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這是一樁真實的事件。我陸續聽到的一些片鱗半爪，并不足以支撐我的寫作。當事者告訴我，他們什么也沒有做，就是在海邊跟三個女的聊了幾句，然后就被當地人稀里糊涂地揍了一頓。對此我是相信的。上世紀九十年代，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普遍還是很老實的，除了他們輕狂的內心和表達，實際上并不會去做太出格的事情。當然，當地人要難看城里人，甚至上來打他們一頓，似乎并不需要太正常的理由和邏輯。

我平生走遍了舟山群島中絕大部分有人居住的島嶼，對島嶼的想象沒有任何問題。我把自己放到某個島上，想象一個虛枉、輕狂又懦弱的年輕人在島上的可能的作為。在我的理解里，有這樣幾個東西，城市青年莫名其妙的優越感，從一開始發現外地女孩時的興奮、挑逗，到得知真相時的正義凜然，再到后面的落荒而逃，這才符合我所理解的城市青年的行為模式，當然也應該是這個小說的基本框架。

當我開始面對這個故事的時候，發現它是有問題的，我從什么時候開始寫？如果從馬廄島上開始寫，那么這三個人的人物塑造的空間就會非常局促。我決定從出發開始寫，留出余地，來完成這三個人的基本形象刻畫。但是，從一個讀者的角度來看問題，就會發現，他們看了半天，故事遲遲沒有發生，這非常糟糕。這是事件本身造成的缺陷，一切都是后置的，只有當暴力發生的時候，前面的敘述意義才會呈現。我當然不必從讀者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但這種未予及時兌現的感覺，讓我如鯁在喉。

三個城市青年中，馮禮的內斂、審慎、自私與朱海波的簡單、奔放、富有同情心的形象形成錯位。小說的第一人稱，放在哪個人物身上，頗費思量。畢竟這個“我”既要承擔講述者的角色，又要在故事中穿針引線，所以整個形象是偏弱的，他的性格介于馮禮和朱海波兩者之間，許多時候他的立場偏重朱海波一邊，對馮禮既欣賞又持批判態度，但在最后的暴力面前，我給予了濃墨重彩的描繪，同時也表達了本人秉持的基本態度。

小說中的大環境完全是真實的。出于現實的考量，沒有采用真實事件的實際地名。文中的島嶼名稱幾乎全都挪自舟山群島版圖，所以它既是虛擬的，又是真實的。這個真實也包括小說所描繪的城市化進程下的海島民眾的生活。我在這個故事中設置了一個情節，剛剛上島的年輕人去山頂上尋找實際上已經撤掉的鄉政府，表現出城市青年那種與鄉村人完全迥異的行為模式，因為想到鄉政府混吃混喝，把原本一次自發無聊的旅行，進行堂而皇之的內心安撫，這本身又產生一種莫名的荒誕感。

暴力是整個事件的高潮部分，當地人對闖入者的不解，好奇，敵意，以及種種的陰差陽錯和無中生有，前面已經作了相應的鋪墊，但暴力依然猝不及防。所有象征城市文明和身份的東西全部被扔到海里，這是一次完全徹底的洗劫，所謂的體面一擊而潰，面對暴力，他們不知在堅守什么，卻拼命堅守，各人不同表現帶來的精神背離。馮禮挨打后的置身事外，朱海波的連連求饒，都不是他們內心能夠接受的行為，他們無法自視，更無法接受這種懦弱卑微的表現，目擊者竟是他的兩個最好的朋友，這種精神打擊才是毀滅性的。

海上風暴在整個事件中真實發生過的，但要不要放到小說中來，也頗費思量，在我以往的寫作習慣里，故事在風暴前戛然而止似乎更好，但我最終還是寫下來了，把三個年輕人之前對島嶼的溫情幻想徹底摧毀，這個二度打擊對他們來說是致命的，原有的人生觀價值觀產幾乎重置，影響到他們接下來的人生選擇。在整個事件中，鄉政府一直是缺席的，但又若隱若現，比如兔子。在這個海上風暴中，終于讓我有了一點空間，稍稍來描寫一下這位馬廄島上唯獨有著官方色彩的人物，這個人物是我對鄉村現狀的一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