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0年11月，邵燕君首倡中國網絡文學的起始點應該定在金庸客棧①，因起源問題干系重大，后引發一系列爭論，也取得相當進展。與論者雖對具體的起點發生在何時何處各執己見，但仍達成一個共識：網絡文學是一種新媒介文學，對起源的判定要落在媒介問題上。不過，進展不僅是達成初步共識，更重要的或許是暴露了核心分歧——類型小說能否成為網絡文學的正朔。論爭的焦點在不自覺中已經從哪里才是網絡文學的起點，轉向什么樣的“文學”可以成為網絡文學的主潮。起源問題的討論若要得以深化，這一轉向自是題中應有之意。畢竟，起源問題首先是法統問題，文學亦不例外。

網絡類型小說不是通俗文學網絡版

“網生”已是共識，但為了走得更遠，我們有必要先弄清楚這一共識是如何建立的，以及它是否穩固。研究者對網絡文學媒介屬性的共同強調，目的是“為與紙質文學做區分，尤其是為了反抗將網絡文學僅僅視為通俗文學網絡版的傳統精英文學觀念”②。共識的基礎很薄弱，只是因為有一個共同的敵人，而非有一個相同的目標，甚至對互聯網根本的媒介特性是什么以及如何反抗傳統精英文學觀念對網絡文學的壓抑都不能達成一致。分歧正是從此埋下，特別是潛藏在對類型小說的不同理解和評價里。與論者中普遍存在的對以金庸客棧為起始點的排斥心理，恐怕就在于無法接受它所開啟的網絡類型小說生產機制成為中國網絡文學的正根、主線和未來發展方向，并試圖以另立起點的方式為網絡文學打開一種更豐富的可能性，以免網絡類型小說變成中國網絡文學的代名詞。

這應當是歐陽友權、馬季和許苗苗等學者共同的理論目標，并集中體現在賀予飛的質疑文章里：“網絡文學作為一個成熟的學術概念、學科與專業的發展方向，不應該被網絡類型小說的局部形態框定，網絡詩歌、網絡散文與雜文、網絡非虛構寫作、網絡少數民族文學等都應納入網絡文學的組成部分。”③網絡類型小說當然不能涵蓋網絡文學整體，但這并不影響它成為網絡文學的主潮。就理論層面，網絡文學要成為一個成熟的學術概念，當下的關鍵正在于提煉出它最具特殊性的內核，而非取消焦點并將之彌散開來。在經驗層面，這一目標也存在和現實脫節的問題，最大的難處是如何解釋在二十多年來的網絡文學實踐中，其他可能性都沒能結出碩果，產生最大影響力且最具獨特性的正是看起來和紙質通俗文學“家族相似”的網絡類型小說。

在否定類型小說的主導地位和金庸客棧的起點位置后，反對者并不能找到一個足以取而代之的主線，因此也無法確定一個具體的起點，只能將之泛化。如歐陽友權和賀予飛將起點定在北美華文網絡文學，馬季和許苗苗分別把起源落在1998年和2000年，都是安置在某一時期而不能確立某個原點。可就此而言，反對者似乎才是邏輯一致的，一直在堅持網絡文學不只是通俗文學——即使現實是不得不以類型小說為主，也不能忘記其他“更好”的可能。盡管，他們暫時也說不清未實現的可能性到底是什么。背后支撐這一觀念的理據是：類型小說雖有可觀之處，但終究是等級較低且價值有限的文類，不能將之作為網絡文學的正統和主潮，自然也就不能將它的開端作為起點。否則，就是網絡文學的“自甘墮落”，至少是“不求上進”。對文學價值的堅守值得尊敬，卻不免有刻舟求劍之嫌。須知，偉大文學的再生通常并非形式的死灰復燃，而是精魂的轉世重生。

許苗苗把以金庸客棧為起點視作“以通俗小說代替網絡文學整體，以小類型遮蔽大概念，閹割了網絡文學的豐富性”④的“故事說”便是墨守舊觀念的典型，因此也極有反駁的價值。首先，類型小說不等于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二分中的通俗文學。理解網絡類型小說要忘掉印刷文明構造的雅俗秩序和文類等級——不是取消雅俗，而是準備重建秩序。其次，任何時代都必然有最能體現該時代情緒與精神的文類，時代之文學也始終在變化之中，故而王國維將唐詩、宋詞、元曲與明清小說并稱為“一代文學”。對“一代文學”的提煉又豈是以部分代整體、以小類型遮蔽大概念所能形容？再次，絕不是某一文類繁盛，其他體裁便消亡了。它們當然是同時存在并共同發展，但這一過程中總有脫穎而出的，且恰恰會是在此前未能充分實現其可能性的文類。新的“一代文學”在前一時代甚至當時的主流文學觀念中往往還會由于慣習被視為低等文類——抱持既成的文學觀念貶低網絡類型小說才是對網絡文學豐富性的閹割。最后，網絡類型小說絕不能被等同于講故事，它和紙質類型小說的最大區別就在于通過設定打造了若干平行世界，幾乎是以文字的形式在構建未來人們可能存身其中的“元宇宙”（超越現實世界的人造世界）之雛形，而非僅僅在講故事。

對具有范式革命意義的網絡文學，研究進路應當是要盡可能地暫時屏蔽我們對“文學”的前見，從網絡的文學現象出發來認識它，并以此更新我們對于“文學”的理解，而非執一定見來框定網絡文學。無疑，今日對于類型小說、通俗文學乃至“文學”的普遍認識和整體理解，并非從來如此，更不是天經地義，而是建立在印刷文明的基礎上，具體來說，是在一百年來占據主導地位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實踐之上，甚至是在近三四十年來形成的“純文學”理念的覆蓋之中。在這一視野下，才會認為以類型小說為主潮是把網絡文學變成通俗文學網絡版，可能還會擔憂是否有與文化工業和商業資本妥協乃至共謀的嫌疑。然而，要反抗將網絡文學視為通俗文學網絡版的觀念，緊要處不在標舉其中存在的此前被視為嚴肅文學的體裁，而是反思印刷文學的雅俗秩序，并重新理解文學與大眾的關系。

這一反思在現代文學的研究者中早已開始。對通俗文學的定位關乎對整個中國新文學的理解，張志忠對此有積年的思考。他認為：“五四新文學是非常態的……這是中國作家應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特殊方式，是超常規、非常態，不是三千年文學的通例。”⑤質言之，現代以來的中國新文學并非文學的“常態”，而是在緊急狀態和極端條件下催生出的“異態”。這一非常態的文學成就巨大，更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且在新的緊急狀態中仍會被不斷召喚，但畢竟不可持久，也不能以之為衡量網絡文學的尺度。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認識網絡類型小說必須直面這一文學現象本身。在尋覓之后，今人或許會發現網絡類型小說不但與現代以來的文學傳統終將殊途同歸，更是與現代以前的文學經典有著相似的進路。

去中心化的互聯網和人人可說話的論壇

對中國網絡文學的考察要從互聯網的技術層面開始。這并非不言自明的，而是由大的歷史局勢支配的。的確，網絡文學是一種新媒介文學，但不能由此簡單推導出媒介性就是中國網絡文學的基礎性因素。以中國新文學對觀之，新文學也是一種新媒介文學，它的誕生有賴于現代報刊提供的物質和技術基礎。盡管如此，新文學之新主要不在新媒介，而在現代性。總體而言，中國新文學的現代性是外來輸入而非本土長成的，是在十分緊急的狀況下直接“拿來”的一套從技術、制度到觀念諸層面都已相當成熟的外部現代性，其后才是它漫長的中國化過程。在網絡文學誕生的1990年代，中國已擺脫了這一緊急狀態并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中逐步融入全球，更重要的是，中國網絡文學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基本與世界同步，甚至很快就是全球領先，不僅不是在海外成熟后移植本土，還最早開啟了國際傳播。因此，沒有什么現成的制度和理念可供借鑒，必須從技術層面自行生長，從最底下一點點長出來。

歐陽友權雖然敏銳地提及要從技術出發談論網絡文學的起點，提出“‘網生文學’需要兩個基本要件：一是技術基礎，二是文學制度”⑥，但他對技術的感知恐怕是不夠精確的。不是有了網絡，有了網絡上的文學，就有了網絡文學。以《華夏文摘》為起點的北美華文網絡文學仍是把互聯網作為新的便捷的傳播渠道，帶有從紙媒到網絡的過渡性，只能說是網絡文學的前史。許苗苗以媒介轉型的整體環境的形成來確定起點，將之定在“標志性作品判定、民眾心理期待、權威學術話語介入以及新聞媒體選擇等綜合方面”⑦都比較成熟的2000年，又是明顯的滯后。無論超前還是滯后，都是難以抓住互聯網核心媒介特性的表現。在互聯網誕生之初，被最早上網的先鋒文學作者寄予頗多期待的超鏈接、多媒體和強互動，倒確是互聯網的重要特性，但并非底層邏輯。最終，這些特性也不是以技巧實驗的方式存在，而是在標簽、同人圖/音樂/視頻和段評、章評等網文讀者日常使用的基礎功能里存身，且更集中地體現在電子游戲等新文藝形式中。

那么，互聯網根本的媒介特性是什么呢？為應對核戰爭威脅而生的互聯網，最底層的邏輯是去中心化——互聯網的基礎結構是按照“分組交換”的方式連接的分布式網絡，在技術上賦予了各個節點相對平等的權利。這一去中心化的底層邏輯在技術層面決定了互聯網不存在中央控制的問題，讓所有的參與者都有了說話的權利。印刷、廣播和電視等中心化的媒介，天然就是受絕對控制的，讀者、聽眾和觀眾都只能被動接受，很少能主動參與，即便有所互動也一定需要經過許可。對中心化的媒介而言，權威性是與生俱來的，也會很自然地被要求擁有與這一權威性相匹配的專業度。因此，中心化的媒介以少數精英為主導是必然的，整體處在一個自上而下的結構中，并始終面對著如何保持活力和維系信譽的難題。在這一背景下，如何讓大眾喜聞樂見的通俗化問題才會貫穿始終。

在結構層面，去中心化的互聯網是自下而上的由大眾主導的媒介。人人可說話的公共論壇是它最初也是最核心的應用場景。公共論壇是一個民主的場所，盡管可以通過種種制度設計不讓所有人說話，并努力追求一種更具智慧的集中，但那也只能作為補充。民主永遠是論壇的基本規則，大眾始終是論壇的主導力量。時至今日，互聯網的面貌已不同于初生之時，但寫在基因里的這一邏輯從未改變。網民日用的絕大部分重要的互聯網應用以及所有的文學網站都建立在為普通用戶賦權的基礎上，它們的生機和活力都來自活躍用戶的內容生產，全部是以公共論壇為驅動核心——此即是網絡為文學提供的新動力機制。相對于中心化的媒介，去中心的互聯網要自由和草根得多，并帶來了網絡文學的野蠻生長。野蠻生長首先是自然生長，多有野勁和生氣勃勃，少有人為的規劃和干預，才能突破原有的穩固的文學格局。可以說，自由自發的網絡論壇恢復了文學的原初動力，使文學的根基重歸于大眾。以金庸客棧為起點或有可商之處，但中國網絡文學的起源理應落在論壇模式中。

在局勢和結構清晰之后，就要在標舉出最具包孕—綻開意義的事件。換言之，在一眾公共論壇中，究竟哪一個最能代表中國網絡文學的論壇模式，進而能被確立為中國網絡文學的起點。對這一問題，邵燕君和我在《為什么說中國網絡文學的起始點是金庸客棧？》《不辨主脈，何論源頭？——再論中國網絡文學的起始問題》和《制作起源：中國網絡文學的五種起源敘事》中已經詳述。在此需要強調的是，以金庸客棧為網絡文學的起點絕非是在討論一個偶然事件，這一事件的意義要在局勢—結構—事件的序列中才能加以把握，同時也要求對網絡類型小說的價值有充分認識。而本文亦將不再聚焦于網絡為文學提供的新動力機制，而是進一步論述在這一生產機制中，網絡文學的主潮為何是類型小說。

從“藥”到“糧”：日常狀態下大眾主導的文學生產

中國網絡文學是在日常狀態下由大眾主導的，它的基本定位和原初動力與在例外狀態下將印刷媒介的精英特性發揮到極致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是相對的。不妨從謝冕在《輝煌而悲壯的歷程——〈百年中國文學〉總序》中的一番心血剖白說起：“中國大地在這一百年中被它人民的血淚所浸泡……一百年中國就充斥著這樣的悲哀，文學就不斷地描寫和傳達這樣的悲哀……憂患是它永久的主題，悲涼是它基本的情調。它不僅是文學的來源，更重要的是，它成了文學創作的原動力……不論是救亡還是啟蒙，文學在中國作家的心目中從來都是‘有用’，文學有它沉重的負載，原本要讓人輕松和休息的文學，因為這責無旁貸和義無反顧的超常的負擔而變得沉重起來。”在民族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百年中國文學成了啟蒙與救亡的“藥”。如俗話所說，“有藥必有毒”。作為療救社會的“藥”的沉重而嚴肅的中國文學，“一開始就在釀造著一壇苦酒。于是，上述我們稱之為的中國文學的大幸，就逐漸地演化為中國文學的大不幸”⑧。

如果說“五四新文學”乃至“百年中國文學”的關鍵屬性是“藥”，中國網絡文學的基本定位就是“糧”。所謂“糧”，不只是可有可無的消遣，更是人類固有的卻無法在現實中得到滿足、只有到文學藝術的夢境里去實現的“剛需”——人終究不只是此世的公民，同時也應當生活在想象的世界中。在緊急狀態以外的大多數時期，文學對社會來說應該主要是“糧”，而非“藥”。自然，網絡文學（文藝）之中并非沒有痛切的吶喊，微信、微博與抖音等社交平臺上對公共事件的關注和改變，正是文藝對現實的直接喊話，也是它固有的“群”和“怨”的功能的體現。這其實也是邵燕君和我把網絡文學的起點定在最能彰顯論壇文化的金庸客棧，而不是與網絡類型小說生產機制的誕生聯系更為直接和緊密的西陸BBS的主因。盡管如此，一個正常的社會是不能把“藥”當“飯”吃的。何況，吃“藥”正是為了有朝一日不吃——天下有道，則文學不議，這大概也是魯迅希求與時弊一同“速朽”的緣故。網絡類型小說就是大眾為自己生產的“精神食糧”，其中的主體更是人人皆可享受和制作的“大餅油條”，而非門檻高、產量少因此只屬于個別人的“玉盤珍饈”。

作為本時代最自然之文學，網絡文學的原動力是普通人被壓抑的欲望的大爆發。這一場文學變革的起點，不再是文化精英莊嚴的叛逆之詞，而是普羅大眾少經修飾的本能噴薄和欲望奔涌。最早的論壇時代的中國網絡文學就不是以先鋒姿態出現的，更走出了“百年中國文學”的憂患主題和悲涼情調，近乎處在一種無條件受本能愛欲支配的原初狀態。最能體現這一原動力的是1994年開始興起的、幾乎與互聯網時代一同到來的網絡情色文學。1994年10月13日，一位被稱為虎二爺的臺灣大學生利用實驗室設備自行架設名為Tigertwo（虎二站）的網絡論壇以發表情色文學，號稱“全臺灣第一個情色文學專業BBS站”。到1998年，臺灣網友元元（本名沈元）在美國的服務器上創立了向公眾開放的巨豆廣場，其中以情色文學創作和評論為主的元元討論區很快匯聚起大量海內外用戶，孕育了第一批超長篇網絡類型小說，也培養了最早一批網文大神。

在那個特殊的時間節點上，情色文學可以說是最具突破性，也是最具解放性的創作潮流。百年來積累下的小說類型中不得不以空白形式呈現出來的情色部分，一一被補足了，出現了一批獨特的情色武俠、情色歷史、情色科幻和情色玄幻小說。那些本該作為小說之有機部分，也是人類生活之必要部分的情欲描寫，全部被復活了。這些文學的“違禁者”，大膽闖越理性的法則，從而走出了20世紀的中國文學傳統，塑造了一個獨特的自給自足的文學世界——不是放縱自身欲望降低到動物層面，而是在文學的想象中去滿足和完成它。早期的情色小說創作為中國網絡文學帶來的不僅是一種動力和類型，更是對于文學也是人類原初狀態的回歸，甚至不妨說，重新改寫和定義了20世紀中國人的“自然權利”。在這里，情欲被重新承認為生命本來面目之一面，后來的網文作家也得以在正視它的基礎上繼續出發，經由文學與愛欲的階梯，再次向更高處攀登，并走出一條與此前過度壓抑狀態下非常不同的道路。

何止是情欲，有什么樣的人類欲望就會產生什么樣的小說類型。百種人吃百種糧，“我之蜜糖，彼之砒霜”也已是網文讀者的常識。文學之有類型，根基在于人類的生活和欲望是分門別類的。小說中的人，總是一個人類個體，一個有著專有名字的人，是這個或那個群體中的一員。作為一種從特殊性而非普遍性出發的人文技藝，文學是從具體的人類際遇開始的。譬如，網絡類型小說的第一個重大分類就是區分男頻和女頻，在討論人的時候，它首先把男人和女人的差異呈現出來，從不把人看作純精神的存在。類型的起點是人類的自然/社會欲望，某一類欲望固定的成體系的表達和滿足就是類型化。在這一視野下，嚴肅文學也是類型化的，無非是屬于更重要的類型，處理的是人類生活中被認為是最重要的活動——通常是政治活動和哲學活動。就此而言，我們如今使用的類型小說概念是狹義的，它關聯著的并非只是分類學的問題，關鍵還是高與低的價值分判。

在現代以來的文學評價體系中，類型小說指的通常就是關于人類生活中不太重要甚至是不太緊迫的那部分的小說。需要分辨的是，更緊迫的從來是低下的而非高貴的事物，比如吃喝拉撒。對現實的批判往往不得不與最低的東西糾纏在一起，處理的是最緊迫而非更高貴的命題。許多被視為嚴肅文學的作品，其實只是“問題小說”，難有更高的和持久的價值。拒絕被緊迫的社會問題所牢牢抓住（盡管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逃離）的網絡類型小說，其中的好作品處理的恰是更重要但不緊迫的命題，不但形式上會與現實拉開一定距離以求得一個更好的視角，目標也并非直接反映和改變現實。即便它會通過想象一個不同的、有時更好有時更壞的世界來映照現實，但重要的不是改造現實，而是制造夢境——盡管這一夢境有可能會在最新科技的加持下，以“元宇宙”的形式深深介入未來人們的生活。

需要承認的是，在自下而上的互聯網中，由于文學生產是大眾主導，自然會從最基礎和最普遍的人類經驗開始，整體偏向的還是較低的世俗需求而非更高的精神世界。這是它的宿命，即很可能被局限在某一類支離破碎的碎片化生活中而忽略了其他可能，特別是更高的、更本真的生命存在方式。過往對類型小說的批評就集中在它通向的只是快樂，卻忽視了更重要的人類事物，乃至為了身體的快樂傷害更為嚴肅的主題和真正的幸福。然而，這不正是人類生活的本來面貌嗎？有能力和機運去實現更高追求的永遠是極少數人。大眾主導的文學生產的普遍深度和高度并不會比社會的平均水平更深和更高，這首先是一種必須面對的現實情況，但并不意味著網絡類型小說就始終處在一個低下的位置，正視自身的欲望并滿足它，且從最低處開始，恰是攀登至最高處的正路。

文類升降與類型小說的階梯

從初生之日起，論壇中的文學就與絕大多數人認知中的“文學”有所不同。在最早成名的網絡作家李尋歡看來，中國網絡文學的誕生與球評的關系比小說更直接。在一個月撥號上網費一千五百元的1997年，花大價錢上網就是為了干在線下一直想做但做不了的事，比如和網友一起痛快地罵中國足協。對李尋歡來說，后來被視為他的代表作的“網絡酸文”，如帶有《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痕跡的《迷失在網絡與現實之間的愛情》反而是一直想要抹去的，真正顯露才華的是時政評論和足球評論。那些在最熱血沸騰，覺得最好玩的時刻寫下的東西，是諸如用王秀芝的“馬甲”發的一篇叫《和從良匪兵過情人節》的帖子⑨。這些難以被現代以來的文學體制收納和分類的各色帖子是“文學”嗎？答案是顯然的，它們只是不屬于某一種既有的文學分類方式。從論壇時代開始，網絡文學就在尋找著和新媒介相匹配的新的文學形式來落實有所變化的時代精神和人類境況。

李尋歡對自身創作的評判，特別是對似乎不正經的帖子的抬舉和把小說視為“不入流之物”的態度，當然是出自對個人創作生涯的回顧與總結，但也潛藏著一個極端重要的命題：在網絡文學興起過程中逐步發生的文類變革和升降。回顧最近一輪的文類升降，將小說從最邊緣文類抬升到文學最上乘的“小說界革命”，不就是因為小說對大眾有著最廣泛的影響力嗎？如果能在最深處打動絕大多數人的文學體裁變化了，新一輪文類升降的發生不是自然而然的嗎？現代文學確立下來的文學四大部類：詩歌、散文、戲劇和小說，在網絡時代顯然不可能一切如舊。如今，電子游戲、動漫和短視頻等新的文藝形式已在公眾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需求中占據重要位置。文學性可能不會死亡，但以文字為載體的文學，它的衰落或許不是危言聳聽。焉知一百年后，后人回顧今人所處時代的文藝狀況，會認為最有價值的是文學？

今日，至少在網絡文學的產業界和作者群中，普遍認為網文的競爭對手絕非傳統意義上的嚴肅文學，而是新的文藝形式。目前來看，在競爭“時代文藝”寶座的比賽中，也只有從電子游戲中學會如何構造一個平行世界的網絡類型小說，有與之分庭抗禮甚至略勝一籌的能力（盡管未來屬于電子游戲）。文學，作為一種文字藝術，它的表意功能要依賴邏輯性和想象力才能完成，必須經由作者的編碼和讀者的解碼，是不夠直觀的，也是有門檻的。純粹靠符號表意的文學在聲音、文字、視覺相結合乃至可以充分互動的電子游戲等更加整體的藝術面前，有著天然的劣勢，很難直擊人心。只不過在漫長的印刷時代，絕大部分讀者都只能“忍了”，并被訓練成一個合格的讀者。可讀者為什么一定要忍？說到底，人文世界中一切事物的顯隱與升降，最終都是要由人民大眾決定的。這一切催逼著“文學中人”回到文學的“初心”，去追問文學能為它的讀者，能為這個世界帶來什么不可替代的東西。

網絡類型小說給出的答案是打造文學的階梯：從最低下和最普遍的人類經驗開始，一直上升到最高處。相比抱持精英姿態的嚴肅文學，類型小說擁有接引大眾的低門檻；相比最為新穎因此也缺乏積累的網絡文藝，類型小說更有能力走向最高處。其實，網絡類型小說沒有那么低下，始終是高于生活的，長期流行的類型背后都有相應的宏大敘事。對歷史穿越小說而言，“民族—國家”或更古老的“堯舜之治”乃至“理想國”是它的“精魂”；對言情/耽美小說，背后的宏大敘事是各種形態的“愛情神話”；對西方奇幻以及部分東方玄幻小說，荷馬式的英雄史詩是敘事的“原本”；特別的是修仙小說，源自道教信仰的身體以至靈魂的不朽是它的終極追求。而具有宏大敘事的類型小說之所以看起來較低，一是普通作者的完成度不高，更是它坦陳自己在施展魔法，毫不遮掩這一點，并未將自身包裝為一種可能實現的理想未來。

沒有神話的現實是可悲的，也是令人難以忍受的。網文就是在講述新的神話，至少也是一種足以偽裝成宏大敘事的“小敘事”，典型的是都市小說。在網文的諸種類型中，都市雖然歷來是流行的類型之一，但也是最缺乏經典品質的類型。網絡都市小說多是一種“小敘事”，這類“小敘事”幾乎全部建立在高度分化的現代社會中各個細分領域的內部價值上。最常見的“官場文”“商戰文”“娛樂圈文”及近來頗為興盛的“兵王”“醫生”“學霸”等子類的核心敘事都是追求各自領域中的最高成就，如“商戰文”就以首富為目標，“學霸”最終要獲諾貝爾獎，至于職業成功之外的更高價值則不會追問到底。當然，此類“小敘事”在許多讀者看來已是人生的終極目標，因此似乎也攜帶了某種終極價值，并足以支撐起數百萬字的小說篇幅。

文學史的經驗同樣顯示類型化和與之匹配的商業化并不會妨礙經典的誕生。不談“四大名著”，就以被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視為現代西方“經典的中心”的莎士比亞為例。這個自斯特拉福鎮而來的未受過高等教育的劇作家，向來是在面向市場的劇場中工作，還與人合資修建了倫敦的環球劇場，退休還鄉時已儼然富家翁。無疑，莎士比亞得益于他同時代的劇作家們和繁榮的戲劇市場。大眾主導的文學生產不但以文學市場的方式將有天才的作家從蕓蕓眾生中打撈起來，更為之提供豐沛的文學資源和足夠的自由空間，并迫使他們走上一條自下而上的文學之路。莎士比亞何以在現代文學的眾神殿里被視為中心？原因有許多，但關鍵處大概在于，莎翁的作品包納了從最低到最高的人類生活，其中有“萬象生滅”——不只是有最高的生活（如哲學生活的澄明之境），更是在他所處的時代中，從最普遍的人類經驗開始，一路走到最高處，打通了從最低到最高的文學階梯。

這正是網絡類型小說走上的道路。除了“生而知之者”，絕大多數人都要“下學”方可“上達”，只有處理好最基本的人類欲望后，才有可能拾級而上，面對更高的嚴肅問題，乃至于奇跡般地抵達整全。我們有理由期待，好的類型小說不但會是“真正的國民文學”⑩，其中更有可能出現最整全和最偉大的文學。

【注釋】

①邵燕君、吉云飛：《為什么說中國網絡文學的起始點是金庸客棧？》，《文藝報》2020年11月6日。

②邵燕君、吉云飛：《不辨主脈，何論源頭？——再論中國網絡文學的起始問題》，《南方文壇》2021年第5期。

③賀予飛：《中國網絡文學起源說的質疑與辨正》，《南方文壇》2022年第1期。

④⑦許苗苗：《如何談論中國網絡文學起點——媒介轉型及其完成》，《當代文壇》2022年第2期。

⑤張志忠：《網絡文學價值觀評判之門外談》，載周志雄主編《網絡文學研究》第三輯，安徽大學出版社，2021。

⑥歐陽友權：《哪里才是中國網絡文學的起點？》，《文藝報》2021年2月26日。

⑧謝冕：《輝煌而悲壯的歷程——〈百年中國文學〉總序》，《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1期。

⑨參見邵燕君、李強：《中國網絡文學應該有類型小說之外的可能性——榕樹下前總經理、果麥文化創始人路金波訪談錄》，載邵燕君、肖映萱主編《創始者說：網絡文學網站創始人訪談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⑩何平：《好的類型小說是真正的國民文學》，《長江文藝》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