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1]文藝評論以文藝創作為討論對象，對創作進行思考、評論與總結，分析利弊得失，是文藝活動的重要一環，對文藝創作有不可或缺的促進作用。在江西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江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江西省作家協會、江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和江西省文藝學會等機構的推動之下，新世紀以來的江西文藝評論秉持守正創新的時代精神，有著穩步向前的發展態勢。

據不完全統計，新世紀以來江西文藝評論家發表在各類報刊上的文章達到幾千篇，公開出版的評論著作數以百計。江西文藝評論家深入探究作家筆下的江西地域風景、對時代文藝熱點持續跟進，具有鮮明的批評意識與反思意識，發出的聲音堅定有力，在全國文藝評論界占有一席之地，成為不可忽略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對江西地域風景的深入探究

毋庸置疑，江西作家創作的作品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征，許多優秀作品都是在江西本土文化的滋養下脫胎而生，作家有其獨特的精神棲息地，如鄱陽湖之于陳世旭，景德鎮之于胡辛，贛南之于溫燕霞。探究江西作家筆下的紅色風景與鄉土景觀，成為江西文藝評論家重要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如李洪華、徐麗萍評論客家女作家溫燕霞的小說創作時，認為她作品里有著“流淌于血液中的鄉土詩情”[2]；何靜、蔡海波論述胡辛作品里的陶瓷文化情結，“陶瓷文化情結當是胡辛三地創作中最纏繞、最執著也最有新意和獨創精神的難解情結”[3]。將手中之筆指向本土地域文化的并非個別作家，而似乎是江西作家的一個共性。因此當龔奎林用“地域文化的探尋與自我主體的建構”來呈現新世紀二十年的江西詩歌發展主脈，袁演用“深耕鄉土題材書寫 內觀人文精神世界”總覽江西散文二十年的創作概況時，我們會覺得如此描述恰當且準確。

紅色景觀與鄉土景觀構成了江西地域風景的主體面貌。評論家對作品中的地域風景進行論述時，并非一味以文本中的地域文化描述為根本，而是以其為出發點，對江西地域文化進行縱深拓展。紅色是江西地域風景中的主色調，在江西這塊紅土地上發生過太多感人至深的紅色革命故事，江西文藝評論界對紅色文藝興趣頗濃。由于紅色文藝中的革命歷史題材作品擁有較多受眾，因而也得到評論界更多關注。

江西革命歷史題材作品層出不窮。距今較遠的專題片《共和國之魂》（精編八集，1997年）播出后影響較大。這部專題片以史詩般的壯麗說明井岡山是革命的搖籃，井岡山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它超越時空，成為人類共同追求自由、解放、幸福、進步的精神財富。[4]近年來江西紅色戲劇精品迭出，相關評論亦精彩紛呈。2021年4月5日，由江西文演集團、江西省歌舞劇院、南昌交響樂團共同推出的大型扶貧題材民族歌劇《山茶花開》在省藝術中心大劇院演出。歌劇講述了第一書記唐猛感人至深的扶貧故事。盧川認為該劇用音樂展開，其戲劇性由敘事、抒情、沖突和色彩有機結合。[5]蘇勇則認為該劇“延續了中國民族歌劇的傳統，對人民性抒寫進行了有效的探索”[6]。2021年6月23日，大型雜技舞臺劇《山上那片紅杜鵑》在南昌首演。該劇是江西省首部紅色體裁雜技劇，講述了中國工農紅軍隊伍里一批女戰士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念與執著追求。雜技劇上的舞臺表演極具視覺沖擊力、情境感染力，適宜表達黨史中的傳奇。這部雜技劇是“一部將雜技和戲劇、敘事和抒情、悲劇與崇高、審美與教育等高度融合的精品力作”[7]。2021年6月30日，紅色話劇《支部建在連上》在井岡山上演，話劇呈現了“三灣改編”“水口建黨”等重大歷史事件，表現出中國共產黨人探索出“支部建在連上”的偉大創舉，“揭示出‘支部建在連上’這一人民軍隊制勝法寶的內在機理和實踐偉力”[8]。江西的革命歷史題材作品具有鮮明的本土特色，與之相關的紅色文藝評論也隨之具有較高識別度。

因革命歷史題材作品百花齊放，江西評論家將這類題材影視劇的“在地性”、拓展與創新作為論述對象，如趙慶超《新世紀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劇“在地性”征候考辨》[《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和胡辛與何靜合作的《論江西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劇的拓展與創新》（《江西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等。這類論述有助于讀者明晰紅色文藝的創作機制，為我們深入理解紅色文藝提供思考角度。

脫貧攻堅題材文藝作品延續了革命歷史題材文藝作品中的紅色血脈。2021年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實現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起步之年，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歷史性地解決了貧困問題，體現這一偉大歷史進程的文藝作品大量涌現，如《山海情》（2021）、《江山如此多嬌》（2021）和《花繁葉茂》（2020）等。我省文藝評論家對這類作品有所討論，如江臘生、張振強《脫貧攻堅題材小說的美學追求與反思》（《中國文學研究》2021年第3期）和童孟遙《聞得蕊香陣陣，知是花繁路路——淺談2020年扶貧題材電視劇的特點及創新》（《影劇新作》2021年第4期）等。這些評論文章猶如一面面紅色旗幟，在江西這片紅色土壤上迎風飄揚。

鄉土景觀是江西地域風景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城市文明的襯托之下，人們愈加懷念那些貼近鄉土自然的田園牧歌式生活，這些成為江西作家尤其是散文作家的創作素材。新世紀以來江西散文蔚然成勢，一部部精品力作匯聚成獨特的江西散文現象。“江西散文在發展過程中，深受地域傳統文化的諸多因子熏陶。”[9]其中，劉華走向江西的田野大地，“以執著而謙卑的姿態尋訪散落在贛鄱大地的古村舊俗，書寫來自大地深處的生命律動”[10]。作家胡平的出現，使得江西報告文學橫空一躍達到全國水平。胡平以知識分子的故土情結表達自己對故鄉的關心，他的景德鎮書寫“體現出明顯的民間視角與獨立判斷”，展示出民間的生機與活力。[11]正如李洪華所言，“江西鄉土小說作家立足于贛鄱大地，不但描繪了濃郁的地域風情，傳達出多元的本土文化，而且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個性與風格，如陳世旭的凝重厚實、熊正良的奇詭悲愴、傅太平的平和沖淡等，都已成為當代文學中一道不可忽視的亮麗風景”[12]。

為什么作家和評論家的筆觸都指向江西地域風景呢？因為他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為它立說立言，是一種表達熱愛的方式。愈是貼近鄉土地域文化，愈加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作家的地域文化書寫多為作品表達的一個側面，評論家將這個面向展示在人們眼前，讓讀者更好地理解作家作品，更深入地了解作家筆下的江西地域風景。

二、對時代文藝熱點的持續跟進

對文藝熱點的持續跟進離不開宣傳陣地的長期建設，江西文藝界有自己的宣傳陣地。1988年2月，江西省文聯主管期刊《創作評譚》創刊。期刊融作品和評論為一體，具有擔當精神，以打造“文藝贛軍”為己任。2014年10月，《江西日報》開辟文藝評論板塊，密切關注文藝熱點。另外，江西文藝界緊跟時代發展趨勢，在新興媒介如微信公眾平臺宣傳江西文藝，比較重要的微信公眾平臺賬號有“創作評譚”“江西文藝”“江西文藝評論”等。

在傳統紙媒與新媒介的雙重助推之下，影視文藝和網絡文藝受眾面較廣、影響力較大，容易形成文藝熱點。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反映重大革命歷史的文藝作品《覺醒年代》火爆出圈。作為慶祝建黨百年的獻禮之作，這部聚焦新文化運動和建黨偉業的劇作在歷史話題和現實訴求之間實現了無障礙交流，喚起跨越時空的共鳴。[13]江西文藝評論界對電影、電視的評論文章較多，但許多文章停留在觀后感式的直觀記錄，精品較少。影視文藝評論的高質量發展應早日提上日程。值得慶幸的是，一些文章緊跟時代發展趨勢，對特定現象進行評論，具有較大的學術價值，如袁萍、齊林華《“新生代”電影敘事嬗變的三個維面》（《江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11期)，韓春萌、陳麗《當前江西微電影創作的“三化”傾向》（《南昌師范學院學報》2017年第6期）和唐冰炎《圈層文化與近年國產IP影視劇發展流變》（《電影文學》2021年第18期)等。

廣播劇也是具有時代特征的文藝形式。21世紀前后電臺廣播風靡一時，廣播劇是較為熱門的聽覺藝術，廣受聽眾喜愛，對廣播劇的評論也隨之產生。溫燕霞的廣播劇《袁庭鈺的故事》《正氣歌》《鐵窗英魂》《大禹的傳說》《馬克思的一天》榮獲“五個一工程”獎，在全國影響力頗大。這些聽覺藝術作品在當時是不折不扣的文藝熱點。吳海將《鐵窗英魂》視為“催人淚下的歷史悲歌”和“激越高昂的時代壯歌”[14]。劉家思聆聽《馬克思的一天》后，認為它具有“強烈的藝術效果和巨大的藝術震撼力”，是“一曲共產主義者不懈追求的理想之歌”[15]。在聽覺技術日益發達的當下，大眾的聽覺消費需求更加多樣，廣播劇仍有比較廣闊的發展空間。2022年5月，江西省廣播電視臺等單位創作出四集廣播劇《信念樹》。作品講述江西瑞金華屋村村民在黨的引領下將落后小山村建設成為美麗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故事。“創作者站在當下去回望歷史，來觀照當下，在‘信念’這個主題下，讓歷史與現實藝術交織、深情相融。”[16]“廣播劇《信念樹》以全新的視角回望紅色歷史，為廣大聽眾奉獻了一部融思想性、藝術性和可聽性于一體的精品力作，為在新時代繼續講好蘇區人民聽黨話、感恩黨、跟黨走的感人故事，作出了成功的藝術探索。”[17]

江西的網絡文學起步早，迄今為止經歷了自由生長、付費閱讀與流量為王的發展過程。[18]網文作家數量多，已具有一定成績者據保守估計有五六百人。江西網絡文學評論緊跟時代步伐，穩步發展，幾乎每年都有關于網絡文學的評論文章見刊。

網絡文學的發展具有較強的動態性。針對不同的網絡文藝現象，江西文藝評論家回應時代召喚，發出了自己響亮的聲音。葉青、熊江鵬《互聯網與文學的未來》(《江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12期）討論互聯網對未來文學的影響，認為基于互聯網的網絡寫作具有非功利和民間化特點，顛覆了傳統文學的準則和規范，文學很可能由此獲得重新發展的契機。江臘生《網絡文學研究生態的檢視與思考》[《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談論了網絡文學研究生態，認為網絡文學批評具有情緒化特征、重技術輕審美等問題，網絡文學研究應擺脫浮泛，冷靜地感悟文學的美學魅力，摒棄抽象而機械的網絡批評術語，創作出富有文學意味的網絡文學批評。

新的網絡文藝現象一經出現，便得到了我省文藝評論家的關注、分析與批評。新世紀以來，網絡博客成為文學傳播新時尚。詩人借助網絡博客重新承擔“文以載道”的社會功能，“扭轉了大眾消費時代日益淪喪的精神滑坡現象”[19]。網絡文學誕生后迅速走向了商業化、產業化的發展道路。黃贊梅、王茜對此評論道，商業化網絡文學消費不是馬克思所認為的真正的休閑活動，它沒有促進人的發展，而是使人異化、退化。[20]近幾年，隨著整個社會風氣的改變，人們對網絡文學懷著更大的包容與更多的理解，網絡文學的積極面得到人們的重視。蘇勇認為現實主義不可缺席網絡文學，“我們不僅需要用來娛樂的‘爽文’，還需要有助于提升道德情操、精神境界、人格內涵的作品”[21]。

網絡文藝評論受時代大潮影響頗大。在新浪博客流行的時期，博客化批評受到江西文藝評論者的關注，周秋紅等在《淺議博客化批評》[《現代語文》（文學研究版）2007年第5期]中認為，博客為網絡文藝評論提供了新的發展契機，很可能為網絡文學評論展現出一個穩固的陣地和一個嶄新的未來。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新媒介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篇幅較長的博客化批評被短小精悍的微博評論取而代之，豆瓣評分似乎成為一些人衡量文藝作品高低好壞的一個參考標準。而人們青睞的文學創作與文藝評論陣地從博客轉移到微信公眾平臺，相關作品與評論在朋友圈刷屏成為新時尚。這說明網絡文藝評論具有時代特性，在重新回顧針對特定網絡現象和作品而寫作的評論文章時，我們一定要回到當初的網絡文學語境，如此才能有較為全面的理解。

針對時下爭議頗多的人工智能文藝，江西文藝評論界貢獻了比較合理的思考角度。人工智能在現代技術的強力支持下高歌猛進，棋弈、寫作、繪畫、書法、歌唱等領域均有人工智能機器人的身影。因此出現了迥異于人類文藝的人工智能文藝，呈現出新異的審美形態。就如何對待人工智能藝術，詹冬華指出，“人工智能與人類的文藝創造活動并不構成真正的沖突，兩者可以同時并存，彼此互融促進，共同將文藝事業推向繁榮”。人工智能藝術的出現使那些因襲重復的作品被淘汰，藝術家也可以適當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助力人類文藝創作。然而在享受科技帶來的便利之時，還應高度警惕工具理性的僭越與褫奪。在科技高度發展的當下，我們應充分發揮文藝批評的功能，對人工智能文藝進行甄別與解讀，使其參與到人類藝術發展進程之中。[22]

江西的影視文藝評論與網絡文藝評論，及時跟進文藝熱點，具有鮮活的時代印記，與時代同頻共振、協同發展。

三、鮮明的批評意識與反思意識

文藝批評要褒優貶劣，激濁揚清。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僅將文化戰線放在與軍事戰線并列的位置之上，還對文藝批評的原則與立場進行了強調，即我們的批評應對含有不良觀念的文藝作品給以嚴格的批判和駁斥。[23]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說，文藝評論家應“對各種不良文藝作品、現象、思潮敢于表明態度，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敢于表明立場，倡導說真話、講道理，營造開展文藝批評的良好氛圍”[24]。文藝評論應具有清醒的批評意識，要對不良文藝現象進行剖析與批判，從而成為引導創作、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

江西文藝評論家堅定立場，對文藝低俗化、庸俗化、媚俗化（又稱文藝“三俗”）傾向進行批評。賴大仁認為文藝“三俗”背后存在文藝特性與功能的觀念誤區、“文藝大眾化”的觀念誤區、文藝“產業化”的觀念誤區和文藝批評的觀念誤區。對上述文學觀念誤區進行反思與剖析，有助于跳出誤區，扭轉文藝“三俗”之風。[25]

賴大仁在文藝評論領域深耕幾十載，碩果累累，思想深邃。2005年，針對當代文壇“余秋雨現象”反映出當代文學批評存在的理論匱乏和媚俗跟風問題，唐冬琳、賴大仁認為應以中西文論資源為用，強化批評家的批判意識和獨立的理論品格。[26]2009年，為反對所謂“聰明人”所說的“文學已死”“小說死了”的說法，賴大仁撰寫文章《也談小說“死”與“生”》（《南方文壇》2009年第6期），以充足的論據、嚴密的邏輯和諷刺的筆法駁斥了上述說法。2016年，美國民謠歌手鮑勃·迪倫獲諾貝爾文學獎，我國文藝界一片嘩然，這一世界性的文學事件對現有文學觀念產生了巨大沖擊。賴大仁認為，迪倫獲獎能沖擊習以為常的文學觀念，促使人們轉換角度認識和理解文學。當今仍有必要堅持現代性文學觀念，但不必拒斥其他文學觀念，應以“秉持而不保守”“開放而不迷失”的態度去對待當下多元并存的文藝狀況。[27]隨著我國“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我國文藝也亟須“走出去”。賴大仁從“注重文化先行 發揮文藝積極作用”“打造文藝精品 實現文化、經濟雙贏”和“講好中國故事表現共通文化價值觀”[28]三方面提出了中國文藝走出去的總體思路。

江西文藝評論家中富有批評銳氣者還有蘇勇。閱讀《套路化豈能橫行市場》（《光明日報》2017年9月13日）、《現實主義豈能缺席網絡文學》（《光明網》2018年8月16日）和《該給報告文學“補補鈣”了》（《光明日報》2019年4月10日）等文章，可以看出蘇勇的文藝評論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敢于對文藝現狀提出批評意見，閃耀著理性光芒，有助于文藝創作與社會風氣的健康、有序發展。

文藝不能在喧嘩吵鬧的市場洪流里迷失方向，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能充滿銅臭氣。但一些文藝工作者卻罔顧社會效益，一味追求經濟利益。針對這一現象，葉青認為“市場只是文藝作品傳播其審美與精神價值的途徑與手段，不是目的，更不是終點”，“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追求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是文藝工作者應有的責任擔當與選擇”[29]。上述文藝評論文章針砭時弊、激濁揚清，用積極的文藝批評引導文藝的健康發展。

文學批評也能成為批評的對象。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批評一直受人詬病。顏敏認為“在當代文學地形圖上，最為落寂的當屬文學批評”，“文學批評業已成為一種圈子化的精神游戲”。職業批評不愿面對復雜社會現實，缺乏思想激情和社會責任感；媒體批評停留于個體性的閱讀感受，迎合作家，忽視社會讀者，傳播作品的出版信息淪為“文學廣告”。文學批評面對自身邊緣化的現狀似乎無動于衷，文學批評喪失了它應有的社會文化功能，在自我封閉的圈子里熱鬧非凡、自說自話。其影響局限在文學場域，很難激發普通民眾的閱讀欲望，更不必說為社會提供思想啟迪與精神洗禮。[30]蘇勇《問診文學批評的現狀與格局》（《光明日報》2016年6月20日）也提到文學批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公信力缺乏、解釋力蒼白、主體性喪失的問題。

指出文學批評的諸種問題固然重要，更為需要的是解決問題的思路與方法。賴大仁就文學批評的諸種問題著書立說。著作《當代文學批評的價值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聯系當代文學批評實踐，對當代文學批評的價值立場與價值觀念進行理論探討，提供了具有指導意義的批評方法。在《重建文藝批評的主體精神》（《光明日報》2015年3月30日）一文中，賴大仁認為文藝批評容易在對西方批評理論思潮的過度追逐中迷失，容易在文藝市場化發展潮流中迷失，容易在大眾媒體的眾聲喧嘩中迷失，因而有必要重建文藝批評主體精神，重新認識文藝批評的特性與功能，重建文藝批評本身的自覺與自信；重新認識文藝的精神價值，重建文藝的審美理想與價值信念；重新認識中外文藝批評傳統及特點，重建本土文藝批評的自覺與自信。在《論當代文藝批評的“批評力”》中，他認為當代文藝批評實質上是“批評力”不夠的問題，“文藝批評不能僅僅關注個別文藝現象”，“文藝批評要發現時代最好和最需要的思想與精神價值”。[31]詹艾斌發文拒斥文學批評的相對主義，因為以極度多元為代表的相對主義的批評形態嚴重制約當代文學批評的持續健康發展，迫切需要“以馬克思關于人的思想的學說作指導的文學批評”[32]。賴大仁和詹艾斌的論著圍繞文學批評應當如何展開論述，為我省文藝評論家提供了方向指引與理論指導。

由此可知，批評家對文藝作品和文藝現象進行評論時，文藝批評自身也可以成為被批評的對象。對文藝的批評和對文藝批評的反思，都是文藝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江西文藝評論家對當下中國的文學批評進行深度思考，充分顯示出他們的批判精神、社會擔當和人文關懷。

四、結語

從公開發表的論著來看，作為文學活動的兩翼，江西文藝評論與文藝創作并未真正做到協同發展、比翼齊飛。主要表現有：其一，文藝評論更關注單部作品的文本分析，對特定時段或者文藝現象的整體觀察遠遠不夠；其二，文藝評論文章雖然數量眾多，但讀后感式的評論大行其道，高質量的評論文章為數不多；其三，文藝評論隊伍中仍然是“50后”“60后”“70后”在支撐文藝評論大廈，而“80后”“90后”“00后”新星較少，年青一代缺乏青年人應有的一往無前的批評銳氣，缺乏“片面的深刻”之語。

總之，新世紀以來的江西文藝評論雖有所成就，但若要在未來取得更大成績，仍需要在評論對象、文章質量與隊伍培養方面持續發力。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相信經過富有成效的持續努力，江西文藝評論與文藝創作的比翼齊飛指日可待。

注釋：

[1]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

[2] 李洪華、徐麗萍：《女性意識、鄉土情結與戰爭美學——論溫燕霞的小說創作》，《芒種》2015年第11期。

[3] 何靜、蔡海波：《論胡辛創作的陶瓷文化情結——從〈昌江情〉到〈瓷行天下〉》，《創作評譚》2020年第5期。

[4] 俞向黨：《〈共和國之魂〉的歷史意義和時代精神》，《江西社會科學》1997年第12期。

[5] 盧川：《茶嶺唱響詠嘆調》，《江西日報》2021年4月15日。

[6] 蘇勇：《人民性抒寫的有效探索》，《江西日報》2021年4月15日。

[7] 蘇勇：《紅色雜技劇的邏輯與可能——兼談雜技劇〈山上那片紅杜鵑〉》，《雜技與魔術》2021年第6期。

[8] 李滇敏：《軍魂鍛造這里開端》，《江西日報》2021年7月1日。

[9] 袁演：《江西散文：以獨立的敘述精神穩步前行》，《文藝報》2015年9月14日。

[10] 李洪華、萬麗君：《大地的律動與文化的自覺——劉華創作論》，《南方文壇》2021年第1期。

[11] 張國功：《在愛與“恨”中思考——論胡平的江西書寫》，《創作評譚》2022年第1期。

[12]李洪華：《古典韻致與現代焦慮的變奏》，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33頁。

[13] 沈魯：《〈覺醒年代〉：首先是教育的覺醒》，《教師博覽》2021年第20期。

[14] 吳海：《是悲歌 更是壯歌——評廣播劇〈鐵窗英魂〉》，《聲屏世界》2001年第6期。

[15] 劉家思：《鑄造共產主義理想與追求的精神之魂——評三集廣播連續劇〈馬克思的一天〉》，《聲屏世界》2003年第6期。

[16] 李滇敏：《用宏闊視角詮釋“信念”的永恒意義》，《中國藝術報》2022年5月11日。

[17] 葉青：《〈信念樹〉：傳承紅色基因的廣播劇精品》，《中國藝術報》2022年5月11日。

[18] 彭民權：《從自由生長到流量時代：新世紀江西網絡文學二十年》，《創作評譚》2022年第2期。

[19] 龔奎林：《媒介生態視野下的新世紀詩歌論——基于網絡博客和報刊雜志的視角》，《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

[20] 黃贊梅、王茜：《商業化網絡文學消費是真正的休閑活動嗎？》，《湖南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

[21] 蘇勇：《現實主義豈能缺席網絡文學》，光明網，2018年8月16日。

[22] 詹冬華：《非生命性的擬幻象——人工智能文藝創作的“限高架”》，《創作評譚》2020年第1期。

[23]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7年，第81—82頁。

[24]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

[25]賴大仁：《文藝“三俗”背后的觀念誤區》，《創作評譚》2010年第6期。

[26] 唐冬琳、賴大仁：《從“余秋雨現象”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隱憂及其建設》，《貴州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

[27] 賴大仁：《鮑勃·迪倫事件讓我們反思什么》，《中國文學研究》2018年第1期。

[28]賴大仁：《中國文藝“走出去”探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9年11月11日。

[29]葉青：《文藝：面對市場的當下思考》，《光明日報》2015年2月16日。

[30]顏敏：《當代文學批評的癥候分析》，《文藝報》2013年11月29日。

[31]賴大仁：《論當代文藝批評的“批評力”》，《文藝報》2015年5月13日。

[32] 詹艾斌：《拒斥當代文學批評的相對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5月23日。