重要性就更毋庸置疑了。因為無論是作者、讀者，還是媒介、技術，任何一個因素都不可或缺，任何一個因素也都無法獨立形成文學。相比印刷文化體系下的文學作品，網絡文學文本的存在形態就是網絡化，與其說它靜態地存在于電子化的網絡設備中，不如說它流動在無邊際的網絡時空中，就像學者陳靜所形容的那樣：“當它顯示在屏幕上以后，閱讀的過程就開始了。這是一個只在創造文本的程序被擊活的時候才發生的過程——需要與讀者認知過程同樣的操作。在這個意義上，電子文本比印刷文本更過程（Processual）一些?！?/p>

如果我們從動態生成的視角來看網絡文學，如果我們按照“文學作為作品——文學作為文本——文學作為事件”的思路來理解網絡文學，我們就不難得出一個關于網絡文學經典化的、更為寬容的結論。也就是說，網絡文學的作品形態或文本形態是可以成為經典的，在這個意義上的網絡文學經典化并非偽命題。因為作品與文本仍然是網絡文學生產最具有標志性的產物，盡管媒介的差異導致作家創作方式、作品存在形態和讀者閱讀形式都與印刷文學系統有本質的變化，但當它變成書籍或以其他物質形式被固定下來時，那個最終呈現的成品卻與印刷文學并無二致。

論述至此，我想要探討的問題，或者說關于網絡文學經典化爭議的最大分歧，也已顯而易見了。那就是：作為事件的網絡文學，能否被視為經典？我的回答依然是肯定的。我認為，網絡文學的經典化，當然也包括作為文學事件的網絡文學，或許它正在生成為一種網絡文學新經典。而關于這種新經典的生成，我們就不得不把“經典性”和“經典化”的問題結合起來討論，才有可能厘清其中的紛繁脈絡。

三、經典的生成是否可知？

“網絡文學新經典”這個概念不是一個偽概念，要基于兩個基本條件同時成立。第一，從客體的角度（經典性）來說，網絡文學作品的質量應當符合我們對經典的要求；第二，從主體的角度（經典化）來說，經典建構的標準要突破靜態的作品中心論，充分考量由讀者閱讀、市場反饋、文化創意生產及產業改造等多方面構成的消費語境，實現對動態經典的動態評價。

關于第一點，已有許多學者對之進行了中肯而全面的討論，本文就不再贅述了。我想要重點探究的是，質量上乘的網絡文學作品，作為所有文學行動的起點，是否有可能開啟一場網絡文學事件，并決定整場文學事件的發展走向。因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作品仍然是作為整體的網絡文學的主導因素或核心要素。盡管網絡文學的生產模式具有明確的市場導向和商業屬性，但所謂“內容為王”，作品的品質可以決定它可被接受的程度和范圍，決定以之為源頭的產業運作是否順暢，也能夠決定網絡文學創作是否可能超越低層次的暢銷流行、對文學發展形成創新和推動，從而促成這一全部過程的經典化。比如說網絡文學作家貓膩，他的創作以及對其作品的閱讀、評價、研究、評審，包括各種跨媒介的征用、改造和營銷等，甚至包括由此引發的各種文學爭論和社會反響，這一切共同構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學事件”。這一文學事件以文學作品為起始點，經過一系列的文學實踐活動，如把某些作品確立為經典之作，把作家塑造為“網絡大神”，使網絡文學的媒介屬性和交互式影響的特點得以充分彰顯等，由此挑戰了我們傳統的經典意識，深刻地改變了我們對于文學發展的想象和預期。這樣的文學事件產生了持久而深遠的社會影響，為這個時代的精神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我認為，不單單是貓膩的作品，這一場文學事件就是一種新的、典型的網絡文學經典形式。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們將此文學事件規定并建構為經典的過程中，我們實際上也改造了經典的內涵，將其修訂成了更適合時代特色和文化特色的形態。經典，尤其是網絡文學或數字文化時代里的經典，不再意味著厚重的歷史感、權威神圣的價值典范、精英式的審美規范、永恒不可撼動的秩序意識等。網絡文學經典比傳統意義上的經典更民主、更日常、更具現實意義，相比而言，網絡文學經典意味著寬廣的接受度和影響力、激越的想象力、原創性的藝術探索、開放寬容的闡釋可能，以及巨大的經濟效益和商業價值，甚至包括新文學共同體的不斷生成。我們討論經典的重點已從“判斷”轉向了“描述”，比如從“文學經典”轉向了“經典的文學”、從“何為經典”轉向了“經典如何”。這恐怕還不完全等于經典的開放或經典的擴容，從本質上看，這是一種新的邏輯和機制，這說明一種與流動的、發展的、持續生成的網絡文學觀相呼應的新經典論正在形成。

這一切變化都根源于數字媒介技術的發展。21世紀的社會現實是數字文化和媒介革新，討論經典或網絡文學經典化的話題必須要充分考慮這兩個語境。前數字時代則有所不同。我們在文章開篇就討論過一個關于經典的悖論問題，即用“經典性”支撐“經典化”、再用“經典化”反證“經典性”，這樣的往返回旋就像一個莫比烏斯環，往往會造成經典的神秘化以及經典生成的不可知論。在前數字時代，這個悖論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彼時的作者創作和讀者閱讀都是相對獨立和私密的行為，文學不是一個公共事件，也不面向所有的公眾開放。一部作品，從它在作者的腦海里孕育發生，到被完成、被投入市場，再被篩選、被考驗、被接受，直至最終被確立為經典，這個漫長的過程在時間的序列里單向度推進，我們無從考察每個環節的來龍去脈，也無法錨定每個重要的細節，只能借助一些關鍵的時間節點和事件節點來勾勒經典建構的路線圖，比如作品發表的年代、作品的印數和銷量、獲獎或評論記錄、研究性文章與主題爭鳴等。大概正是因此，在前數字時代，經典與記憶的異質同構性就尤為鮮明。簡而言之，經典是對過去經驗的承認和提煉，文學經典的生成就是一個選擇和“馴服”的過程。確定一部作品是經典，一方面要開掘這部作品的價值，另一方面又要接納和融匯這種價值，使之影響我們自身。通過記憶的展演（主要是教育），經典的地方性和特殊性被轉換為共同性和普遍性，它包含共享且被認同的歷史經驗、規范化的歷史解釋、高蹈主流的價值信念等多種意義，與集體性的身份歸屬密切相關，最終也將形塑遵守同一性的“記憶共同體”或“道德共同體”。

而在網絡文化的世界里，借助數字技術的加持，一切都變得“有跡可循”。網絡是有記憶的，“算法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依據我們在互聯網上留下的種種數字痕跡，算法可以回溯、描摹、理解乃至構造一個人的興趣品味、情感偏好，甚至是個人思想、價值觀念等構建自我的核心內容?？梢哉f，在前數字時代晦暗不明的某個事件過程，都有望被記錄、被追蹤、被分析，以致被抽象為某種規律或某個理論。在理論層面上看，經典的生成軌跡當然也能夠獲得。不僅如此，一個作者、一部作品、一場文學事件，其專屬的數字記憶可以產生，而且隨著事態的發展變化，舊的數字記憶會自動添加進“數字記憶庫”中，為新的數字記憶的生成提供資源，“用戶畫像”也會不斷更新。經典的動態生成性會在數字文化時代得到淋漓盡致的呈現。

在這個時代，經典以及我們看待經典的方式確乎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如果說傳統意義上的經典更多意味著過去的歷史和經驗，意味著精英意識、主流意識及其強制性的“同一性”意識，那這些權威和標桿在現實生活中無疑是被削弱、被消解甚至被解構了。傳統意義上基于時間和經驗的認同感已經被時效和直覺所代替了，今天是一個提倡注意力經濟的時代，而不是一個提倡慢美學的時代，以前的“精讀”“細讀”越來越不被歡迎，取而代之的是“快讀”“泛讀”，是“碎片化的閱讀”。大部頭的文學經典被束之高閣，瀏覽微博、刷微信、翻看電子書、聽有聲書、讀批評家的批評而非原著等，這樣的“速度式閱讀”成了閱讀形式的主流。因此，現在的“經典”幾乎可以與“時尚”相提并論，它與瞬息萬變的現實之間不再是一種脫節的尷尬關系了，經典成了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新的經典正在生成，這并不見得是個壞事。我認為，我們不能再固守舊有的概念和理論來闡釋新的問題和危機，要重新認識這個時代和社會，要有投向現實的勇氣。過去，我們常常講經典的傳統向度，今后我們應當更多討論經典的未來向度。經典是為未來而生成的，經典里蘊藏著國家記憶形成的奧秘。但至少到目前為止，經典問題還是一個未完成的問題。承認這一點，從梳理問題語境和概念轉型入手，我們急需邁出討論新經典問題的第一步，這也許就是本文的用意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